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二：受压抑者（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界最底层的阶级；忽略了愈来愈多的人依靠补助或福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忽略了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残疾弱智者、肄业的缺乏技能的人，或者从最新的技术革命中（理性的最后的胜利）被淘汰的人，他们均已被剥夺了（有些人认为是永远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经济活动者的角色。他们在受苦。知识分子怜悯他们的处境，但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克制着，不想使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发生联系。他们的这种不情愿被理论化了。哈贝马斯曾说，新穷人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非被剥削者。奥菲补充道，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是没有劳动可以撤回的，他们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权力。总而言之，怜悯（pity）取代了同情（compassion）：新穷人需要人道层面的帮助；他们不适于被训练成未来世界的重建者。随着对历史思辨（historiosophical）的兴趣的丧失，从而也从对穷人的迷恋中醒悟过来。做一个穷人看来不再是一件罗曼蒂克的事情了，它既不包含什么使命，也不含有孕育未来的光荣。如果既不是从逻辑的角度，也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新穷人似乎就是一种残存的、边缘化了的异己分子。
边缘化，正在使今日之穷人呈现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东西，在最新的研究中，这被认为是资本从劳动中得到解放的一个成果。今天，资本不仅不能使社会的其他成员加入生产劳动；更准确地说，它使参与生产劳动的人数愈来愈少，人数对于资本愈来愈不具重要性。反之，资本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成为了消费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出来的消费者的数量愈来愈多，消费者的重要性也就愈来愈大。这使我们回想起布尔迪厄经过细致研究所得之结论：消费者与其说是被压抑，不如说是被引诱，与其说是被规范所强制，不如说是被需求所引导；对他们而言，广告与公关技巧取代了警察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本再生产主要依靠的对象，如此，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才具有持久性。在资本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之前，“劳动的储备大军”首先是穷人；他们使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灵活的选择权，且有助于使“劳-资”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至于危及系统的维持。所以，穷人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系统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个异己的部分。在资本从劳动力中得到解放之后，穷人只有当他们真正地被认为是“消费的储备大军”时，他们才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系统内部的”角色。然而，他们能被如此看待吗？
运用权威以及强制性的规范，对人民进行镇压、管制和严格控制，在现代的早期阶段，构成了整合机制的统治网络，只有极少数特权者及豪富可以免于这一网络的控制。这种控制网络可以非常有效地运用于对人的管理，这正是工厂制度的前提。在一个资本统治建立在使社会其他成员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的社会中，工厂制度是至关紧要的。为了减少对于控制的反抗，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去购买摆脱控制网络的特权。随着资本愈来愈向着摆脱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机会便愈来愈多：由于目前这样的一些人的数量愈来愈多，他们的消费能力比他们的生产潜力更有价值，因此，旧的控制网络愈来愈成为一种反生产性的（或者，是否可以更准确地说“反消费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与生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目前，通过建构一系列的新兴制度——诱惑、公共关系、广告、需求的增长，这样的一些人得到了更有效的、更有力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回应）。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跨越分割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
新穷人无法做到这一些。他们不是消费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消费对于资本的顺利再生产来说无关紧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的消费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市场流通之外）。因此，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到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戒。布尔迪厄的“文化游戏”不是为他们的。倘若他们愚蠢地否认这一些的话，其后果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
