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失业”与“就业不足”（2/2）
《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作者：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2017-04-13 11:17
作为印度统计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P·C·马哈拉诺比斯教授主要负责通过统计研究说明劳动力的使用问题。他注意到，在政府和公共当局或在有组织的私人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大约只有0.13亿人享有先进国家通常的那种就业。他说，“失业”这一技术性概念严格地说只能用于这0.13亿人的情况（总劳动力1.6亿人中的0.13亿）；它并不适用于其余的在家庭或小型企业中工作的1.4亿人。
即使这样，马哈拉诺比斯还是试图用战后方法估计印度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程度。这暗含着几个不现实的假设：流动的劳动市场，技能和效率的标准化，机会的普遍认识，以及工人的空闲真正是非自愿的，所以，空闲的劳动力供给等待工作机会，并踊跃抓住工作机会。他提出的数字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其他关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资料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家，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储备通常大致等于同一个东西：失业的人数加上偶尔位于边缘的伪装失业。这种储备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需要，主要通过扩大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来动员。在南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代表真正浪费的劳动力的根小一部分。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无论是因为劳动力完全没有使用，还是只有部分时间使用或以近似无效的方式使用——是该地区经济生活的明显事实之一。就此而论，重点是，劳动的这种松弛几乎不能通过打开总需求的阀门使他们紧张起来。劳动力的使用不足大大超过了扩大需求所能够动员的供给。
相反，大部分劳动力都深藏在气候、社会文化和制度母体之中，这种母体不仅往往使现有的劳动力使用的低水平持久化，而且抵制对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迅速直接适应。在使低生活水平和劳动效率持久化的制度结构内，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从事无生产力工作的劳动力不可视为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库。其就业状况甚至不能根据自愿和流动劳动市场的合理概念来考虑。当人们探究关于这些事实的已知问题时，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加批判地照搬于对南亚国家的研究的合理假设就完全失败了。现代方法中假定的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因而被严重地夸大了，这里，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性质是不同的，问题是长期的。“充分就业”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保持态度和制度不变的总体措施就能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市场的有限范围使总体措施解决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远为减少。
当我们使用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这一概念时，我们正在提出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问题：工资劳动市场上和自雇为主的部门中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多少劳动投入出现？那末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确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观察家的准则的行为事实。但是，即使这种明显简单的问题在南亚也不允许作完全直截了当的回答。答案取决于工人本身的反应，而工人本身甚至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变化了的事态。其中他们会发现从事新的工作有吸引力，或者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更紧张地工作。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计划者支配的劳动力储备时，问题在南亚甚至变得更复杂。这里，我们正试图从关心降低这种浪费的旁观者的观点来把握劳动力的浪费。在计划者的观念中，劳动力储备是在调动了各种政策措施——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各种效果，包括工人态度的某些变化，以及以这些态度为条件的制度上的一些变化的政策措施——之后，他将任意处理的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与投入。他工作的行为准则因而不同于那些在现有劳动力行为中所显示的和可观察到的准则。
因此，劳动力储备概念变成了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数量，取决于所有有计划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和强度。对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加以诱导，改变他们对待就业与工作的传统态度，直接地——通过教育、宣传、领导、管制或强迫——和间接地通过增加资本投资、改进生产技术，以及改革有关土地所有制度结构这种方法来改变工作条件。依照这些动态的政策，现有的劳动力供给、工作的时间长短和效率本身成为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函数。
把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看作劳动储备的一切尝试都暗含着一个政策假定。劳动力储备的大小是所应用的政策措施的函数。它不能以“客观的”方式定义为——因而以经验方式肯定和测量——仅仅与事实有关和独立于政策假定之外。一般地说，有计划的政策措施越是影响深远和有效，它们越是明显地集中注意特定的、增加现有劳动力供给、投入和效率的目标，我们就应该预期有更大的劳动力储备。
