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结论：多出了一个（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伤害他人，并且吸毒酗酒来伤害他们自己”，他们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消费者”一样，缺乏吸引力；后者唯一“不曾挖掘的潜能”，不是用一把火把商店烧为灰烬，就是翻箱倒柜，搜掠财物，甚至用强度更高、更昂贵的毒品来伤害他们自己。
这样，富人拥有他们所能设想的所有的自由和自律；这是他们用钱买来的，他们珍视这一切；在他们四周的关于“真正的”自由和“真实的”自律的种种说法，他们充耳不闻；就算被他们听到了，他们也只能把这些说法理解为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麻烦。在另一方面，穷人所想象的自由和自律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成为富人，在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幸运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发横财（博彩中奖）。
当然，这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是一幅讽刺画，而不是玩笑。它确实反映了根据理性化进程对社会进行理论化改造的最终结果；反映了野心勃勃地想成为立法者的后果，这一野心在历史所形成的知识分子角色中被制度化了，过去满怀的希望，今天变成了一种挫折感。这幅画面，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但它用一种明晰可辨的形式，支持了那种认为“缺乏历史推动者”的论调，支持了那些认为今天的历史舞台（被看作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一直为某个不知名的行动者占据着的论调。
事实上，在后工业社会中，找不到一个社会集团或者群体，适合于把历史看作理性化过程的理论（history－as－rationalizationtheory）所说的那种“理性推动者”的角色。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或群体，不管是统治集团，还是谋求统治权的集团，对于知识分子所能够提供的权威性的真理观、判断力或趣味，拥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有可能凭借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使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权威性。或许，这就是传统角色的崩溃所产生的焦虑感的根本含义，今天，后现代状况这一概念捕捉到了这一情感。
目前，一个担负着对理性化规划进行组织实施工作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认识突然令人难堪地使所有的古老的、期盼中的对于“美好社会”的蓝图显得虚假和幼稚。这便导致了所谓的“勇气的丧失”，或者，“梦想未来的能力”的丧失。我们的时代决不是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在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乌托邦被认为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在我们的时代，具有实践意向的规划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感到恼怒的是，当一个学者彻底而中肯地对我们所处状况当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之后，却无法最终提出改进的措施。但是，即使他或她拿出一套疗治的方案，我们也会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讥讽这是另一种乌托邦。那种试图提出某种疗治方案的著述活动已经丧失了信誉，这里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这种活动。在整个现代阶段，构想未来是令人推崇的，因为它总是指向或此或彼的某一种永恒的推动力量，期望能够且主动采用合理手段以使所提出的合理社会的蓝图得以实现。由于所指向的对象不再能够被发现，对进步的梦想仅仅成了：梦想。大体如此。
当代的知识分子策略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一新的处境的回应。有些人主张用希望来反对希望，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推动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自诩为旨在建设一个根据理性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主导力量，必须被找到；另外，它必然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既不被他人所知，其自身亦不自知。它必然处于一种尚未成熟的形式（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等待着被发现，更准确地说，等待着得到帮助以发现其自身的可能性；这一推动者还没有能力使他自己超出其狭隘的视野，必须通过教育，他才能领会自己所具有的世界性。这就是图雷纳的建议，与卡斯泰尔斯的略微有些不同；或者，西布鲁克以其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要能抗拒这些进程，只有通过一种联合富人和穷人的事业；一种解放运动，敢于承认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基础；或许还有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中的一种观点，它将使那些丰富的然而依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推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和绿色运动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昨天的女权主义者，核裁军运动的积极分子，绿色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广受关注的另外一类群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至少有一个东西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对于“推动力本身”的诞生的坚信不疑，我们的使命就是找到这一群体及其发源地，说服他们并使之成为“推动力本身”，以作为我们的代表。事实上，这就是图雷纳号召我们去做的“介入的策略”。
另一些策略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整体性规划。他们渴望从绝望中汲取勇气；他们把绝望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勇气。希望着这个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这个堕落的世界已无药可治，在这里，合理性自身变成了压迫的技术，理性无法指望自己会重新找到回家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他们的最后的避难所。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哲学智慧只能遭到败坏；应该杜绝这种接触，保护它的纯洁性，只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它进行悉心照顾，因为除了哲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尚能使人类解放的希望活在其中。流放期间的胡塞尔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流放是一种基本的策略，这些策略家们的流放生活，极大地帮助了这一策略的形成），以他们各自迥异的方式，成为了这一类型的回应的典型。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这类回应的困境在于，它想要回答的问题，却往往会被遗忘；那些提问的人，将无法从答案中辨识问题。一旦从人类实践中脱身，理论将无法找到它的回家之路。选择采取继续保持启蒙运动纲领的策略，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放弃这一纲领。
