第16章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使用（2/2）
《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作者：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2017-04-13 11:17
决定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评价标准还继续维持着前资本主义的标准。拥有土地是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志，而从事手工劳动，特别是为雇主干活是最低微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享有可观的社会地位，而完全不从事劳动的人所享有的威望则更高。雇佣工人的地位大大低于独自从事手工劳动的人的地位。而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民却有着最高的声望。但是，工人的收入未必低于用谷物交税的佃农，实际上雇佣工人的收入可能超过了用谷物交租佃农的平均所得。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正是因为工资雇佣者的较低社会尊严使支付略高的经济报酬成为必要手段，以吸引足够数量的雇佣劳动者。
在印度，农村的结构依然受到种姓等级制度的强烈影响。虽然种姓没有在社会地位的排序中起到决定作用。但它却确实影响到土地所有权和对所有制的态度。一些婆罗门教徒根据教规被禁止从事耕作，于是他们广泛地将此教规解释为对所有农业手工劳动的控诉。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的一些非常贫困的人将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给佃农，或者让农庄中的农奴耕种。由于奉行如此严厉的种姓排斥，这些人也可能更深地陷入贫困，但信奉宗教的这种牵制行动却可能提高村民对他们的尊重。
一般地讲，虽然在南亚，甚至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等级上升或下降的可能性，但每个人都出生在乡村等级社会已确定的地位中。除非政府分给土地，缺乏土地、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工人很少得到地位上升的机会，而且在上升的、极其缓慢的进程中还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地位的下降却比较容易。通常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还有两只小公牛和一些流动资金。他可以通过租借的形式获得一小块土地，或者用现金向土地出租者租用土地。但往后作物的歉收可能迫使他把牛卖掉，打临时工以维持生计。他甚至可能沦入受契约束缚的劳动者群，充当为债权人劳动的农场雇工。
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形，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年代中，一些穷人曾揭竿而起试图反对这一方式，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总体上，乡村结构呈现出稳定和阻止变化的异常状态。这种情况部分地可用轻视体力劳动的烙印进行解释。不论多穷的地主也企图进行一些调整，用以减轻被盘剥者的贫困。佃农也觉得没有必要与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保持利益上的团结一致。
不存在局外人可能预料的那种对放债人的仇恨心理。放债人并不总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虽然当放债人是非本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时，他可能是，且向来往往是愤怒的目标，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受到欢迎的。债务人可能对放债人的借款条件牢骚满腹，但放债人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比各种信用机构更为合理的服务。
乡村结构缺少真正的变化是由乡村本身的内部各种不同利益的冲突造成的。这些不同利益趋向于互相平衡并最后达到折衷妥协。例如，在南亚许多地区为市场提供可观市场份额的农民地主有明显的理由支持农产品保持高价。但在另一方面，出售极少量农产品，甚至在青黄不接时需要购买粮食的小农户和佃农，对食品的价格持有与地主完全相反的看法；而且没有其他的集团持有与从低廉的价格获益的无土地劳动者相同的观点。在涉及工资等级时，上述对立的利益也影响着无地农民。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或租用土地的人也可能雇用他人帮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但当他们被雇用时，又希望得到最高的工资。
甚至土地改革本身也未能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两极分化。土地少得不必担心土地会被没收、再进行重新分配的农民和反对将土地转交给农业工人的改革建议的那些人同心协力。这些农民担心，土地的再分配会使他们在农忙季节雇用工人的工资上升。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会使乡村中统治集团的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没有土地的工人们希望获得土地的愿望。特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除最下层阶级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齐心协力地阻挠被剥夺者获得地位与尊严，因为被剥夺者的这种努力被典型地视为对种姓制度的无耻亵渎。
所以，事实上，南亚的乡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单元，在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紧张的局面。虽然这些紧张关系以某种维持平衡的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可以想象，这些紧张关系可能会以某种爆炸的方式重组这个单元。这一现象可能不会自发地产生，但却会在外界有力的冲击下实现。
