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2/2）
《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作者：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2017-04-13 11:17
可能过度劳累。但是，雇员增加的情形大多数出现在低级行政机构。在西方，政府中无效率地使用人力的情形并不陌生。但是在南亚看来这种情形广泛得多。机构叠床架屋，部门处处分设而职能依旧平行，公文的记录与传递手续繁复，这些都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看起来，在劳动力多而不得其用时，人力的有效使用是次要的。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增长造成了一些重要发展项目的延搁，且本质上是膨胀性的，因为收入被支出了而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产出。而且，发展计划的目标是提高人均产出，不管政府或私人，干任何类型的毫无效率的事情都是有害的。
在南亚，对公共部门这种浪费日益增多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城镇“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寻找文秘工作，对行政机构职位推崇备至，软国家不能抵抗这种压力，无疑是与实际需要不相称的低级文职人员人数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马来亚、锡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计部表明从事“服务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这些国家，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服务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制造业。这表明了工业现在在该地区经济中所起的比较微小的作用。这些资料在统计上并不可靠，但笼统地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广泛持有的关于第三职业的人数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而增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南亚不发达国家，虽然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已取得很多经济进步。尤其是同战前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农人口从事第三级职业，且该百分比还在提高。面对农业相对停滞，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今还小的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吸收许多这种增长的人口，这就出现了一个指向小商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推力。这就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在西方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特定趋势，在南亚却更多的是不能达到迅速增长的征兆。这样，正如我们在城市化趋势中所见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亚能产生许多类似于西方所经历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将西方发展过程应用在南亚的可能性应视为靠不住。
我们相信，南亚种植园应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它们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项目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亚的大多数出口是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发现拥有最大种植园面积的锡兰和马来亚的出口对国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根据种植园方法组织的、具有高度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的统治地位能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现有水平。
这表明，对较贫穷国家来说，主要增长的手段有二：使农业技术合理化和降低传统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正在强调的某种工业化。但是，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作物，虽然看来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险的情势。它不仅把整个经济置于波动市场的极不稳定的影响之下，而且，这种集中的前景看来并无助于迅速或持久的增长。孤注一掷是危险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只有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扩大种植园面积的余地，特别是在橡胶方面。锡兰的余地较小，但通过改种和施肥，还能采取报多措施来提高现有面积的产量。对其他国家来说，基本焦点应放在普通农业上。这里，除了两个不利以外，与西方过去的经历的类似之处更接近得多。第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前；第二，尽管人口增长率比西方经济在发展早期高二到三倍，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诱导的“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工业发展充其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
由于南亚各国指望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业化，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制造业当前的结构和趋势。
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而试图工业化的任何国家，都将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种进口的相对负担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这些水平高——意味着高度有纪律和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进口的成本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些成本将占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它们购置的进口品将被更有效地使用。出现了一些缺乏可观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丹麦、瑞士和日本。他们的成功看来主要可归因于高度的劳动纪律和效率。
然而，在资本稀缺、劳动充足而低廉的地方，简单地通过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是困难的，资本稀缺同低水平的劳动技能职业培训和效率相结合，导致了南亚经济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这又使进口原材料的相对负担更加沉重。就是这些不利特点的结合使南亚的天然资源比其它情况下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自然对南亚并不特别慷慨，唯独印度拥有数量能满足高度工业化所需的铁矿、煤和动力资源。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金属，出口这些矿藏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人来源。也仅仅印度具备对工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作真正的扩展。在这些资源被开发的地方，原材料往往只用来出口，而没有提供给扩大着的国内工业。这部分地反应了缺乏有利的资源组合。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南亚最弱的工业化，与其说是资源贫乏的结果，毋宁说是其它限制和约束造成的。
