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王朝（2/2）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作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2017-04-13 11:16
看到过比这个更光辉更可喜的宫廷，并且在某一方面，即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不如曼图亚宫廷。在艺术问题上，伊莎贝拉具有精确的知识，任何一个美术爱好者看了她那为数无多，但经过精选的艺术品的目录都不能不为之叹羡。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乌尔比诺所拥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辉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在成为君主之后，以这种身分为国王和教皇服务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风云人物们同样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他的狭小的领土的统治者，他采取了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的计划，并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使很多人就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宫廷也是一件结构完美的艺术品，而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为他服务，宫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样完善，但没有任何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顾着和管理着。宫廷里边没有不道德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它是一个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与他的荣誉有关的。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使不是一个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宝藏和有名的藏书都放在那里。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护从；当时的君主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和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边简单用食。他使人为他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期间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听人们做关于某些经典问题的讲演，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论究某些宗教上的问题。在晚间他往往在以景色壮丽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官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注意使一切技艺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访问那在工场里为他工作的工匠时，在时常接见来客并注意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时，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
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有才气，虽然遭到各种病魔和不幸的侵袭，但能在最后（1508年）把国家交给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来掌握。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领土免于被任何外国人的永久占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和当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效果的抵抗中牺牲得越少，恢复旧业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忘记了存在有许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誉为讲究修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论》的对话的地点就假设是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各地的统治表现了暴行和拢络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宫城之内永远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一个公爵夫人因为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砍了头（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国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外部的阴谋不断产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于企图从合法的继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里抢夺君位。据说后者在以后（1493年）曾经毒死他的妻子，因为发现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煽动要毒死他自己。这一系列的悲剧的最后一件是两个私生子阴谋反对他们的弟兄，掌握政权的大公阿尔方索一世利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地发现了并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
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它这样面临危险并经常需要武备和防守的。统治者们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够跟得上赋税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经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实际达到的繁荣的尺度，那么在1497年，尽管首都作了惊人的扩大而仍没有房子出租就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统治者的命令之下，兴建了许多建筑完善的规模宏大的市区。这里，由于官吏阶级的集中和对商业的积极奖励，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逃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们的宅第。但无论如何，间接税一定是已经高到只能勉强负担的地步。不错，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暴君所采取过的减轻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在荒年的时候曾从远地运来谷物，井似乎是无偿分配给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实行垄断捞回损失，即使不是垄断谷物，也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鱼、咸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墙及其附近精心种植的。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的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知道得更为确切。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的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他们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官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都包括在内。在用高价得到官职，“坏得比魔鬼还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间，曾提到蒂托·斯特罗齐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诗人。大约就在每年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习惯于每年在费拉拉去作所谓“不时的巡视”，总而言之是在访问中间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产品。
费拉拉大公引为骄傲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们都能够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饷和薪金；军人从来也不敢任意压迫市民和农民；这个城市难于攻下；在城堡中储藏有大量的金币。设立两套帐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为止）和阿尔方索一世（到1534年为止）所建造的建筑物很多，但规模不大：它们说明了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来都是绵绣被体，珠宝满身——但并没有任意挥霍。阿尔方索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等待着他那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别墅的命运，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达那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君主们经常易遇危险，所以在他们身上都发展了一种过人的能力。在如此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十分灵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个想超群出众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个人才能来实现他的愿望，并证明他自己与他所寻求的君主地位相称。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全都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性。当时欧洲的哪一个君主曾经象例如阿尔方索一世那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旅行都是为了研究的目的，用这种办法，他得到了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责备他在闲暇的时候从事干似乎和他善于铸炮有关的鏇工工作和责备他毫无成见地让擅长各种技艺的人环绕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不象他们同时代的北方君主那样依靠贵族社会的人士，这些人士认为只有它自己那个阶级值得尊重，并把这种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在意大利，一个君主是被允许并且也不能不去结识和任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的；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殊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只有依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做更详尽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恐惧和真正意大利人善于权衡利害的意识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个人的崇拜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责任感。费拉拉城于1451年给他们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个骑马的铜像；博尔索（1454年）也毫不迟疑地在紧靠市场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铜像，不过是一种坐式的；此外，这个城市还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大理石凯旋纪念柱”。当他死了下葬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样。从威尼斯到外国去的一个市民曾经公开说过博尔索的坏话，归国后被告发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资财；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在审判那个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这个触犯者也以绳索系颈走到大公处求彻底宽恕。政府用了很多侦探，并严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由大公本人亲自审查。博尔索希望每一个著名的客人都无不受其礼遇而去。所以在他统治的时候，这种规定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而设；赫克里斯第一却仅仅用它作为一种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亚，乔万尼二世·本蒂伐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就是每一个过往旅客从一个城门进来必须领取一纸证明以便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立即撤办压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项确实受到欢迎的措施。