南亚村庄的制度结构从古代的封建制度，到当前互相制约集团的这种演变，已经对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已经介绍的情况，显而易见，该地区的状况不适用于西方经济分析的通常模式，这一模式有个含蓄的前提：大量的经济活动面向市场交易，因此生产和交换能根据合理的经济核算进行讨论。在西方所惯用的维持或固定农产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或改进市场的方法，在南亚地区几乎毫无效果。虽然粮食作物可以向非农业人口销售，但一般地讲，销售并不借助于价格体系的作用。地主和放债人是榨取传统农业产品的工具。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不会产生刺激作用。与此相反，所出现的这种方式严重削弱了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劳动效率，或者通过资本投资增加产出的形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力量。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南亚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成员——用谷物交税的佃农的情况，就可以深深地理解南亚农业的“准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幸结局。佃农土地使用权的无保障性剥夺了他们提高产出的积极性。甚至一些比较快速收益的方法，例如化肥的使用，也没有满足庄稼最基本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地租的变化没有与净收益挂钩，而是以毛产量为转移，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一制度对精耕细作有一股强大的内在阻力。由于地主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可观的收益，所以他也没有强有力的投资动机。总的来讲，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满足于他们的土地所生产的一切。而无意去增加它们的产出。
在南亚，将土地交给非农业的所有者，或者交给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的转移过于频繁。这种频繁的转移意味着土地将由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来耕种，而与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他们缺乏改良的动机与能力。与此同时、南亚乡村中的社会等级体系阻碍了通过有效的使用工资劳动来提高生产。由于鄙视劳动的习俗使得雇用工人在开始就十分困难，雇主也不愿意迫使他的工人辛苦的工作。一些人宁愿凭借小得可怜的租地过着半饥饿状态的生活，也不愿从有工资的就业中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
综合以上的分析，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趋向于抑制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刺激作用。这些因素还促成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收租人在没有为增加剩余的可能性提供必要资源的情况下，从农业中获取了剩余。这些因素还阻碍了仅依靠现存的劳动力资源，甚至本需要增加其他因素供给的状况下可以完成的精耕细作。考虑到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妨碍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努力提高农业产量的各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南亚的传统农业专家所完成的工作并不坏。
十分清楚、南亚传统农业的社会和体制环境大大地助长了鄙视生产劳动的习气。同时很难得到有关实际工作的人数，他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的统计分类资料。一些南亚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只有有关它们的人口规模的模糊概念。即使我们对参加工作的比例和影响这种比例的力量的认识不够完整，但看来有效地参加工作人员的比例较低，何况这一比例至少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可能还有下降的趋势。
世界上的所有农民，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季节的影响。在一年的某些时候，如种植和收获季节，农民的工作时间比其他时间较长，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大。在南亚，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是同期性的。在农忙的时候，一些非正式的农业劳动力也会投入田间的劳动。但南亚所有从事耕作的人，在工作年度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一个研究印度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一年中至少有2—4个月的休息时间。另一项在50年代中期的研究表明，在印度的农业劳动力中每年有4—6个月的季节性失业。
显然，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少量土地所有者，以及仅在一定的时间雇用劳动力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参加劳动的比率较高。在许多实例中、为偿还债务而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农场工人，在空闲的季节可能从事家务劳动和国内的义务性工作。
在南亚的部分地区，一个农业年度往往分成旱季和雨季。当农业生产受到季风控制的时候，工作的方式也将不完全地受到季节的影响。气候周期对劳力使用的影响会通过庄稼种植的方式得到调整。甚至在一些由于气候恶劣、庄稼的种植方式难有一点伸缩性的地方，在淡季也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可做，以改善生活条件。乡村地区的许多工作，诸如住房、道路、卫生设施以及供水都急需改进。上述工作中的绝大多数工作只要向计划人员的资本资源提出少量的要求，就可以办到。处于西部地区北陲气候的农民，在劳动流动性不大的期间，习惯于在冬季修理他们的房子、道路、工具和进行一些传统的手工艺生产。他们较高的生活水平，甚至在一百年前，就依赖于：西部农民是极为广泛的多面手，训练有素，能从事多种家庭和农庄的工作，因而他们对气候的依赖性不强。