尽管对南．亚制造业类型进行分类存在着困难，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比美国和一般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制造业份额显然是在消费品方面。到1960年为止，印度已有三个新的钢铁厂，以后机械工业有显著增长，但它们仍然构成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尽管起步较早，但印度的工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在菲律宾，食品加工量占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缺乏多样化的制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在印度五个主要行业——基础钢铁、水泥、造纸、棉纺和糖业——占1951年普查包括的所有29个行业就业的60％，生产了大约总增加值的60％。在其它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制造业，都集中在手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上。除了印度以外，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显然没有。
但是，对未来工业化来说，比特定类型产品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特定制造业部门之内的所谓“工业”开办的性质。这有三种主要形式：家庭工业，规模小且经常以单个住宅单位为限，正如其名称所示；小型工业，使用现代技术，它生产收音机、自行车部件、电动机、家具和肥皂等等；大型工业，使用大量资本投资和原材料。在印度，家庭工业具有绝对优势，在1955年的调查中，所询问的工人中几乎有70％就业于这类制造业。印度制造业服务中2／3以上在少于五个工人的企业中。可以假定，鉴于这么多的家庭工业位于乡村，以及乡村一般缺乏电力，印度大多数这类企业缺乏机械力量。这种不平衡地集中于家庭工业和小型工业，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劣势，因为所生产的许多产品为当地所消费，几乎没有用于出口以换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所急需的外币。
印度的格局在这整个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南亚工业受几乎不使用资本和使用少量工人的乡村企业的支配，其工人的人均产出非常低。这不仅降低了工业生产力的总水平，而且往往使乡村地区的低生活水平持久化。人所共知的累积因果格局又出现了：家庭工业的人均产出受到紧缩的乡村市场的限制，后者又受到低农业生产力，在较小程度上是低工业生产力的限制。因而，家庭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和刺激都受到现有条件的阻碍。我们又回到了怎样在乡村一级挣脱低生产水平陷阱的问题。
若不是国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之众，那末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工厂的增长。但是，大规模的，甚至小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一般都是节约劳动力的，并拥有高额资本投资。其特点尤其与以大规模劳动力使用不足和资本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不相符合。家庭工业的迅速破坏不仅消除了农业辅助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将加强城市化的推力，并进一步加剧城市地区的拥挤。那里，这些流入人口经常改做叫卖小贩和低水平商业以求生存。在试图工业化的时候，除感情因素外，南亚各国还有更多的原因保护农村家庭工业。特别是消费品方面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政策或许只能是过渡时期内的土地经营，但这个时期可就必须是漫长的。
在南亚，对公共部门这种浪费日益增多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城镇“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寻找文秘工作，对行政机构职位推崇备至，软国家不能抵抗这种压力，无疑是与实际需要不相称的低级文职人员人数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马来亚、锡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计部表明从事“服务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这些国家，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服务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制造业。这表明了工业现在在该地区经济中所起的比较微小的作用。这些资料在统计上并不可靠，但笼统地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广泛持有的关于第三职业的人数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而增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南亚不发达国家，虽然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已取得很多经济进步。尤其是同战前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农人口从事第三级职业，且该百分比还在提高。面对农业相对停滞，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今还小的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吸收许多这种增长的人口，这就出现了一个指向小商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推力。这就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在西方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特定趋势，在南亚却更多的是不能达到迅速增长的征兆。这样，正如我们在城市化趋势中所见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亚能产生许多类似于西方所经历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将西方发展过程应用在南亚的可能性应视为靠不住。
我们相信，南亚种植园应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它们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项目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亚的大多数出口是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发现拥有最大种植园面积的锡兰和马来亚的出口对国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根据种植园方法组织的、具有高度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的统治地位能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现有水平。