还有一种策略，后退到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地带，因为在那里，立法的权威性要求是不可能受到挑战的。这个在理智和理性的名义下的立法统治的领域，被限制于特定的精神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艺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角色的立法模式被解释为由某些条件所决定的，通过这些条件，真理或“好的艺术”可以得到普遍承认，得到权威性的认可，等等。这是一种元科学或元美学的方案。其意在于为知识分子活动自身——这一次不是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正当性和合法性。于是，波普尔哲学倾其全力于证伪这一事业——这一活动有希望使科学一劳永逸地建立于那些高于科学并无法为知识分子本身所取代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猛烈抨击“实证科学”没有注意到它们自身的存在根据，没有注意到应该为它们自身的运作过程和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基础。艺术家则被教导说需要一种美学理论来为他们的工作的艺术性提供正当性。这一策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顾自的，它最适合于这一时代中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所处的那种氛围：喜剧演员主要是以其他喜剧演员作为取笑对象，小说作家嗜好写那些与小说创作有关的题材，集成曲——由别人的乐思组成的小品——成为了艺术意象中最受欢迎的形式，而艺术家们认为，油画布的平整与颜料的色彩才是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这一策略还是对付挫折的秘方。从一个源头中分流出来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众多领域，不是为其他权力成功地闯入，就是已经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权威性的基本制度；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于由元科学家或元美学家们所提供的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这些领域都具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实际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现在，这两种方式依然起着作用，总体性知识分子无法控制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使它们的活动合法化，因此，这两种方式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那些基础性的话语，认为后者与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因为从它们自己的制度化标准来看，它们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对于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些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可谓是鞭长莫及。
由于对迄今所列之三种策略都不十分地满意，无怪乎最近又流行起了第四种策略。这种策略完全放弃了立法的野心，放弃了始终如影随形的立法性与奠基性的话语。说“完全”放弃或许有些过分，第四种策略确实包含着一种具有立法意图的形式，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阐释的权威。阐释的概念设想了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威性，这一权威性存在于别的地方——在作者身上，或在文本当中；阐释的作用可以被归结为读出意义。一个好的阐释者就是一个能够做到心领神会的人——存在着一种需要（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可以保证一种规范的存在，它可以指导对意义之解读，从而使阐释具有正当性或权威性；能够从错误的阐释中筛选出适宜的阐释。但是，阐释策略与所有的以一种原理形式出现的立法策略确有不同：它确实公开放弃了，或者说，把真理、判断或趣味的普遍性的假设扔在了一边，原因是后者与正在进行的阐释工作并不相干；它拒绝在创造意义的各种共同体之间作区分；它承认这些共同体的自主权，后者是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意义的唯一的根基。留给知识分子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意义解释给共同体之外的人，使他们理解，而共同体乃是意义之基础；他们还引导着在“有限范围”之间或“意义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到处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或是完全或是局部的自主性的单元，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由制度保障的传统与“意义制造工厂”；显然，不能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需求，上述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并非微不足道。因此，伽达默尔的主张看来极具吸引力（如果加之以贝蒂所提出的要求——使这一工作成为立法权威的基础，以适合于这个首先被视为一个“交往-阐释”过程的世界的状况，那么，伽达默尔的主张就更有吸引力了）。但是，旧的疑惑依然存在。最好的阐释必然还是回到那些想要促进他们自己的理解的那些人身上去。他们会接受这些阐释吗？要使他们接受，知识分子对于阐释的正当性的保证是否已足够？要使人们接受正确的解释，而不是错误的解释，毕竟还是一种思想改造的形式。仅仅凭借知识技能自身的力量，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否会实现？
在罗蒂那里，这些疑惑同样存在，罗蒂的观点是对后现代状况的所有回应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虽然他不承认他的哲学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但只要他强调源于整个西方历史的哲学思考乃是哲学家的终极自由，并从此不再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那么，他的哲学就必然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他的策略是，终结一切策略。他声称，寻找某种特定的策略是徒劳的，是找错了目标。知识分子活动从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中汲取合法性，后者关系到他们工作的价值，关系到他们话语活动的价值，他们始终维持着话语活动的活力，悉心守护以防止它在喧嚣噪杂的众多的共同体传统中被窒息或麻木。如果采纳这一策略，那么，我们所提供的合法性即使为他人所置之不理，也不再成为一个难题。我们只是不再提有关合法化的问题罢了。我们不再把自笛卡尔、洛克或康德开始的那种活动作为我们的工作，即我们所信服的，亦使他人信服。简单地说，我们再也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简言之，罗蒂的反策略似乎非常适合于自律的并受制度推动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学院哲学，只要这种学院哲学依然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
