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2/2）
《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作者：亚洲的戏剧-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2017-04-13 11:17
进行西方经济学家暗含的抽象的需要。
乐观主义，因而使乐观主义看来更加现实的思路也是南亚知识分子的自然要求。该地区所有计划的错误往往就出现在乐观主义方面，这一点相当明显。在西方国家。外交克制的偏好同样带有经济学家之间具有的趋于没有保证的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乐观主义甚至作为进取心和勇气的基础而受到奖赏；它几乎成了传统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曾把它称为“美国热情和自我催眠的伟大才能”。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人们感到，**范围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得到发展符合西方的利益，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除了冷战和出现偏见的机会主义倾向外，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状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性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们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
在我们结束对南亚发展问题研究中往往会产生偏差的力量特征的简述之前，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因为这些偏差造成了对发展前景的过分乐观的看法，它们有时发挥鼓励作用，但它们主要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自满情绪。无论如何，更现实的考察使这一点很清楚，即发展需要更大的努力：南亚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改革以及西方更大的关心。
我们对战后研究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与问题的方法的批评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以理论上先入为主所从事研究的关于事情应如何或确实需要如何去做的正确性加以否定。问题必然先于答案，不是针对问题的答案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上，科学工作中的非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先验思想的种子。当这种理论被清楚地阐述时，我们便能窥见到它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不仅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的内在批评，而且必须不断地用现实来检验，并相应地予以修正。
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当我们的观察资料增加到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正是我们分析上的先入之见帮助我们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原来的理论就要修改，以弄清资料的意义，并解释它们。这就是一切科学的关键：它总是从一个先验的推理开始，但必须不断地努力发现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变得更适合于所研究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能达到完善境界而只使理论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因。但是符合事实的程度各有不同。在南亚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关键性资料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都有缺陷。
因此，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从长远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研究感到悲观。在所有诚实的研究中，自我改正与完善的力量是固有的，这种力量最终将得到证明。
当我们对研究南亚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远未感到满意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概括另一种能够为指导这一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惟一值得区分的——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
我们把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起点：南亚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先进西方国家或**国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不同。概括地说，发达国家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社会基质容许经济发展，或者，在它不容许经济发展时，它也会变得容易重新调整，而不会在发展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这就是从那种社会基质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意义上的分析也能得出有效和有用结果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正确地用于南亚的情况。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诱导变化，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作出反应。
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不把分析牢固地扎根于这些现实就会导致研究的失真和计划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制度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但要真正富有成果，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经济分析中经常排除了的那些东西。因为这种分析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引导它偏离那些“非经济”因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社会来说更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与概念结构。
我们的目标也更加雄心勃勃：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与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与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适合发展动态问题与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
经济学家们充分地说明了关于“非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一般保留意见，但是没有使其改变他们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经常使发展计划公式化的尝试包括了涉及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行动纲领。然而，计划总设计中的这种包含性与主要强调“经济”因素——根据西方的市场和价格、就业、储蓄、投资以及产出表达的——的倾向形成明显对照。
要造成和加速发展，所有社会条件和关系的诱导性变化必须假定是起作用的，甚至在发展过程的累积因果关系中起着战略作用。当这些信念已经决定了探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不能自称在制定完善的分析总框架方面已做得很多。这基本上仍然是对南亚主要经济问题的一项研究，虽然它一直注意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背景。
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分析，引向澄清问题。我们致力于详细的经验材料的研究，以防止我们在寻找有关主要相互关系及趋势的有关问题答案时误入歧途。但是，许多基本事实是难以捉摸和没有记录的，并且，在许多细节上，经验证据是矛盾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只是指示性或启发性的推论，以及有时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与人交谈中得到的印象的推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支持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性的，正像我们经常要提醒读者的那样。清楚地阐明尚未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事物，以便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任务。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指明知识上的空白，并用一定篇幅阐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假设体系；这只能通过猜想性的推理来实现。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仅有限定和保留不同看法的需要，而且有根本改变方法的需要。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就有更多的各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余地，我们就应该欢迎社会学家及其他人为了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许多人将向它们提出挑战；提出挑战的做法是健康的。理解进步过程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一般性的法则被提出并接受挑战，然后得到修正。不同的解释和结论的根源能够用这种方式分别予以考察。本书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一般化的作用。本文并不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为了方便，主要采用的是陈述的形式。这不应该模糊其中包含的一般化的作用和功能。
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作为逻辑问题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时，这就是要害的所在。
原则上，看来很容易制定客观地研究南亚国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应该交代清楚；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此，我们已经证明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可能就是“客观的”（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惟一意义上）。但是，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科学推理中的明晰和确定，这里，我们碰到了哲学知识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和社会知识问题之间有这种关系。这是本章注意的焦点；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的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迅速走向**。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
这个最重要的戏剧在人们思想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内在冲突中具有它的统一性：在他们过高的期望和严酷现实的惨痛经验之间，在变革、改善的愿望和关于承受后果与付出代价的思想上的保留和抑制之间，这种冲突在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里它们具有特别的、增长着的强度，并表现为独特的形式。
在南亚，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情：人们正观察到的恰恰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戏剧的展开。它涉及千上万的人，但是，通过它的复杂性和差异，就像通过一个古典戏剧一样，描述了一个本质上简单的主题。
在戏剧的古典概念中——就像在科学研究的理论阶段一样——演员的意志是受决定论的束缚的。最后一幕的结局已为戏剧第一场的开幕所事先决定的，第一场说明后来发展的全部条件和原因。当主人公探索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但是，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现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