这里我们阐述的命题是这样的：在南亚的情况下，由于实际的和逻辑的原因，劳动力储备必须以动态和政策决定的方式来陈述。计划者的储备不能仅仅指单个时刻。而必须假定为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政策诱导的变化能够奏效，而且，这段时间内的劳动力自然增长必须纳入分析之中。此外，切合实际的政策不能唯一地指向增加总劳动投入。它也必须瞄准提高劳动效率。作为最终目标，计划者和决策者必须力争通过在较高劳动效率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充分使用劳动力，来吸收总劳动力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亚计划者和决策者可得到的劳动力储备显然比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
实际上，人们对政策措施与总劳动力使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得非常少，我们把这种函数关系叫做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文献中充斥了一些与世无关的说法：在收益增加时，农业中能节省多少劳动；如果生产合理化了，在其他许多职业中能节约多少劳动。这些说法的一般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它们的基本真理的意识是这些国家计划和决策努力背后的智识力量。但是，除非补充一个南亚国家实际情况中所需要的具体政策措施的详细说明，否则，它们就没有明确的意义。
总之，那些赞成战后方法的人试图以静态方式把劳动力储备定义为既定时点上本来存在的，并且与任何政策假定无关。至于那些工资劳动者，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闲置而且能够假定为需要就业的工人看成是劳动力储备。但是，主要任务是定义和测量“就业不足”的数量，就业不足又被理解为抑制在农业自雇和其他家庭经营中的剩余劳力，他们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以很低的生产率水平工作。这无疑是由下列信念引起的：战后方法需要调整以适应南亚迥然不同的情形。用一个西方失业讨论中的比喻来说，这种剩余经常被称为“伪装失业”。
关于这个论题，虽然有很多变种，但是，“就业不足”思路背后的基本观点却是静态的；它假定在资本设备、生产技术和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组织本身只有微小变化，即使“排除”部分劳动力，也能够得到相同数量的总产。这个静态定义必须建立在一套外在准则的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已建立在劳动较密集地使用的农场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在另一些情况下，已经假定，每年只工作一定小时数或天数就符合充分就业。有时没有交代清楚使用了什么标准以及是否假定要完全保留静态条件。
这种思维方式与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与经济学中的传统一致，这种传统是“使概念具体化并达到没有价值前提的政治上有意义的结论。就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而论，采用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一方面，在工人闲置以及就业时工作得很无效率的意义上，实际上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浪费。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根治对策触及了爆炸性的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税收、土地和租佃改革、强迫劳动制度的讨论，显然高度充满了既得利益和感情。我们所批评的这个学说试图用玩弄逻辑上行不通的伎俩这个由来已久的方式显示其“博大精深”：定义和测量浪费的劳力而仍然没有说明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把对事实的观察置于这种理论的严格规范中，也导致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所有立足于战后方法的理论共有的歪曲。近几十年来，设计“就业不足”概念的尝试已经失败。这个概念根据静态比较来定义劳动力储备，所以能够精确地衡量南亚各国浪费的劳力——其情形在较早的时候曾被描述为“人口过剩”。我们能够尝试进行经验研究的是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即使这种劳动力供给不能精确地测量，这个概念也至少是坚实的和清楚的。它涉及人们在不同情形下将或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并不受先验假设的约束。
我们还知道，从计划者和决策者的角度看，南亚各国的劳动力储备不像西方那样，它比这种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如果拟定计划来诱导激进的改革政策的话。这是南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但是，在战后方法结构内，不能确定或测定它，在这个问题中，战后方法是静态的，并试图抛开价值前提来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在一个时期内和一具体情形中，一方是政策措施，另一方是劳动投入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现实地予以研究。
我们已经拒绝了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所以也把“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作为不适合于南亚现实的提法而予以抛弃。这样，我们现在求助于另一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方法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适合于对南亚实际状况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使用“潜在劳动力”或“劳动力”一词，意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这种劳动力的年龄界限必须由与该地区习惯一致的现实假设来决定。在政策讨论中，这个假设也应该根据随后将予说明的价值前提来考虑可能诱使这些习惯发生变化的方式。
