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世纪解决社会人类学问题的许多新方法已经发展起来。过去那种基于从各种时代和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割裂了文化史本质联系的零碎资料来解释人类文化史的陈旧方法，已丧失了其主要支撑点。紧接而至的是一个根据对各种特征分布的研究和考古证据的补充，艰苦尝试重新解释历史联系的时期。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受到这种观点的审视。人们试图在各种文化特性之间建立坚固的纽带，并利用它们建立更为广泛的历史性联系。作为文化通史的先决条件——相类文化特性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已被否定，至少被置于一种无关重要的地位。进化论的方法和独立地区文化的分析法，都曾被用来阐明各种文化形式的先后顺序。运用前一方法的人希望建立、描绘出文化和文明史的统一画面；后一方法的倡导者，至少在较为谨慎的倡导者中，则把每一文化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和一种独特的历史问题。

    在精细的文化分析法的影响之下，对与文化形态有关的事实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收集，已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样收集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生活的信息，它好象包括了有严格区分的各种范畴：经济生活、技术、艺术、社会组织、宗教，而且其联结的纽带又难以发现。人类学家的处境好似歌德所讽刺的那样：

    谁要真正认识描述生命之物，

    先得寻找精神的本质归宿，

    如果缺乏精神的沟通，

    那他就没得到生命的全部。

    注意活的文化，已造成一种对每一文化之整体性的更为强烈的兴趣。人们越来越感到，从其一般背景下抽出的某种文化特质，很难让人明白理解。试图把文化想象为由一套单独条件控制的整体，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纯人文地理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形式主义方法，似乎也只描绘出了一些被扭曲的图画。

    把一种文化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的渴望，迫使我们把对标准化行为的描述看成仅是通向其他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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