长时期的空闲时间不能只用季节性的波动进行分析，这是常有的假定。它必然与生活水平、文化方式和阻碍农作物变化和工作多样化的制度相关联。在制度形成的障碍中，重要的是文化方式（culture
pattern），这些文化方式规定一年中的部分时间为节日、假日、礼仪庆典，而穆斯林农民还有长达一个月的斋月时间。
印度现在和过去的几位领袖猛烈地抨击过农民的懒散，甘地和尼赫鲁也公开地指责过村民的懒惰。但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或在它的一些邻国，一般很少有人对低劳动效率和每天或每周只工作很短时间提出批评。这可能部分地因为这些民族不愿讨论自己的缺点，部分地因为某种程度的老于世故的理解，即认为不愿意工作和不愿意勤奋工作不是由缺乏道德素质造成的，而是由明显地抵制变化的那些制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一些地区，恶劣的气候、低水平的营养，以及体力和健康的综合作用，造成较长时间的休息是必须的，或者至少是合意的。在极其潮湿和酷热的月份中，几小时的体力活动就能使人精疲力竭。不过，气候条件不为过短的劳动时间和低劳动效率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大草原的大部分农业地区，高峰季节的温度和湿度叫人难受的程度并不明显地比南亚地区的小。
无效率和大量的空闲因另外一系列理由而可予以原谅。这主要是，没有制度上的刺激去驱使人们工作和努力地工作。除了风俗上的禁令之外，一旦解决温饱的粮食获得后，对工作的刺激也就消失了。和世界上仅想维持生计的农民一样，这种态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与外世隔绝的农民没有愿望去获得扩大消费，并使消费多样化的额外收入。
这些因素的最后影响是工人，他们即使表面上十分繁忙，但在实际中却不愿为产出作出非常有效的贡献。这是有关南亚的农业生活中许多严酷事实的一个方面。然而战后方法，通过“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概念，模糊了这一问题。尽管战后模型的倾向是把资本和技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资本和技术决不是限制农业进步的仅有因素。劳动者的努力勤奋大概是更为关键的变量。然而，劳动力的行为必须在营养、健康和体力的标准低下和缺乏促使努力工作刺激因素的社会和制度的复杂环境中加以理解。
提高农业人均产出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制定任意提高劳力使用的某个要素的措施予以探讨。如果这个方法仅分散了工作和减少了工作的持续时间或强度，那么，它在引导更多的工人参与工作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当乡村社会中的一群人员被迫更为努力和更长时间地耕作，以至另一部分人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工作的机会时，这种作法就几乎没有什么效用。
即使目前缺乏实际的数据、对劳动力使用的研究也不完全，但仍可以得到一些有关对南亚农业的不良影响和阻碍农业改进的重要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产出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要依靠更大量、更密集的劳动投入，就可得到明显的提高。但农业已固定于其中的制度模型对通过更合理地使用劳力、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是十分有害的。租佃体系——特别是谷物交租——是更不公正的。租佃体系不仅倾向强令将农业的“剩余物”送给那些多半不愿提供能增加土地效率的资源的土地所有者，而且挫伤了那些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的积极性。
南亚的本地农业确实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突破这一循环的任务看来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
在印度，农村的结构依然受到种姓等级制度的强烈影响。虽然种姓没有在社会地位的排序中起到决定作用。但它却确实影响到土地所有权和对所有制的态度。一些婆罗门教徒根据教规被禁止从事耕作，于是他们广泛地将此教规解释为对所有农业手工劳动的控诉。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的一些非常贫困的人将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给佃农，或者让农庄中的农奴耕种。由于奉行如此严厉的种姓排斥，这些人也可能更深地陷入贫困，但信奉宗教的这种牵制行动却可能提高村民对他们的尊重。
一般地讲，虽然在南亚，甚至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等级上升或下降的可能性，但每个人都出生在乡村等级社会已确定的地位中。除非政府分给土地，缺乏土地、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工人很少得到地位上升的机会，而且在上升的、极其缓慢的进程中还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地位的下降却比较容易。通常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还有两只小公牛和一些流动资金。他可以通过租借的形式获得一小块土地，或者用现金向土地出租者租用土地。但往后作物的歉收可能迫使他把牛卖掉，打临时工以维持生计。他甚至可能沦入受契约束缚的劳动者群，充当为债权人劳动的农场雇工。
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形，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年代中，一些穷人曾揭竿而起试图反对这一方式，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总体上，乡村结构呈现出稳定和阻止变化的异常状态。这种情况部分地可用轻视体力劳动的烙印进行解释。不论多穷的地主也企图进行一些调整，用以减轻被盘剥者的贫困。佃农也觉得没有必要与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保持利益上的团结一致。
不存在局外人可能预料的那种对放债人的仇恨心理。放债人并不总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虽然当放债人是非本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时，他可能是，且向来往往是愤怒的目标，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受到欢迎的。债务人可能对放债人的借款条件牢骚满腹，但放债人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比各种信用机构更为合理的服务。