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的速度可用潜在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来指示。计划问题就是设计政治上合理和实际可行的政策工具，以诱导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提高平均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的生产率能够靠更多的总劳动投入来提高，这取决于：
（a）至少在考虑全年时，劳动力参与率或正式完成某种工作的那部分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低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南亚国家显然更低。
（b）这种参与者（根据上述定义）的工作时间长度，根据每年工作周数或月数、每周工作天数或每天工作的小时数来衡量。
这种定义使我们能够以下列方式测定闲置程度。通过以假定的工作时间长度标准来衡量，劳动力完全参与后所能实现的总劳动投入就能计算出来。然后，可分两步来确定空闲的程度。首先，从实际参与和时间长度中获得的劳动投入与假定条件下能实现的最大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能够确定。其次，这个差额数能够表示为假定可达到的最大劳动投入的比例。
在战后方法中，空闲被假定为不自愿的。这种研究南亚劳动力使用问题的一厢情愿的方法——暗含在“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之中——是无益的。人们可能没有找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找不到，这又必然是缺乏有效市场，以及生活在停滞和很孤立的社会中所造成的见识有限的函数。而且，在使一些人完全不愿意工作，另一些人只愿意自雇或工作于家庭企业方面，社会与宗教的制度和态度起了有力作用。即使准备为雇主工作的那些工作年龄人口也可能只供给本地，或只供给特种雇主的服务，或者只供给某些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可能受到他可以工作的地点和做什么工作的限制。
一个要点是，合理计划的范围不能仅限于那些对工作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假定目前能够说明和确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的话。它也必须指向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指向改变制度和态度，以便更多的人将愿意和能够参与劳动，每年工作更多的小时、更多的天数、周数和月数，并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劳动投入量以外，第二个主要变量是每单位劳动投入的平均产量。它取决于大量因素。
（a）一是劳动效率。这代表劳动产出的质的量度。当在下面从（b）到（e）的一切条件确定时，我们将把它定义为工人的生产率。这样定义的劳动效率取决于工人的体力与脑力——他的健康——这又取决于现有的保健设施，此外还取决于营养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教育程度和现有技术水平的职业训练；取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生活和工作态度取决于气候、生活水平、习惯和制度。
但是，生产力水平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素质。它们是：
（b） 劳动力的职业分布；
（c）自然资源；
（d）资本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
（e）技术。
因此，劳动力的使用程度取决于三个成分：参与率、时间长度和效率。总的来说，战后方法只专注于其中的第一个比率，且以一种片面的和不现实的倾向方式；而所有三者都是理解南亚劳动力的使用所必需的。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三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也存在许多空闲劳动力时，更一般地说，当劳动力充足时，劳动效率通常较低。气候可能也降低了工作长度和强度。由于健康差而引起的体力差和脑力差也是如此，健康差又是由低生活水平造成的。健康不足可能阻碍了劳动参与，或使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健康差通常也降低了实际工作时的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首先可能导致某些部分的劳动力闲置的增加。劳动参与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意味着工作长度和效率将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改变，实际上，计划的目的就是以协调的方式达到所需要的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数量都只是行为方面的，应该能够予以观察和记录。但是，由于收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已受到不现实的战后方法的指导，说明劳动使用不足及其几个部分——参与、时间长度和效率——的可能性受到了严重限制。
甚至仅就受雇于诸如表面上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相似且能够进行失业工人登记的那些部门的极小部分劳动力而论，整个南亚的统计基础也是很不可靠的。在西方国家，失业数的估计一般根据两个基本信息来源进行——失业补偿名册和劳工介绍所的登记人数。没有任何失业补偿计划就消除了在劳工介绍所登记的许多刺激，劳工介绍所在南亚也太少且非常集中于一些地方。
对大部分劳动力来说，根据“失业”所作的闲置统计毫无用处。根据“就业不足”来衡量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尝试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逻辑困难。的确，“消除”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剩余的整个思路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也许剩余的工人有地方可去。这与下列通常的、圆滑的设想是一致的：工业化由于也向离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也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表明，南亚的工业化即使进行得更为迅速，也不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里有大得多的劳动力需求，甚至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减少就业。
