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拉丁文的书信和讲演词（2/2）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作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2017-04-13 11:16
厅——即政府官员时常在那里庄严地出现在民众面前的门廊——的下边或者附近有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讲坛。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逝世的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来举行的。即使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个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光荣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结婚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宫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发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尔方索的订婚典礼上，费莱佛在米兰的宫城里所做的演说就是如此。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地也雇用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请求盖利诺派出他的随便那一个学生来参加这些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学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一种讲演的性质。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战斗之前或者在战斗之后，用意大利语言所做的战地演说，这是一种特别演说。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被认为是这种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他们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十五世纪的军事史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在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实上可能是出于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说过的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对佛罗伦萨民兵作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的；这些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一般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的讲演，是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披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来讲的。
最后，教坛演说在十五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它的明显的特征。许多教士参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望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那的伯尔纳丁，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并不以向有名的盖利诺学习修辞学为耻，虽然他不得不只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的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为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从教坛讲道中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那些在必要时刻偶尔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已说过的，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圣徒们的节日上、在婚葬典礼上，或者在一个主教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甚至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的介绍演说或者在某些修会的节日上的讲演，都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十五世纪的教廷里所举行的任何庆典上，说教师无论如何一般还都是僧侣。在西克塔斯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有次序地列举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这一门艺术的法则对他们做了鉴定。费德拉·英吉拉米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的优秀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十六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做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兰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他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有效地畅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他们固有的关系做了论述。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是一种最受重视的才能。对于西塞罗的讲演词和他的理论著作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于昆提里安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新的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一般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尽管如此，但这种特征仍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些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雄辩的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吉安诺佐·曼内蒂的讲演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和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他作为一个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总督与大议会面前的伟大晋见演说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相反地，许多演说家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并且在他们的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塞满古董糟粕。人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听这种长达二、三小时的讲演，只有在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都感到浓厚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还极为稀少和有许多缺点时才能够了解。这一类的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第238页）佩脱拉克的许多书信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费莱佛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的，再添些陈词烂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他所要恭维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的欢迎会上所做的演说，从优里乌斯·凯撒说起，然后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演讲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搀合在一起，并以一些给这位君主提的极端轻率的劝告作结束。幸而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个君主了事。费莱佛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始：“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布普利乌斯·科尔纳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于听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十五世纪末，公众的口味突然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的影响，于是引经据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古来对于君主和一般人们的赞颂之词，可以一检即得。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前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那个手搞就作为以后发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着他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切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讲演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于鲁德维科·摩尔的颂词就是以手稿交给他的。事实上，正象书信可以作为练习，作为范文，乃至作为争论的工具而写给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样，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而写出来的模范讲演词供君主、主教等显贵们在招待会上使用。
对于讲演家对于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列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的遭劫（1527年）标志着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描写了这个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之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戏剧，这时都被摈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秀的演说家不再象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和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着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说时，行政人员不必再花一百个金币的代价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是花一点点钱去雇用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号叫，那个死了的人也并不因此而聪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使人有利可图了。各级的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好象是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可能很容易地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逝世的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来举行的。即使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个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光荣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结婚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宫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发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尔方索的订婚典礼上，费莱佛在米兰的宫城里所做的演说就是如此。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地也雇用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请求盖利诺派出他的随便那一个学生来参加这些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学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一种讲演的性质。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战斗之前或者在战斗之后，用意大利语言所做的战地演说，这是一种特别演说。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被认为是这种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他们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十五世纪的军事史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在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实上可能是出于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说过的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对佛罗伦萨民兵作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的；这些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一般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的讲演，是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披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来讲的。
最后，教坛演说在十五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它的明显的特征。许多教士参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望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那的伯尔纳丁，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并不以向有名的盖利诺学习修辞学为耻，虽然他不得不只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的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为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从教坛讲道中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那些在必要时刻偶尔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已说过的，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圣徒们的节日上、在婚葬典礼上，或者在一个主教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甚至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的介绍演说或者在某些修会的节日上的讲演，都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十五世纪的教廷里所举行的任何庆典上，说教师无论如何一般还都是僧侣。在西克塔斯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有次序地列举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这一门艺术的法则对他们做了鉴定。费德拉·英吉拉米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的优秀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十六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做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兰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他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有效地畅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他们固有的关系做了论述。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是一种最受重视的才能。对于西塞罗的讲演词和他的理论著作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于昆提里安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新的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一般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尽管如此，但这种特征仍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些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雄辩的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吉安诺佐·曼内蒂的讲演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和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他作为一个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总督与大议会面前的伟大晋见演说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相反地，许多演说家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并且在他们的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塞满古董糟粕。人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听这种长达二、三小时的讲演，只有在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都感到浓厚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还极为稀少和有许多缺点时才能够了解。这一类的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第238页）佩脱拉克的许多书信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费莱佛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的，再添些陈词烂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他所要恭维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的欢迎会上所做的演说，从优里乌斯·凯撒说起，然后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演讲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搀合在一起，并以一些给这位君主提的极端轻率的劝告作结束。幸而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个君主了事。费莱佛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始：“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布普利乌斯·科尔纳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于听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十五世纪末，公众的口味突然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的影响，于是引经据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古来对于君主和一般人们的赞颂之词，可以一检即得。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前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那个手搞就作为以后发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着他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切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讲演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于鲁德维科·摩尔的颂词就是以手稿交给他的。事实上，正象书信可以作为练习，作为范文，乃至作为争论的工具而写给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样，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而写出来的模范讲演词供君主、主教等显贵们在招待会上使用。
对于讲演家对于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列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的遭劫（1527年）标志着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描写了这个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之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戏剧，这时都被摈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秀的演说家不再象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和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着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说时，行政人员不必再花一百个金币的代价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是花一点点钱去雇用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号叫，那个死了的人也并不因此而聪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使人有利可图了。各级的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好象是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可能很容易地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