这样，富人拥有他们所能设想的所有的自由和自律；这是他们用钱买来的，他们珍视这一切；在他们四周的关于“真正的”自由和“真实的”自律的种种说法，他们充耳不闻；就算被他们听到了，他们也只能把这些说法理解为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麻烦。在另一方面，穷人所想象的自由和自律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成为富人，在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幸运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发横财（博彩中奖）。
当然，这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是一幅讽刺画，而不是玩笑。它确实反映了根据理性化进程对社会进行理论化改造的最终结果；反映了野心勃勃地想成为立法者的后果，这一野心在历史所形成的知识分子角色中被制度化了，过去满怀的希望，今天变成了一种挫折感。这幅画面，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但它用一种明晰可辨的形式，支持了那种认为“缺乏历史推动者”的论调，支持了那些认为今天的历史舞台（被看作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一直为某个不知名的行动者占据着的论调。
事实上，在后工业社会中，找不到一个社会集团或者群体，适合于把历史看作理性化过程的理论（history－as－rationalizationtheory）所说的那种“理性推动者”的角色。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或群体，不管是统治集团，还是谋求统治权的集团，对于知识分子所能够提供的权威性的真理观、判断力或趣味，拥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有可能凭借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使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权威性。或许，这就是传统角色的崩溃所产生的焦虑感的根本含义，今天，后现代状况这一概念捕捉到了这一情感。
目前，一个担负着对理性化规划进行组织实施工作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认识突然令人难堪地使所有的古老的、期盼中的对于“美好社会”的蓝图显得虚假和幼稚。这便导致了所谓的“勇气的丧失”，或者，“梦想未来的能力”的丧失。我们的时代决不是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在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乌托邦被认为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在我们的时代，具有实践意向的规划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感到恼怒的是，当一个学者彻底而中肯地对我们所处状况当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之后，却无法最终提出改进的措施。但是，即使他或她拿出一套疗治的方案，我们也会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讥讽这是另一种乌托邦。那种试图提出某种疗治方案的著述活动已经丧失了信誉，这里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这种活动。在整个现代阶段，构想未来是令人推崇的，因为它总是指向或此或彼的某一种永恒的推动力量，期望能够且主动采用合理手段以使所提出的合理社会的蓝图得以实现。由于所指向的对象不再能够被发现，对进步的梦想仅仅成了：梦想。大体如此。
当代的知识分子策略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一新的处境的回应。有些人主张用希望来反对希望，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推动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自诩为旨在建设一个根据理性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主导力量，必须被找到；另外，它必然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既不被他人所知，其自身亦不自知。它必然处于一种尚未成熟的形式（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等待着被发现，更准确地说，等待着得到帮助以发现其自身的可能性；这一推动者还没有能力使他自己超出其狭隘的视野，必须通过教育，他才能领会自己所具有的世界性。这就是图雷纳的建议，与卡斯泰尔斯的略微有些不同；或者，西布鲁克以其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要能抗拒这些进程，只有通过一种联合富人和穷人的事业；一种解放运动，敢于承认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基础；或许还有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中的一种观点，它将使那些丰富的然而依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推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和绿色运动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昨天的女权主义者，核裁军运动的积极分子，绿色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广受关注的另外一类群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至少有一个东西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对于“推动力本身”的诞生的坚信不疑，我们的使命就是找到这一群体及其发源地，说服他们并使之成为“推动力本身”，以作为我们的代表。事实上，这就是图雷纳号召我们去做的“介入的策略”。
另一些策略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整体性规划。他们渴望从绝望中汲取勇气；他们把绝望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勇气。希望着这个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这个堕落的世界已无药可治，在这里，合理性自身变成了压迫的技术，理性无法指望自己会重新找到回家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他们的最后的避难所。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哲学智慧只能遭到败坏；应该杜绝这种接触，保护它的纯洁性，只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它进行悉心照顾，因为除了哲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尚能使人类解放的希望活在其中。流放期间的胡塞尔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流放是一种基本的策略，这些策略家们的流放生活，极大地帮助了这一策略的形成），以他们各自迥异的方式，成为了这一类型的回应的典型。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这类回应的困境在于，它想要回答的问题，却往往会被遗忘；那些提问的人，将无法从答案中辨识问题。一旦从人类实践中脱身，理论将无法找到它的回家之路。选择采取继续保持启蒙运动纲领的策略，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放弃这一纲领。