这让我想起米歇尔。15岁时的一天，她开始染起了头发，先是染成红色，然后染成金黄色，后来她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随后她又像非洲人一样把头发编成细辫子，然后又梳成马尾状，后来又梳成了辫子，最后当她剪了一个平头时，头发在脑壳上熠熠发光。她戴着鼻饰，耳朵穿洞；佩羽饰，挂水晶、钻石、陶制品，或银器。她的嘴唇涂成红色，或紫色，或黑色。她的容颜时而惨白如鬼魅，时而艳若桃花，时而呈现青铜色如同一块被浇铸的金属。为了追逐飘忽不定的梦想，16岁时，她与26岁的男友离家出走。父母要把她带回家，她要自杀。母亲争辩道：“可我总是让你随心所欲的呀。”“这就是我要的。”18岁时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那个男人打了她。她在卧房里坐着，逃离这里已有三年了；挂在墙壁上的流行歌星的相片已经褪色，他们仍然向下注视着她。她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行将垂暮。她觉得精疲力竭。她对生活已厌倦了。除了厌烦，没有给她剩下什么东西。
消费者的乐园也带着它自己的地狱：留给那些非法闯入者。
对于是否能够成为消费者社会的合格成员，市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测试。请求成为消费者社会的成员，其程序完全是民主的：凡是信从者，均将一视同仁，这些信从者或被怂恿或被强迫。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诱惑者，或是能够被诱惑的。然而一旦被诱惑了，米歇尔和她的同类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所垂涎的商品尽管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但只是给某一些人带来了快乐；米歇尔或许能够推断，她唯一所确知的只有一件事：她并不属于这“某一些人”。商品游戏并不带来回报，游戏本身就是回报，它提供了一种不断翻新的成功的希望。但是，为了得到这种回报，一个人必须能够无休止地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样的话，希望才永远不会破灭，失败则总是意味着一场战役的失利，而不是失去了整个战争。一旦你不再能够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希望就会破灭，你知道，你已经失败了，不会有下一场战斗来补偿你的损失。在希望的庙宇中，只有那些能够玩下去的人，才有合法的准入证。现在米歇尔知道，她是非法的：在另一些人的聚会中，没有她的位置。她被给予了一次机会，但她失败了。现在她必须回到卑微的位置上去。
她是卑微的，是国家“慈善事业”的社会救济金或福利补助的对象。她和她的同类们，有如希拉里·罗兹所写的：“这种存在于福利救济中的‘接受赠送的关系’，是以个人的屈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对个人的资助……请求者必须表现出哀求者的样子，如同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要把他的伤口在大庭广众之下，公之于众。”在那种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应享有的补助金额的福利活动中，并没有看到那些福利国家的提倡者所寄予的过高期望，有能够实现的任何痕迹。约翰·沃莱爵士提醒我们，在贝弗里奇报告中：
保险是他们的希望的基础，无需采取任何特殊的方法或者具备特殊的条件，他们必然会得到补偿，这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遭遇不测，他们无需因为自己是一个穷人而申请补助，他们只要靠自己便足够了，他们的意外损失会受到保险的赔偿。所有的公民——不仅仅是境况较好的——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来储蓄，并且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或他们家庭的未来作出有利的安排，无需担心他们的所有会在未来不幸降临的灾难中毁于一旦，这种不幸现在已经被社会保险所负担了。
贝弗里奇的念头是在一个生产者的世界中构想出来的——或者，是在对如下这一世界的鲜明的回忆中构想出来的：游戏的散伙仍然只是一种暂时的灾难，那些发现自己处在边缘的人们有义务回到游戏中来，那里，他们将会得到国家的帮助（正如克劳斯·奥菲曾经说过的，“劳动力的重新商品化”）。因此，没有理由把他们看作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群体。贝弗里奇的思想在产生的时候便已经过时了。随之而来的实践否定了他的想法。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保障领域，获得补偿的权利被替换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的调查，确定其应享的补助的方法，这种方法“侵犯了接受者的尊严”，并且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分裂是这种方法给消费者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好处。D．V．唐尼森说，英国的补助金已经成为“一种对被污辱的次等公民的污辱性的次等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故意维持的次等性，塑造了作为二等公民的服务对象，或者，至少在他们的身上别上一个徽章，把他们的身分告诉周围的其他人。
已经证明，这些人并不适合于被诱惑，对待他们，只能指望用老式的和可靠的镇压的方法。广告会使他们盲目，或更糟糕，使他们变得难以控制（如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骚乱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砸烂并焚烧商店的现象）；对待他们，需要重新捡起暴力的权威。他们新产生的需求只是预示着麻烦将临；需要规范以确保穷人被束缚在旧的需求上面。总而言之，由于诱惑对人是不加区别的，需要用镇压的手段来消除它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镇压和法规对穷人而言并非什么新闻。但现在，他们是处于另一种歧视当中；这就是在愈来愈多的其他社会成员购买到了摆脱镇压、权威或法规的出路时，他们却成为了新穷人。在法律层面上，在实践当中，作为一种被隔离了的穷人群体正是如此形成的，对他们的统治适用于另一种方式。纽约纽伯格的市政执行官约瑟夫·米切尔是那种舒适地呆在消费者社会的围墙这一边的人们的典型，他说道：