这表明，对较贫穷国家来说，主要增长的手段有二：使农业技术合理化和降低传统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正在强调的某种工业化。但是，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作物，虽然看来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险的情势。它不仅把整个经济置于波动市场的极不稳定的影响之下，而且，这种集中的前景看来并无助于迅速或持久的增长。孤注一掷是危险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只有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扩大种植园面积的余地，特别是在橡胶方面。锡兰的余地较小，但通过改种和施肥，还能采取报多措施来提高现有面积的产量。对其他国家来说，基本焦点应放在普通农业上。这里，除了两个不利以外，与西方过去的经历的类似之处更接近得多。第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前；第二，尽管人口增长率比西方经济在发展早期高二到三倍，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诱导的“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工业发展充其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
由于南亚各国指望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业化，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制造业当前的结构和趋势。
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而试图工业化的任何国家，都将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种进口的相对负担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这些水平高——意味着高度有纪律和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进口的成本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些成本将占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它们购置的进口品将被更有效地使用。出现了一些缺乏可观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丹麦、瑞士和日本。他们的成功看来主要可归因于高度的劳动纪律和效率。
然而，在资本稀缺、劳动充足而低廉的地方，简单地通过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是困难的，资本稀缺同低水平的劳动技能职业培训和效率相结合，导致了南亚经济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这又使进口原材料的相对负担更加沉重。就是这些不利特点的结合使南亚的天然资源比其它情况下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自然对南亚并不特别慷慨，唯独印度拥有数量能满足高度工业化所需的铁矿、煤和动力资源。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金属，出口这些矿藏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人来源。也仅仅印度具备对工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作真正的扩展。在这些资源被开发的地方，原材料往往只用来出口，而没有提供给扩大着的国内工业。这部分地反应了缺乏有利的资源组合。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南亚最弱的工业化，与其说是资源贫乏的结果，毋宁说是其它限制和约束造成的。
尽管对南．亚制造业类型进行分类存在着困难，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比美国和一般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制造业份额显然是在消费品方面。到1960年为止，印度已有三个新的钢铁厂，以后机械工业有显著增长，但它们仍然构成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尽管起步较早，但印度的工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在菲律宾，食品加工量占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缺乏多样化的制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在印度五个主要行业——基础钢铁、水泥、造纸、棉纺和糖业——占1951年普查包括的所有29个行业就业的60％，生产了大约总增加值的60％。在其它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制造业，都集中在手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上。除了印度以外，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显然没有。
但是，对未来工业化来说，比特定类型产品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特定制造业部门之内的所谓“工业”开办的性质。这有三种主要形式：家庭工业，规模小且经常以单个住宅单位为限，正如其名称所示；小型工业，使用现代技术，它生产收音机、自行车部件、电动机、家具和肥皂等等；大型工业，使用大量资本投资和原材料。在印度，家庭工业具有绝对优势，在1955年的调查中，所询问的工人中几乎有70％就业于这类制造业。印度制造业服务中2／3以上在少于五个工人的企业中。可以假定，鉴于这么多的家庭工业位于乡村，以及乡村一般缺乏电力，印度大多数这类企业缺乏机械力量。这种不平衡地集中于家庭工业和小型工业，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劣势，因为所生产的许多产品为当地所消费，几乎没有用于出口以换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所急需的外币。
印度的格局在这整个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南亚工业受几乎不使用资本和使用少量工人的乡村企业的支配，其工人的人均产出非常低。这不仅降低了工业生产力的总水平，而且往往使乡村地区的低生活水平持久化。人所共知的累积因果格局又出现了：家庭工业的人均产出受到紧缩的乡村市场的限制，后者又受到低农业生产力，在较小程度上是低工业生产力的限制。因而，家庭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和刺激都受到现有条件的阻碍。我们又回到了怎样在乡村一级挣脱低生产水平陷阱的问题。
若不是国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之众，那末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工厂的增长。但是，大规模的，甚至小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一般都是节约劳动力的，并拥有高额资本投资。其特点尤其与以大规模劳动力使用不足和资本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不相符合。家庭工业的迅速破坏不仅消除了农业辅助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将加强城市化的推力，并进一步加剧城市地区的拥挤。那里，这些流入人口经常改做叫卖小贩和低水平商业以求生存。在试图工业化的时候，除感情因素外，南亚各国还有更多的原因保护农村家庭工业。特别是消费品方面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政策或许只能是过渡时期内的土地经营，但这个时期可就必须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