还有一种策略，后退到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地带，因为在那里，立法的权威性要求是不可能受到挑战的。这个在理智和理性的名义下的立法统治的领域，被限制于特定的精神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艺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角色的立法模式被解释为由某些条件所决定的，通过这些条件，真理或“好的艺术”可以得到普遍承认，得到权威性的认可，等等。这是一种元科学或元美学的方案。其意在于为知识分子活动自身——这一次不是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正当性和合法性。于是，波普尔哲学倾其全力于证伪这一事业——这一活动有希望使科学一劳永逸地建立于那些高于科学并无法为知识分子本身所取代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猛烈抨击“实证科学”没有注意到它们自身的存在根据，没有注意到应该为它们自身的运作过程和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基础。艺术家则被教导说需要一种美学理论来为他们的工作的艺术性提供正当性。这一策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顾自的，它最适合于这一时代中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所处的那种氛围：喜剧演员主要是以其他喜剧演员作为取笑对象，小说作家嗜好写那些与小说创作有关的题材，集成曲——由别人的乐思组成的小品——成为了艺术意象中最受欢迎的形式，而艺术家们认为，油画布的平整与颜料的色彩才是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这一策略还是对付挫折的秘方。从一个源头中分流出来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众多领域，不是为其他权力成功地闯入，就是已经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权威性的基本制度；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于由元科学家或元美学家们所提供的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这些领域都具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实际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现在，这两种方式依然起着作用，总体性知识分子无法控制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使它们的活动合法化，因此，这两种方式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那些基础性的话语，认为后者与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因为从它们自己的制度化标准来看，它们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对于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些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可谓是鞭长莫及。
由于对迄今所列之三种策略都不十分地满意，无怪乎最近又流行起了第四种策略。这种策略完全放弃了立法的野心，放弃了始终如影随形的立法性与奠基性的话语。说“完全”放弃或许有些过分，第四种策略确实包含着一种具有立法意图的形式，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阐释的权威。阐释的概念设想了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威性，这一权威性存在于别的地方——在作者身上，或在文本当中；阐释的作用可以被归结为读出意义。一个好的阐释者就是一个能够做到心领神会的人——存在着一种需要（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可以保证一种规范的存在，它可以指导对意义之解读，从而使阐释具有正当性或权威性；能够从错误的阐释中筛选出适宜的阐释。但是，阐释策略与所有的以一种原理形式出现的立法策略确有不同：它确实公开放弃了，或者说，把真理、判断或趣味的普遍性的假设扔在了一边，原因是后者与正在进行的阐释工作并不相干；它拒绝在创造意义的各种共同体之间作区分；它承认这些共同体的自主权，后者是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意义的唯一的根基。留给知识分子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意义解释给共同体之外的人，使他们理解，而共同体乃是意义之基础；他们还引导着在“有限范围”之间或“意义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到处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或是完全或是局部的自主性的单元，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由制度保障的传统与“意义制造工厂”；显然，不能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需求，上述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并非微不足道。因此，伽达默尔的主张看来极具吸引力（如果加之以贝蒂所提出的要求——使这一工作成为立法权威的基础，以适合于这个首先被视为一个“交往-阐释”过程的世界的状况，那么，伽达默尔的主张就更有吸引力了）。但是，旧的疑惑依然存在。最好的阐释必然还是回到那些想要促进他们自己的理解的那些人身上去。他们会接受这些阐释吗？要使他们接受，知识分子对于阐释的正当性的保证是否已足够？要使人们接受正确的解释，而不是错误的解释，毕竟还是一种思想改造的形式。仅仅凭借知识技能自身的力量，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否会实现？
在罗蒂那里，这些疑惑同样存在，罗蒂的观点是对后现代状况的所有回应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虽然他不承认他的哲学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但只要他强调源于整个西方历史的哲学思考乃是哲学家的终极自由，并从此不再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那么，他的哲学就必然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他的策略是，终结一切策略。他声称，寻找某种特定的策略是徒劳的，是找错了目标。知识分子活动从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中汲取合法性，后者关系到他们工作的价值，关系到他们话语活动的价值，他们始终维持着话语活动的活力，悉心守护以防止它在喧嚣噪杂的众多的共同体传统中被窒息或麻木。如果采纳这一策略，那么，我们所提供的合法性即使为他人所置之不理，也不再成为一个难题。我们只是不再提有关合法化的问题罢了。我们不再把自笛卡尔、洛克或康德开始的那种活动作为我们的工作，即我们所信服的，亦使他人信服。简单地说，我们再也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简言之，罗蒂的反策略似乎非常适合于自律的并受制度推动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学院哲学，只要这种学院哲学依然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