我们要向那些社会寄生虫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去抚养私生子。我们向那些道德骗子和懒汉们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永远盘踞于被救济的名册上。我们要向那些因州和联盟法律而获得救济的游手好闲者的权利提出质疑。我们要向那些随意辞职不干的人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一直靠国家的救济为生，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要向那些为成为或继续成为公共负担而移居的公民的权利提出质疑。
在这一经过拔高了的道德化的宣言的背后，是一种羞辱人的实践。根据乔·R．菲金的研究，
（美国的）社会救济机构不仅经常对接受救济者的婚姻和性生活进行监视，而且还对他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监督。社会工作者们可以不经邀请进入他们的家庭，审查他们的经济收支状况和用途，调查他们是如何抚养子女的。国家对这些接受救济者的生活的干涉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其严格的强制性生育控制。在70年代初期，许多新闻报道揭露了如下事实，一些地方性的社会救济部门参与并迫使接受救济的母亲做了绝育手术。
另一个美国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由于目前的公共救济体系，穷人需要一种“高度的忍耐（如在那些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拒绝接待，并且让接受者无限制地等待下去时），对于遭到粗暴的和侮辱性的对待能够充分地忍受（如那些住在医院急诊病房的穷人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正迫切需要帮助），通常还要准备着把他们的私生活公之于众（如在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的敞开的小房间中接受与自己的性生活有关的提问）”。穷人的由官僚政治所指定的角色，他们的新的被隔离的社会界定，是如此被训戒并成为习惯的：
穷人们发现，必须学会系上由官僚机构所定的类型标签如“接受政府资助赡养的儿童”或“就业培训计划的参与者”来演戏。对于这些角色来说，一个令人困窘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佩上社会给他们的标签，这样，这些穷人才会被政府机构了解，有时也会被公众了解（例如，“受美国政府补助的贫困儿童的母亲”）。一旦被系上了这个标签，便可能难以取消；这些穷人会发现，无论他为了改善收入状况做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依然主要通过他的穷人标签来认识他，这种标签往往是有害的、侮辱性的和令人沮丧的。
这种分类想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官僚政治的实践已经抛弃了所有试图使那些穷人重新获得工作能力的努力的伪装，取而代之的是，在它的产品身上打上烙印，使之隔离，迫使其永久化。指定穷人所扮演的角色，并“成功地”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消除一个人的积极行动的愿望。例如，他可以学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一种俯首贴耳的和奉承的态度，这正是官僚政治的程序所需要的；或者他可以把那侮辱性的标签当作是真实的东西，从而丧失了自身的尊严，或者只会发火从而使事情愈来愈糟”。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确保这些角色认识、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状况，并确保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正如乔尔·F．汉德勒和埃伦·简·霍林斯沃思发现：
法律和规章控制着新的接受补助者的进入，要调查申请补助者的经济状况，这种调查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以对新提出申请的工人进行审查。与接受救济者有关的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受到官方有关机构的关注。在决定申请者的贫困程度时，不仅申请者的所有财物来源都要考虑到，而且这些机构被允许制订计划以使“所有财物来源都能被充分地利用”……虽然对申请者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是管理者履行其职能，但是对这种调查的运用，并不仅限于刚刚提出申请时的这一阶段。从申请者提出申请，到接受者完成整个程序，他始终接受着调查。任何时候，补助申请者的金额和必需品的数量都可能被变更，都可能丧失接受补助的资格……坦白自己的财产以及收入来源，把朋友和合作同伙的名字公开，服从对自己的支出和社会行为的调查和讯问，所有这些都是接受政府补助的代价。
社会救济法及其实践的根本后果就是，穷人失去了任何的权力。他们权力的被剥夺，也就意味着这些接受救济者被阻挡在消费者社会的门外，无法再一次回到消费者社会中去。事实上，就像埃迪·肖布里吉的活生生的调查案例，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救济制度没有任何促进穷人重返消费者社会的意思。相反，社会救济这一实践活动所关注的焦点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技能中的“非习得性的方面”；禁止接受救济者作出自己的“购买选择”；专为他们生产的物品。
福利国家对于它的“受惠者”的态度，是一种不人道的、怨恨的和彻底的残忍的可怕的混合，最主要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接受救济者持一种憎恶和猜疑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通常被解释为是由所谓福利的功能性障碍这一特点所导致的：由于福利是以财产的第二次的转移（secondary