乐观主义，因而使乐观主义看来更加现实的思路也是南亚知识分子的自然要求。该地区所有计划的错误往往就出现在乐观主义方面，这一点相当明显。在西方国家。外交克制的偏好同样带有经济学家之间具有的趋于没有保证的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乐观主义甚至作为进取心和勇气的基础而受到奖赏；它几乎成了传统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曾把它称为“美国热情和自我催眠的伟大才能”。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人们感到，**范围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得到发展符合西方的利益，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除了冷战和出现偏见的机会主义倾向外，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状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性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们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
在我们结束对南亚发展问题研究中往往会产生偏差的力量特征的简述之前，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因为这些偏差造成了对发展前景的过分乐观的看法，它们有时发挥鼓励作用，但它们主要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自满情绪。无论如何，更现实的考察使这一点很清楚，即发展需要更大的努力：南亚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改革以及西方更大的关心。
我们对战后研究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与问题的方法的批评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以理论上先入为主所从事研究的关于事情应如何或确实需要如何去做的正确性加以否定。问题必然先于答案，不是针对问题的答案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上，科学工作中的非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先验思想的种子。当这种理论被清楚地阐述时，我们便能窥见到它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不仅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的内在批评，而且必须不断地用现实来检验，并相应地予以修正。
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当我们的观察资料增加到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正是我们分析上的先入之见帮助我们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原来的理论就要修改，以弄清资料的意义，并解释它们。这就是一切科学的关键：它总是从一个先验的推理开始，但必须不断地努力发现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变得更适合于所研究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能达到完善境界而只使理论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因。但是符合事实的程度各有不同。在南亚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关键性资料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都有缺陷。
因此，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从长远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研究感到悲观。在所有诚实的研究中，自我改正与完善的力量是固有的，这种力量最终将得到证明。
当我们对研究南亚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远未感到满意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概括另一种能够为指导这一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惟一值得区分的——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
我们把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起点：南亚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先进西方国家或**国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不同。概括地说，发达国家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社会基质容许经济发展，或者，在它不容许经济发展时，它也会变得容易重新调整，而不会在发展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这就是从那种社会基质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意义上的分析也能得出有效和有用结果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正确地用于南亚的情况。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诱导变化，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作出反应。
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不把分析牢固地扎根于这些现实就会导致研究的失真和计划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制度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但要真正富有成果，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经济分析中经常排除了的那些东西。因为这种分析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引导它偏离那些“非经济”因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社会来说更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与概念结构。
我们的目标也更加雄心勃勃：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与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与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适合发展动态问题与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
经济学家们充分地说明了关于“非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一般保留意见，但是没有使其改变他们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经常使发展计划公式化的尝试包括了涉及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行动纲领。然而，计划总设计中的这种包含性与主要强调“经济”因素——根据西方的市场和价格、就业、储蓄、投资以及产出表达的——的倾向形成明显对照。
要造成和加速发展，所有社会条件和关系的诱导性变化必须假定是起作用的，甚至在发展过程的累积因果关系中起着战略作用。当这些信念已经决定了探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不能自称在制定完善的分析总框架方面已做得很多。这基本上仍然是对南亚主要经济问题的一项研究，虽然它一直注意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背景。
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分析，引向澄清问题。我们致力于详细的经验材料的研究，以防止我们在寻找有关主要相互关系及趋势的有关问题答案时误入歧途。但是，许多基本事实是难以捉摸和没有记录的，并且，在许多细节上，经验证据是矛盾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只是指示性或启发性的推论，以及有时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与人交谈中得到的印象的推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支持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性的，正像我们经常要提醒读者的那样。清楚地阐明尚未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事物，以便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任务。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指明知识上的空白，并用一定篇幅阐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假设体系；这只能通过猜想性的推理来实现。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仅有限定和保留不同看法的需要，而且有根本改变方法的需要。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就有更多的各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余地，我们就应该欢迎社会学家及其他人为了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许多人将向它们提出挑战；提出挑战的做法是健康的。理解进步过程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一般性的法则被提出并接受挑战，然后得到修正。不同的解释和结论的根源能够用这种方式分别予以考察。本书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一般化的作用。本文并不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为了方便，主要采用的是陈述的形式。这不应该模糊其中包含的一般化的作用和功能。
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作为逻辑问题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时，这就是要害的所在。
原则上，看来很容易制定客观地研究南亚国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应该交代清楚；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此，我们已经证明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可能就是“客观的”（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惟一意义上）。但是，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科学推理中的明晰和确定，这里，我们碰到了哲学知识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和社会知识问题之间有这种关系。这是本章注意的焦点；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的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迅速走向**。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
这个最重要的戏剧在人们思想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内在冲突中具有它的统一性：在他们过高的期望和严酷现实的惨痛经验之间，在变革、改善的愿望和关于承受后果与付出代价的思想上的保留和抑制之间，这种冲突在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里它们具有特别的、增长着的强度，并表现为独特的形式。
在南亚，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情：人们正观察到的恰恰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戏剧的展开。它涉及千上万的人，但是，通过它的复杂性和差异，就像通过一个古典戏剧一样，描述了一个本质上简单的主题。
在戏剧的古典概念中——就像在科学研究的理论阶段一样——演员的意志是受决定论的束缚的。最后一幕的结局已为戏剧第一场的开幕所事先决定的，第一场说明后来发展的全部条件和原因。当主人公探索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但是，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现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