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赫克里斯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了鞭炮，响起了钟声，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斯对于他的一个部下却是宽容得过分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个警察长官，或者我们随便愿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他是一个和这种职务不相称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儿子和弟兄们也不免在这个人面前战战兢兢；他所判处的罚金高达几百几千金币，甚至案件未加审理即施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大公的命令来赦免他。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赫克里斯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使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饲养的鸽子，没有射手和勇士们的保护，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时候到了；1490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犹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了的马驰过城内，高呼“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赶者来得太迟了，发现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自然由于这件事就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谣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据这种制度的精神对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德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法庭、城内的市场和大学的讲堂都一律关闭，一切人都必须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大公本人要亲自到场。事实上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一个人民的葬仪”，他穿着丧服，步行在棺材后边，哭泣着，在他后边是卡塞拉的亲属，每一个人由一个廷臣扶持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被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确，这是在意大利国家中间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对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这种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种人类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间，但这种感情的流露，特别是在诗人的笔下，它的真挚性则大抵可疑。在阿里奥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的挽诗中，除了散见于一切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铭词藻以外，还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这个死亡给予费拉拉一个多年难忘的打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天上的保护人，因为地上已经不值得她居住；的确，死亡的天使并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象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地来到她那里，而只是赏心悦目地带着消除一切恐惧的和善面容。”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们保护人的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恋爱故事告诉了我们，这种写法在后人看来会是极端的轻率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赞颂。抒情的诗人甚至歌颂他们已经正式结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豪华者”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来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我们所说的这后一篇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贡的统治者的丑恶的性格；在这些事情上，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难；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还得为他们保护人的情妇绘画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以别人的称赞为满足；它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廷里边，博尔索使人绘画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则以足以和耶稣圣体节相比拟的游行仪式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象礼拜天一样商店都要关门；在队伍的中心行列定着君主家族身着绣服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只能来自他一人，这久已表现在金马刺勋章上——这种勋章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赫克里斯一世于马制之外加上一把宝剑、一件绣金斗篷和一笔赏金。无疑地，给了这些是要求受勋的人规规矩矩地服务的。
这个宫廷以保护提倡文学艺术事业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来体现，并通过赏赐官职于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人来实行的，因之并不需要另外一笔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宫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宫廷存在了，不久以后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家中取得一席地位为满足，一直到阿尔方索将他引为己用的时候。以后托尔夸托·塔索就与此不同了，人们争相争取他在宫廷里出现。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乌尔比诺所拥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辉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在成为君主之后，以这种身分为国王和教皇服务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风云人物们同样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他的狭小的领土的统治者，他采取了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的计划，并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使很多人就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宫廷也是一件结构完美的艺术品，而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为他服务，宫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样完善，但没有任何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顾着和管理着。宫廷里边没有不道德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它是一个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与他的荣誉有关的。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使不是一个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宝藏和有名的藏书都放在那里。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护从；当时的君主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和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边简单用食。他使人为他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期间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听人们做关于某些经典问题的讲演，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论究某些宗教上的问题。在晚间他往往在以景色壮丽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官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注意使一切技艺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访问那在工场里为他工作的工匠时，在时常接见来客并注意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时，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
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有才气，虽然遭到各种病魔和不幸的侵袭，但能在最后（1508年）把国家交给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来掌握。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领土免于被任何外国人的永久占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和当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效果的抵抗中牺牲得越少，恢复旧业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忘记了存在有许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誉为讲究修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论》的对话的地点就假设是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各地的统治表现了暴行和拢络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宫城之内永远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一个公爵夫人因为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砍了头（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国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外部的阴谋不断产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于企图从合法的继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里抢夺君位。据说后者在以后（1493年）曾经毒死他的妻子，因为发现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煽动要毒死他自己。这一系列的悲剧的最后一件是两个私生子阴谋反对他们的弟兄，掌握政权的大公阿尔方索一世利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地发现了并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