乡村结构缺少真正的变化是由乡村本身的内部各种不同利益的冲突造成的。这些不同利益趋向于互相平衡并最后达到折衷妥协。例如，在南亚许多地区为市场提供可观市场份额的农民地主有明显的理由支持农产品保持高价。但在另一方面，出售极少量农产品，甚至在青黄不接时需要购买粮食的小农户和佃农，对食品的价格持有与地主完全相反的看法；而且没有其他的集团持有与从低廉的价格获益的无土地劳动者相同的观点。在涉及工资等级时，上述对立的利益也影响着无地农民。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或租用土地的人也可能雇用他人帮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但当他们被雇用时，又希望得到最高的工资。
甚至土地改革本身也未能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两极分化。土地少得不必担心土地会被没收、再进行重新分配的农民和反对将土地转交给农业工人的改革建议的那些人同心协力。这些农民担心，土地的再分配会使他们在农忙季节雇用工人的工资上升。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会使乡村中统治集团的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没有土地的工人们希望获得土地的愿望。特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除最下层阶级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齐心协力地阻挠被剥夺者获得地位与尊严，因为被剥夺者的这种努力被典型地视为对种姓制度的无耻亵渎。
所以，事实上，南亚的乡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单元，在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紧张的局面。虽然这些紧张关系以某种维持平衡的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可以想象，这些紧张关系可能会以某种爆炸的方式重组这个单元。这一现象可能不会自发地产生，但却会在外界有力的冲击下实现。
南亚村庄的制度结构从古代的封建制度，到当前互相制约集团的这种演变，已经对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已经介绍的情况，显而易见，该地区的状况不适用于西方经济分析的通常模式，这一模式有个含蓄的前提：大量的经济活动面向市场交易，因此生产和交换能根据合理的经济核算进行讨论。在西方所惯用的维持或固定农产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或改进市场的方法，在南亚地区几乎毫无效果。虽然粮食作物可以向非农业人口销售，但一般地讲，销售并不借助于价格体系的作用。地主和放债人是榨取传统农业产品的工具。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不会产生刺激作用。与此相反，所出现的这种方式严重削弱了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劳动效率，或者通过资本投资增加产出的形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力量。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南亚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成员——用谷物交税的佃农的情况，就可以深深地理解南亚农业的“准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幸结局。佃农土地使用权的无保障性剥夺了他们提高产出的积极性。甚至一些比较快速收益的方法，例如化肥的使用，也没有满足庄稼最基本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地租的变化没有与净收益挂钩，而是以毛产量为转移，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一制度对精耕细作有一股强大的内在阻力。由于地主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可观的收益，所以他也没有强有力的投资动机。总的来讲，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满足于他们的土地所生产的一切。而无意去增加它们的产出。
在南亚，将土地交给非农业的所有者，或者交给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的转移过于频繁。这种频繁的转移意味着土地将由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来耕种，而与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他们缺乏改良的动机与能力。与此同时、南亚乡村中的社会等级体系阻碍了通过有效的使用工资劳动来提高生产。由于鄙视劳动的习俗使得雇用工人在开始就十分困难，雇主也不愿意迫使他的工人辛苦的工作。一些人宁愿凭借小得可怜的租地过着半饥饿状态的生活，也不愿从有工资的就业中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
综合以上的分析，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趋向于抑制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刺激作用。这些因素还促成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收租人在没有为增加剩余的可能性提供必要资源的情况下，从农业中获取了剩余。这些因素还阻碍了仅依靠现存的劳动力资源，甚至本需要增加其他因素供给的状况下可以完成的精耕细作。考虑到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妨碍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努力提高农业产量的各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南亚的传统农业专家所完成的工作并不坏。