transfers）为基础的，它不涉及劳动契约，不受市场统治，因此，它似乎破坏了对于“劳-资”关系的再生产而言绝对必需的“工作伦理”。然而，是谁具有让这些穷人来破坏工作伦理的需要呢？伴随着“想要，为什么还等着”这一口号的流行，信用卡被引入了英国。与资本再生产之关系重大的工作伦理不断遭到削弱，现在，资本利润更加依赖于对市场的操纵，而不是剥削劳动力，在这个社会中，作为有目的的花钱与消费，主导着赚钱和储蓄的活动。工作伦理无法被这样的一种消费者的市场所容忍。在必需使消费者游戏持续下去的神话中，（如果从本质上看）“毕身从事于工作”这一律条处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在消费者社会中，年轻人的“无穷无尽的幻想”正在被唤起；“他们考虑金钱时愈来愈少地与工作联系起来，不是把金钱看作是出售自己劳动力之所得，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秘之物，是一种可能通过中大奖，或者通过盗窃，或者通过擅长跳迪斯科，或者通过赌博，以获得的东西”。这种观念并非源自于福利国家的实践，而是来源于最有力的权威——消费者市场的自我宣传，这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一切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说法，社会救济系统限制了市场的权力，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因素；由于被认为具有这种性质，因此，社会救济系统当然仅限于被看作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异己因素，消除这一系统，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削弱它，是消费者利益的共同要求。但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信条对消费者市场产生了作用。使作为被救济者的穷人的“非自然化”，是消费主义得以被“自然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消费者要维持他们的自我认同，需要构造出一种非消费者，作为它的深恶痛绝的、背道而驰的对立面，作为一种需要时刻警惕防范的威胁。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纳入被救济者的范围，就意味着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一员。于是，消费者的紧张而充满挫折的生活，与穷人的处境相比，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完全可以忍受的了。更确切地说，其条件是，穷人必须如其所是地被看待：在消费者市场之外，只有一种选择，而穷人正是这一选择的活生生的体现，消费者同意（事实上是乐意于）对两种选择进行讨论和公开论证。为了使这另一种选择看上去显得恐怖，他们认为应该使所有的其他的选择——其实就是这个“另一种选择”——变得令人恐怖。克莱夫·詹金斯和巴里·谢尔曼在谈到今日的英国社会时说：“英国人总是为他们自己身为一个受到极好管理的、宽容的和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员而自豪，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正派的和像样的生活，社会和政治的失调被限制在最低限度。要使这一观点为真，他必须是男性，白种人，有职业，有偿债能力或非常富有（这样更好），而且不太老，没有残疾，精神健康。”消费者社会被公认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它需要存在着另一种选择——野蛮社会，正是通过与这一野蛮社会的对照，它的成就才能够随时被度量。为了维持对它的成员的宽容，它要求其成员对所有不属于它的事物采取不宽容的态度。
事实上，新穷人是消费者市场的产物。不是由于消费者市场的“功能性障碍”（正如前面所述，以产量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穷人边缘化了），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和维持方式。消费者社会通过对富人的定义，从而铸造了穷人，富人就是好炫耀的消费者，他并不是一个老板，不是一个创业者，不是另一阶级的成员，不是敌人，而是使模式得以确定的人，是可以追随的样板，是可以达到、超越和过时的目标；是在前进道路上的前导，每一个人都渴望追随着他，并且证明这种渴望是现实的。让我们再次引用西布鲁克的话：
在我们社会，贫穷的含义以如下方式作了重新界定：所有那些试图确定必须有多少钱才能使一个人免于匮乏的努力看来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也是难以实现的，是没有希望的，其代价之高令人咋舌；原因在于，被规定的贫穷，不是与需求相对立，而是与生产和出售的无限的能力相对立。这样，贫穷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解决并不在于对穷人进行补偿这种矫正性的活动，而在于纠正富人这一观念，因为正是在富人的意象中，穷人被重新构造了。
消费者社会的“悲剧”在于，如果没有使不平等维持在一个不断加剧的水准上，如果没有坚持所有的“社会问题”必须转化成为个人的需求问题——这种个体需求是可以通过对市场化商品的个人消费行为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得以持续；通过这种方法，它每天都在生产着它自己的痼疾：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从而恰好削弱了这一社会得以维持的条件。用一种真正的辩证的态度，可以说，消费者社会无法根治它自己所产生的痼疾，除非带着它们走到末日。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那些受到压制的和被各种规范管制的群体在消费者社会内部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管这个社会是如何的繁荣——同时，在“消费者-市场”的生活的整个阶段中，他们或许始终存在着。因此，消费社会的最显著的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安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通过它们，这个围绕着消费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成员才能够被整合。倘若不是这种二元性，这种社会秩序模式，或社会自我维持的过程，都是不可能继续的。