此外，我们将证明，直到本世纪末为止。无论生育控制的努力如何，劳动力将十分迅速地增长。由于南亚在任何可想象的条件下，工业化都不能提供许多出路，劳动力的这种增长将必须主要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就业位置。“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整个见解是不现实的。
即使这样，马哈拉诺比斯还是试图用战后方法估计印度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程度。这暗含着几个不现实的假设：流动的劳动市场，技能和效率的标准化，机会的普遍认识，以及工人的空闲真正是非自愿的，所以，空闲的劳动力供给等待工作机会，并踊跃抓住工作机会。他提出的数字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其他关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资料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家，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储备通常大致等于同一个东西：失业的人数加上偶尔位于边缘的伪装失业。这种储备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需要，主要通过扩大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来动员。在南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代表真正浪费的劳动力的根小一部分。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无论是因为劳动力完全没有使用，还是只有部分时间使用或以近似无效的方式使用——是该地区经济生活的明显事实之一。就此而论，重点是，劳动的这种松弛几乎不能通过打开总需求的阀门使他们紧张起来。劳动力的使用不足大大超过了扩大需求所能够动员的供给。
相反，大部分劳动力都深藏在气候、社会文化和制度母体之中，这种母体不仅往往使现有的劳动力使用的低水平持久化，而且抵制对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迅速直接适应。在使低生活水平和劳动效率持久化的制度结构内，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从事无生产力工作的劳动力不可视为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库。其就业状况甚至不能根据自愿和流动劳动市场的合理概念来考虑。当人们探究关于这些事实的已知问题时，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加批判地照搬于对南亚国家的研究的合理假设就完全失败了。现代方法中假定的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因而被严重地夸大了，这里，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性质是不同的，问题是长期的。“充分就业”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保持态度和制度不变的总体措施就能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市场的有限范围使总体措施解决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远为减少。
当我们使用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这一概念时，我们正在提出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问题：工资劳动市场上和自雇为主的部门中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多少劳动投入出现？那末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确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观察家的准则的行为事实。但是，即使这种明显简单的问题在南亚也不允许作完全直截了当的回答。答案取决于工人本身的反应，而工人本身甚至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变化了的事态。其中他们会发现从事新的工作有吸引力，或者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更紧张地工作。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计划者支配的劳动力储备时，问题在南亚甚至变得更复杂。这里，我们正试图从关心降低这种浪费的旁观者的观点来把握劳动力的浪费。在计划者的观念中，劳动力储备是在调动了各种政策措施——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各种效果，包括工人态度的某些变化，以及以这些态度为条件的制度上的一些变化的政策措施——之后，他将任意处理的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与投入。他工作的行为准则因而不同于那些在现有劳动力行为中所显示的和可观察到的准则。
因此，劳动力储备概念变成了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数量，取决于所有有计划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和强度。对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加以诱导，改变他们对待就业与工作的传统态度，直接地——通过教育、宣传、领导、管制或强迫——和间接地通过增加资本投资、改进生产技术，以及改革有关土地所有制度结构这种方法来改变工作条件。依照这些动态的政策，现有的劳动力供给、工作的时间长短和效率本身成为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函数。
把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看作劳动储备的一切尝试都暗含着一个政策假定。劳动力储备的大小是所应用的政策措施的函数。它不能以“客观的”方式定义为——因而以经验方式肯定和测量——仅仅与事实有关和独立于政策假定之外。一般地说，有计划的政策措施越是影响深远和有效，它们越是明显地集中注意特定的、增加现有劳动力供给、投入和效率的目标，我们就应该预期有更大的劳动力储备。