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它这样面临危险并经常需要武备和防守的。统治者们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够跟得上赋税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经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实际达到的繁荣的尺度，那么在1497年，尽管首都作了惊人的扩大而仍没有房子出租就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统治者的命令之下，兴建了许多建筑完善的规模宏大的市区。这里，由于官吏阶级的集中和对商业的积极奖励，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逃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们的宅第。但无论如何，间接税一定是已经高到只能勉强负担的地步。不错，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暴君所采取过的减轻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在荒年的时候曾从远地运来谷物，井似乎是无偿分配给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实行垄断捞回损失，即使不是垄断谷物，也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鱼、咸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墙及其附近精心种植的。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的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知道得更为确切。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的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他们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官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都包括在内。在用高价得到官职，“坏得比魔鬼还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间，曾提到蒂托·斯特罗齐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诗人。大约就在每年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习惯于每年在费拉拉去作所谓“不时的巡视”，总而言之是在访问中间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产品。
费拉拉大公引为骄傲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们都能够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饷和薪金；军人从来也不敢任意压迫市民和农民；这个城市难于攻下；在城堡中储藏有大量的金币。设立两套帐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为止）和阿尔方索一世（到1534年为止）所建造的建筑物很多，但规模不大：它们说明了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来都是绵绣被体，珠宝满身——但并没有任意挥霍。阿尔方索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等待着他那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别墅的命运，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达那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君主们经常易遇危险，所以在他们身上都发展了一种过人的能力。在如此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十分灵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个想超群出众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个人才能来实现他的愿望，并证明他自己与他所寻求的君主地位相称。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全都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性。当时欧洲的哪一个君主曾经象例如阿尔方索一世那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旅行都是为了研究的目的，用这种办法，他得到了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责备他在闲暇的时候从事干似乎和他善于铸炮有关的鏇工工作和责备他毫无成见地让擅长各种技艺的人环绕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不象他们同时代的北方君主那样依靠贵族社会的人士，这些人士认为只有它自己那个阶级值得尊重，并把这种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在意大利，一个君主是被允许并且也不能不去结识和任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的；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殊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只有依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做更详尽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恐惧和真正意大利人善于权衡利害的意识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个人的崇拜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责任感。费拉拉城于1451年给他们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个骑马的铜像；博尔索（1454年）也毫不迟疑地在紧靠市场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铜像，不过是一种坐式的；此外，这个城市还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大理石凯旋纪念柱”。当他死了下葬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样。从威尼斯到外国去的一个市民曾经公开说过博尔索的坏话，归国后被告发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资财；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在审判那个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这个触犯者也以绳索系颈走到大公处求彻底宽恕。政府用了很多侦探，并严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由大公本人亲自审查。博尔索希望每一个著名的客人都无不受其礼遇而去。所以在他统治的时候，这种规定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而设；赫克里斯第一却仅仅用它作为一种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亚，乔万尼二世·本蒂伐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就是每一个过往旅客从一个城门进来必须领取一纸证明以便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立即撤办压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项确实受到欢迎的措施。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赫克里斯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了鞭炮，响起了钟声，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斯对于他的一个部下却是宽容得过分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个警察长官，或者我们随便愿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他是一个和这种职务不相称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儿子和弟兄们也不免在这个人面前战战兢兢；他所判处的罚金高达几百几千金币，甚至案件未加审理即施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大公的命令来赦免他。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赫克里斯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使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饲养的鸽子，没有射手和勇士们的保护，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时候到了；1490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犹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了的马驰过城内，高呼“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赶者来得太迟了，发现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自然由于这件事就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谣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据这种制度的精神对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德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法庭、城内的市场和大学的讲堂都一律关闭，一切人都必须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大公本人要亲自到场。事实上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一个人民的葬仪”，他穿着丧服，步行在棺材后边，哭泣着，在他后边是卡塞拉的亲属，每一个人由一个廷臣扶持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被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确，这是在意大利国家中间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对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这种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种人类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间，但这种感情的流露，特别是在诗人的笔下，它的真挚性则大抵可疑。在阿里奥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的挽诗中，除了散见于一切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铭词藻以外，还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这个死亡给予费拉拉一个多年难忘的打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天上的保护人，因为地上已经不值得她居住；的确，死亡的天使并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象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地来到她那里，而只是赏心悦目地带着消除一切恐惧的和善面容。”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们保护人的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恋爱故事告诉了我们，这种写法在后人看来会是极端的轻率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赞颂。抒情的诗人甚至歌颂他们已经正式结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豪华者”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来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我们所说的这后一篇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贡的统治者的丑恶的性格；在这些事情上，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难；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还得为他们保护人的情妇绘画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以别人的称赞为满足；它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廷里边，博尔索使人绘画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则以足以和耶稣圣体节相比拟的游行仪式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象礼拜天一样商店都要关门；在队伍的中心行列定着君主家族身着绣服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只能来自他一人，这久已表现在金马刺勋章上——这种勋章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赫克里斯一世于马制之外加上一把宝剑、一件绣金斗篷和一笔赏金。无疑地，给了这些是要求受勋的人规规矩矩地服务的。
这个宫廷以保护提倡文学艺术事业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来体现，并通过赏赐官职于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人来实行的，因之并不需要另外一笔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宫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宫廷存在了，不久以后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家中取得一席地位为满足，一直到阿尔方索将他引为己用的时候。以后托尔夸托·塔索就与此不同了，人们争相争取他在宫廷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