然而，那些把当代社会看作是“消费者社会”的理论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为了与消费者社会的自我形象保持一致，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边缘的现象，与它所描述的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把他们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存在，或者看作是一种异端，然而，这两种情况都认为无需对基本模式的有效性作变动，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看作是一种需要另一套事实才可以得到解释的现象，而不是消费者社会自身的属性。
边缘化，正在使今日之穷人呈现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东西，在最新的研究中，这被认为是资本从劳动中得到解放的一个成果。今天，资本不仅不能使社会的其他成员加入生产劳动；更准确地说，它使参与生产劳动的人数愈来愈少，人数对于资本愈来愈不具重要性。反之，资本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成为了消费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出来的消费者的数量愈来愈多，消费者的重要性也就愈来愈大。这使我们回想起布尔迪厄经过细致研究所得之结论：消费者与其说是被压抑，不如说是被引诱，与其说是被规范所强制，不如说是被需求所引导；对他们而言，广告与公关技巧取代了警察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本再生产主要依靠的对象，如此，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才具有持久性。在资本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之前，“劳动的储备大军”首先是穷人；他们使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灵活的选择权，且有助于使“劳-资”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至于危及系统的维持。所以，穷人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系统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个异己的部分。在资本从劳动力中得到解放之后，穷人只有当他们真正地被认为是“消费的储备大军”时，他们才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系统内部的”角色。然而，他们能被如此看待吗？
运用权威以及强制性的规范，对人民进行镇压、管制和严格控制，在现代的早期阶段，构成了整合机制的统治网络，只有极少数特权者及豪富可以免于这一网络的控制。这种控制网络可以非常有效地运用于对人的管理，这正是工厂制度的前提。在一个资本统治建立在使社会其他成员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的社会中，工厂制度是至关紧要的。为了减少对于控制的反抗，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去购买摆脱控制网络的特权。随着资本愈来愈向着摆脱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机会便愈来愈多：由于目前这样的一些人的数量愈来愈多，他们的消费能力比他们的生产潜力更有价值，因此，旧的控制网络愈来愈成为一种反生产性的（或者，是否可以更准确地说“反消费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与生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目前，通过建构一系列的新兴制度——诱惑、公共关系、广告、需求的增长，这样的一些人得到了更有效的、更有力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回应）。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跨越分割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
新穷人无法做到这一些。他们不是消费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消费对于资本的顺利再生产来说无关紧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的消费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市场流通之外）。因此，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到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戒。布尔迪厄的“文化游戏”不是为他们的。倘若他们愚蠢地否认这一些的话，其后果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
这让我想起米歇尔。15岁时的一天，她开始染起了头发，先是染成红色，然后染成金黄色，后来她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随后她又像非洲人一样把头发编成细辫子，然后又梳成马尾状，后来又梳成了辫子，最后当她剪了一个平头时，头发在脑壳上熠熠发光。她戴着鼻饰，耳朵穿洞；佩羽饰，挂水晶、钻石、陶制品，或银器。她的嘴唇涂成红色，或紫色，或黑色。她的容颜时而惨白如鬼魅，时而艳若桃花，时而呈现青铜色如同一块被浇铸的金属。为了追逐飘忽不定的梦想，16岁时，她与26岁的男友离家出走。父母要把她带回家，她要自杀。母亲争辩道：“可我总是让你随心所欲的呀。”“这就是我要的。”18岁时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那个男人打了她。她在卧房里坐着，逃离这里已有三年了；挂在墙壁上的流行歌星的相片已经褪色，他们仍然向下注视着她。她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行将垂暮。她觉得精疲力竭。她对生活已厌倦了。除了厌烦，没有给她剩下什么东西。
