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语言是社交的基础（2/2）

过教育的人对于语言的社会价值的意见，在《廷臣论》一书里充分表达出来。在十六世纪初，有人故意地坚持使用但丁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托斯卡纳作家的陈旧的辞句，理由只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我们的作家完全禁止在讲话中使用它们，甚至于在写作中容许它们存在也非出于情愿，因为他把写作看成是讲话的一种形式。因此就得出结论：最好的语言风格应该和好的文章最相象。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作家的心情：人们有任何重要的话要说，必须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一种变通如意的表达手段，因为它是一种活的表达手段。任何辞句，虽然是华丽的，只要人民用过它，我们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非托斯卡纳词汇，或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词汇，只要在习惯上曾经一度把它们用于一定的用途上，也不禁止。因此，细心和智慧可以产生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即使不是纯粹古老的托斯卡纳语，然而仍是意大利语，它恰象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开出美丽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这是一个完美的“廷臣”所不可少的，他的机智，他的优美的风度和他的诗篇，必须披上这种完美的服装。

    当风格和语言一旦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社会的财产时，一切有修词癖的人和拟古主义者的努力都不会再达到他们的目的。托斯卡纳本身就有很多第一流的作家和健谈者，他们无视并嘲笑这些努力。一个外国学者如果向托斯卡纳人解释，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懂得多么少，是会遇到很多嘲笑的。象马基雅维里那样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影响就足以扫除所有这些陈腐之论。他的活泼有力的思想，他的明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所使用的语言具有除“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而外的任何优点。另一方面，有非常多的北部意大利人、罗马人和那不勒斯人认为，如果在文学和谈话上对于风格纯洁要求得不太严格，他们是很高兴的。他们确曾抛弃了他们方言中的特有形式和惯用的语法；邦德罗以一种外国人可能疑为是虚伪的自谦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宣称：“我没有任何风格；我不是象一个佛罗伦萨人那样地来写作，而是象一个蛮族人那样地来写作；我并没有要给我的语言增添一些新的优美词句的野心；我是一个伦巴第人，而且是从利古里亚的边境来的。”但是和有修辞癖的那些人们的主张抗衡而获得成功的是：明确宣布放弃高雅风格和采用一种生动有力的民众的语言以为代替。很少人能够希望和彼埃特罗·本波相比，他虽然出生在威尼斯，但却写出对他说来是一种外国语言的最纯正的托斯卡纳语，或者和那不勒斯人桑纳札罗相比，他也有同样的能力。但是，根本问题是：无论是口头的或书写的语言，都被认为是一种尊敬的对象。只要这种感情占优势，有修辞癖的那些人们的热狂——他们的语言会议及其他等等——是不会为害很大的。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感到它们的不良影响，这时，意大利文学的独创力量已经衰微，并受到其他的以及更坏得多的影响。最后，克鲁斯加文学会竟能把意大利语作为一种死的语言来看待。但是这个学会竟变得如此之无用，它甚至不能阻止法国语风在十八世纪里的入侵。

    这种为人们所热爱、关注并被熟练地应用于每一种场合的语言，当时已经被用来作为社交的基础。在北方国家里，贵族和君主们或者在寂寞独处中，或者在出猎、战斗、酗酒等一类事情上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市民们则在游戏和身体锻炼以及一些不时的宴游作乐中度过时光。在意大利，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场所，那里，各种出身的人，只要有必要的才能和教养，就可以在谈话、诙谐和真挚的美妙的酬酢中来消磨时光。因为吃吃喝喝不过构成这种酬酢的一小部分，所以就不难对那些为了吃吃喝喝而寻求交往的人们敬而远之。如果我们真正领会对话篇作家的作品，那我们就知道有头脑的人的谈话中并不排除人生最高深的问题，而崇高的思想也并不象在北方那样，是从寂寞独处中产生的，而是从互相交往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谈的限制在社交中不十分严肃的那一面——限于只是为了娱乐而才存在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