这里我们阐述的命题是这样的：在南亚的情况下，由于实际的和逻辑的原因，劳动力储备必须以动态和政策决定的方式来陈述。计划者的储备不能仅仅指单个时刻。而必须假定为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政策诱导的变化能够奏效，而且，这段时间内的劳动力自然增长必须纳入分析之中。此外，切合实际的政策不能唯一地指向增加总劳动投入。它也必须瞄准提高劳动效率。作为最终目标，计划者和决策者必须力争通过在较高劳动效率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充分使用劳动力，来吸收总劳动力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亚计划者和决策者可得到的劳动力储备显然比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
实际上，人们对政策措施与总劳动力使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得非常少，我们把这种函数关系叫做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文献中充斥了一些与世无关的说法：在收益增加时，农业中能节省多少劳动；如果生产合理化了，在其他许多职业中能节约多少劳动。这些说法的一般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它们的基本真理的意识是这些国家计划和决策努力背后的智识力量。但是，除非补充一个南亚国家实际情况中所需要的具体政策措施的详细说明，否则，它们就没有明确的意义。
总之，那些赞成战后方法的人试图以静态方式把劳动力储备定义为既定时点上本来存在的，并且与任何政策假定无关。至于那些工资劳动者，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闲置而且能够假定为需要就业的工人看成是劳动力储备。但是，主要任务是定义和测量“就业不足”的数量，就业不足又被理解为抑制在农业自雇和其他家庭经营中的剩余劳力，他们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以很低的生产率水平工作。这无疑是由下列信念引起的：战后方法需要调整以适应南亚迥然不同的情形。用一个西方失业讨论中的比喻来说，这种剩余经常被称为“伪装失业”。
关于这个论题，虽然有很多变种，但是，“就业不足”思路背后的基本观点却是静态的；它假定在资本设备、生产技术和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组织本身只有微小变化，即使“排除”部分劳动力，也能够得到相同数量的总产。这个静态定义必须建立在一套外在准则的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已建立在劳动较密集地使用的农场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在另一些情况下，已经假定，每年只工作一定小时数或天数就符合充分就业。有时没有交代清楚使用了什么标准以及是否假定要完全保留静态条件。
这种思维方式与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与经济学中的传统一致，这种传统是“使概念具体化并达到没有价值前提的政治上有意义的结论。就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而论，采用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一方面，在工人闲置以及就业时工作得很无效率的意义上，实际上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浪费。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根治对策触及了爆炸性的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税收、土地和租佃改革、强迫劳动制度的讨论，显然高度充满了既得利益和感情。我们所批评的这个学说试图用玩弄逻辑上行不通的伎俩这个由来已久的方式显示其“博大精深”：定义和测量浪费的劳力而仍然没有说明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把对事实的观察置于这种理论的严格规范中，也导致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所有立足于战后方法的理论共有的歪曲。近几十年来，设计“就业不足”概念的尝试已经失败。这个概念根据静态比较来定义劳动力储备，所以能够精确地衡量南亚各国浪费的劳力——其情形在较早的时候曾被描述为“人口过剩”。我们能够尝试进行经验研究的是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即使这种劳动力供给不能精确地测量，这个概念也至少是坚实的和清楚的。它涉及人们在不同情形下将或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并不受先验假设的约束。
我们还知道，从计划者和决策者的角度看，南亚各国的劳动力储备不像西方那样，它比这种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如果拟定计划来诱导激进的改革政策的话。这是南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但是，在战后方法结构内，不能确定或测定它，在这个问题中，战后方法是静态的，并试图抛开价值前提来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在一个时期内和一具体情形中，一方是政策措施，另一方是劳动投入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现实地予以研究。
我们已经拒绝了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所以也把“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作为不适合于南亚现实的提法而予以抛弃。这样，我们现在求助于另一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方法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适合于对南亚实际状况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使用“潜在劳动力”或“劳动力”一词，意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这种劳动力的年龄界限必须由与该地区习惯一致的现实假设来决定。在政策讨论中，这个假设也应该根据随后将予说明的价值前提来考虑可能诱使这些习惯发生变化的方式。
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的速度可用潜在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来指示。计划问题就是设计政治上合理和实际可行的政策工具，以诱导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提高平均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的生产率能够靠更多的总劳动投入来提高，这取决于：
