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2）

往常一样，先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他一开头就抓住自由主义的本质。他鞭辟入里地对思想的混乱和“学理上的变质”加以考察，他认为，这种混乱和变质，使得有必要对自由主义重新作出更为严格的界定。他着手这样做，但同时他又对程序性的和终极性的“形而上的”约定加以细心的区别——这些约定当中，包括了人们感到何者为适宜以及人们对赢得自己权利有何种准备。

    让这些选择能保持开放是很重要的：因为，用拉尔夫·达仁道夫爵士教授的一部近作的话来说，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如果社会有了准备，对授与权利的做法加以制度化，那就不失为另一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制度化的而非个人的自由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反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尽管实际结果可能同本书作者所预见到的相差无几。

    这种态度，使读者想起了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所作的最重要的创见。公共选择学派自由主义者们也可能着眼于某种体制化的做法——例如由集体给教育提供经费，或是对巨额财富的世代转移加以集体的调剂——而同时又表示遗憾，认为像今天这样的政府行为可能不足以通过这些手段来达成所企盼的目标。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必然会各人有各人的主观见解和尖锐的观点分歧。格雷博士早期在经济事务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划出了一些标记，争论无疑会继续下去。然而，安东尼·德·雅赛的创见又更进了一步。他力图对自由主义作出更为严格的界定，因而使得往后的辩论更为容易，使得哲学同经济之间的关系更趋于明朗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这部著作所代表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和分析而非本研究所（本研究所是从不提出集体的观点的）的各位所长、经理或顾问的观点和分析。但本所仍将其作为一份重要而有益的论著奉献给学术界与公众，供其知悉与讨论。

    经济事务研究所总所长

    格雷厄姆·梅瑟

    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