十分清楚、南亚传统农业的社会和体制环境大大地助长了鄙视生产劳动的习气。同时很难得到有关实际工作的人数，他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的统计分类资料。一些南亚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只有有关它们的人口规模的模糊概念。即使我们对参加工作的比例和影响这种比例的力量的认识不够完整，但看来有效地参加工作人员的比例较低，何况这一比例至少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可能还有下降的趋势。
世界上的所有农民，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季节的影响。在一年的某些时候，如种植和收获季节，农民的工作时间比其他时间较长，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大。在南亚，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是同期性的。在农忙的时候，一些非正式的农业劳动力也会投入田间的劳动。但南亚所有从事耕作的人，在工作年度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一个研究印度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一年中至少有2—4个月的休息时间。另一项在50年代中期的研究表明，在印度的农业劳动力中每年有4—6个月的季节性失业。
显然，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少量土地所有者，以及仅在一定的时间雇用劳动力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参加劳动的比率较高。在许多实例中、为偿还债务而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农场工人，在空闲的季节可能从事家务劳动和国内的义务性工作。
在南亚的部分地区，一个农业年度往往分成旱季和雨季。当农业生产受到季风控制的时候，工作的方式也将不完全地受到季节的影响。气候周期对劳力使用的影响会通过庄稼种植的方式得到调整。甚至在一些由于气候恶劣、庄稼的种植方式难有一点伸缩性的地方，在淡季也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可做，以改善生活条件。乡村地区的许多工作，诸如住房、道路、卫生设施以及供水都急需改进。上述工作中的绝大多数工作只要向计划人员的资本资源提出少量的要求，就可以办到。处于西部地区北陲气候的农民，在劳动流动性不大的期间，习惯于在冬季修理他们的房子、道路、工具和进行一些传统的手工艺生产。他们较高的生活水平，甚至在一百年前，就依赖于：西部农民是极为广泛的多面手，训练有素，能从事多种家庭和农庄的工作，因而他们对气候的依赖性不强。
长时期的空闲时间不能只用季节性的波动进行分析，这是常有的假定。它必然与生活水平、文化方式和阻碍农作物变化和工作多样化的制度相关联。在制度形成的障碍中，重要的是文化方式（culture
pattern），这些文化方式规定一年中的部分时间为节日、假日、礼仪庆典，而穆斯林农民还有长达一个月的斋月时间。
印度现在和过去的几位领袖猛烈地抨击过农民的懒散，甘地和尼赫鲁也公开地指责过村民的懒惰。但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或在它的一些邻国，一般很少有人对低劳动效率和每天或每周只工作很短时间提出批评。这可能部分地因为这些民族不愿讨论自己的缺点，部分地因为某种程度的老于世故的理解，即认为不愿意工作和不愿意勤奋工作不是由缺乏道德素质造成的，而是由明显地抵制变化的那些制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一些地区，恶劣的气候、低水平的营养，以及体力和健康的综合作用，造成较长时间的休息是必须的，或者至少是合意的。在极其潮湿和酷热的月份中，几小时的体力活动就能使人精疲力竭。不过，气候条件不为过短的劳动时间和低劳动效率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大草原的大部分农业地区，高峰季节的温度和湿度叫人难受的程度并不明显地比南亚地区的小。
无效率和大量的空闲因另外一系列理由而可予以原谅。这主要是，没有制度上的刺激去驱使人们工作和努力地工作。除了风俗上的禁令之外，一旦解决温饱的粮食获得后，对工作的刺激也就消失了。和世界上仅想维持生计的农民一样，这种态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与外世隔绝的农民没有愿望去获得扩大消费，并使消费多样化的额外收入。
这些因素的最后影响是工人，他们即使表面上十分繁忙，但在实际中却不愿为产出作出非常有效的贡献。这是有关南亚的农业生活中许多严酷事实的一个方面。然而战后方法，通过“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概念，模糊了这一问题。尽管战后模型的倾向是把资本和技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资本和技术决不是限制农业进步的仅有因素。劳动者的努力勤奋大概是更为关键的变量。然而，劳动力的行为必须在营养、健康和体力的标准低下和缺乏促使努力工作刺激因素的社会和制度的复杂环境中加以理解。
提高农业人均产出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制定任意提高劳力使用的某个要素的措施予以探讨。如果这个方法仅分散了工作和减少了工作的持续时间或强度，那么，它在引导更多的工人参与工作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当乡村社会中的一群人员被迫更为努力和更长时间地耕作，以至另一部分人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工作的机会时，这种作法就几乎没有什么效用。
即使目前缺乏实际的数据、对劳动力使用的研究也不完全，但仍可以得到一些有关对南亚农业的不良影响和阻碍农业改进的重要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产出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要依靠更大量、更密集的劳动投入，就可得到明显的提高。但农业已固定于其中的制度模型对通过更合理地使用劳力、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是十分有害的。租佃体系——特别是谷物交租——是更不公正的。租佃体系不仅倾向强令将农业的“剩余物”送给那些多半不愿提供能增加土地效率的资源的土地所有者，而且挫伤了那些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的积极性。
南亚的本地农业确实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突破这一循环的任务看来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