（a）至少在考虑全年时，劳动力参与率或正式完成某种工作的那部分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低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南亚国家显然更低。
（b）这种参与者（根据上述定义）的工作时间长度，根据每年工作周数或月数、每周工作天数或每天工作的小时数来衡量。
这种定义使我们能够以下列方式测定闲置程度。通过以假定的工作时间长度标准来衡量，劳动力完全参与后所能实现的总劳动投入就能计算出来。然后，可分两步来确定空闲的程度。首先，从实际参与和时间长度中获得的劳动投入与假定条件下能实现的最大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能够确定。其次，这个差额数能够表示为假定可达到的最大劳动投入的比例。
在战后方法中，空闲被假定为不自愿的。这种研究南亚劳动力使用问题的一厢情愿的方法——暗含在“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之中——是无益的。人们可能没有找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找不到，这又必然是缺乏有效市场，以及生活在停滞和很孤立的社会中所造成的见识有限的函数。而且，在使一些人完全不愿意工作，另一些人只愿意自雇或工作于家庭企业方面，社会与宗教的制度和态度起了有力作用。即使准备为雇主工作的那些工作年龄人口也可能只供给本地，或只供给特种雇主的服务，或者只供给某些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可能受到他可以工作的地点和做什么工作的限制。
一个要点是，合理计划的范围不能仅限于那些对工作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假定目前能够说明和确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的话。它也必须指向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指向改变制度和态度，以便更多的人将愿意和能够参与劳动，每年工作更多的小时、更多的天数、周数和月数，并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劳动投入量以外，第二个主要变量是每单位劳动投入的平均产量。它取决于大量因素。
（a）一是劳动效率。这代表劳动产出的质的量度。当在下面从（b）到（e）的一切条件确定时，我们将把它定义为工人的生产率。这样定义的劳动效率取决于工人的体力与脑力——他的健康——这又取决于现有的保健设施，此外还取决于营养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教育程度和现有技术水平的职业训练；取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生活和工作态度取决于气候、生活水平、习惯和制度。
但是，生产力水平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素质。它们是：
（b） 劳动力的职业分布；
（c）自然资源；
（d）资本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
（e）技术。
因此，劳动力的使用程度取决于三个成分：参与率、时间长度和效率。总的来说，战后方法只专注于其中的第一个比率，且以一种片面的和不现实的倾向方式；而所有三者都是理解南亚劳动力的使用所必需的。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三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也存在许多空闲劳动力时，更一般地说，当劳动力充足时，劳动效率通常较低。气候可能也降低了工作长度和强度。由于健康差而引起的体力差和脑力差也是如此，健康差又是由低生活水平造成的。健康不足可能阻碍了劳动参与，或使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健康差通常也降低了实际工作时的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首先可能导致某些部分的劳动力闲置的增加。劳动参与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意味着工作长度和效率将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改变，实际上，计划的目的就是以协调的方式达到所需要的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数量都只是行为方面的，应该能够予以观察和记录。但是，由于收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已受到不现实的战后方法的指导，说明劳动使用不足及其几个部分——参与、时间长度和效率——的可能性受到了严重限制。
甚至仅就受雇于诸如表面上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相似且能够进行失业工人登记的那些部门的极小部分劳动力而论，整个南亚的统计基础也是很不可靠的。在西方国家，失业数的估计一般根据两个基本信息来源进行——失业补偿名册和劳工介绍所的登记人数。没有任何失业补偿计划就消除了在劳工介绍所登记的许多刺激，劳工介绍所在南亚也太少且非常集中于一些地方。
对大部分劳动力来说，根据“失业”所作的闲置统计毫无用处。根据“就业不足”来衡量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尝试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逻辑困难。的确，“消除”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剩余的整个思路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也许剩余的工人有地方可去。这与下列通常的、圆滑的设想是一致的：工业化由于也向离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也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表明，南亚的工业化即使进行得更为迅速，也不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里有大得多的劳动力需求，甚至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减少就业。
此外，我们将证明，直到本世纪末为止。无论生育控制的努力如何，劳动力将十分迅速地增长。由于南亚在任何可想象的条件下，工业化都不能提供许多出路，劳动力的这种增长将必须主要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就业位置。“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整个见解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