消费者的乐园也带着它自己的地狱：留给那些非法闯入者。
对于是否能够成为消费者社会的合格成员，市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测试。请求成为消费者社会的成员，其程序完全是民主的：凡是信从者，均将一视同仁，这些信从者或被怂恿或被强迫。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诱惑者，或是能够被诱惑的。然而一旦被诱惑了，米歇尔和她的同类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所垂涎的商品尽管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但只是给某一些人带来了快乐；米歇尔或许能够推断，她唯一所确知的只有一件事：她并不属于这“某一些人”。商品游戏并不带来回报，游戏本身就是回报，它提供了一种不断翻新的成功的希望。但是，为了得到这种回报，一个人必须能够无休止地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样的话，希望才永远不会破灭，失败则总是意味着一场战役的失利，而不是失去了整个战争。一旦你不再能够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希望就会破灭，你知道，你已经失败了，不会有下一场战斗来补偿你的损失。在希望的庙宇中，只有那些能够玩下去的人，才有合法的准入证。现在米歇尔知道，她是非法的：在另一些人的聚会中，没有她的位置。她被给予了一次机会，但她失败了。现在她必须回到卑微的位置上去。
她是卑微的，是国家“慈善事业”的社会救济金或福利补助的对象。她和她的同类们，有如希拉里·罗兹所写的：“这种存在于福利救济中的‘接受赠送的关系’，是以个人的屈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对个人的资助……请求者必须表现出哀求者的样子，如同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要把他的伤口在大庭广众之下，公之于众。”在那种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应享有的补助金额的福利活动中，并没有看到那些福利国家的提倡者所寄予的过高期望，有能够实现的任何痕迹。约翰·沃莱爵士提醒我们，在贝弗里奇报告中：
保险是他们的希望的基础，无需采取任何特殊的方法或者具备特殊的条件，他们必然会得到补偿，这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遭遇不测，他们无需因为自己是一个穷人而申请补助，他们只要靠自己便足够了，他们的意外损失会受到保险的赔偿。所有的公民——不仅仅是境况较好的——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来储蓄，并且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或他们家庭的未来作出有利的安排，无需担心他们的所有会在未来不幸降临的灾难中毁于一旦，这种不幸现在已经被社会保险所负担了。
贝弗里奇的念头是在一个生产者的世界中构想出来的——或者，是在对如下这一世界的鲜明的回忆中构想出来的：游戏的散伙仍然只是一种暂时的灾难，那些发现自己处在边缘的人们有义务回到游戏中来，那里，他们将会得到国家的帮助（正如克劳斯·奥菲曾经说过的，“劳动力的重新商品化”）。因此，没有理由把他们看作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群体。贝弗里奇的思想在产生的时候便已经过时了。随之而来的实践否定了他的想法。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保障领域，获得补偿的权利被替换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的调查，确定其应享的补助的方法，这种方法“侵犯了接受者的尊严”，并且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分裂是这种方法给消费者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好处。D．V．唐尼森说，英国的补助金已经成为“一种对被污辱的次等公民的污辱性的次等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故意维持的次等性，塑造了作为二等公民的服务对象，或者，至少在他们的身上别上一个徽章，把他们的身分告诉周围的其他人。
已经证明，这些人并不适合于被诱惑，对待他们，只能指望用老式的和可靠的镇压的方法。广告会使他们盲目，或更糟糕，使他们变得难以控制（如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骚乱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砸烂并焚烧商店的现象）；对待他们，需要重新捡起暴力的权威。他们新产生的需求只是预示着麻烦将临；需要规范以确保穷人被束缚在旧的需求上面。总而言之，由于诱惑对人是不加区别的，需要用镇压的手段来消除它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镇压和法规对穷人而言并非什么新闻。但现在，他们是处于另一种歧视当中；这就是在愈来愈多的其他社会成员购买到了摆脱镇压、权威或法规的出路时，他们却成为了新穷人。在法律层面上，在实践当中，作为一种被隔离了的穷人群体正是如此形成的，对他们的统治适用于另一种方式。纽约纽伯格的市政执行官约瑟夫·米切尔是那种舒适地呆在消费者社会的围墙这一边的人们的典型，他说道：
我们要向那些社会寄生虫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去抚养私生子。我们向那些道德骗子和懒汉们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永远盘踞于被救济的名册上。我们要向那些因州和联盟法律而获得救济的游手好闲者的权利提出质疑。我们要向那些随意辞职不干的人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一直靠国家的救济为生，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要向那些为成为或继续成为公共负担而移居的公民的权利提出质疑。
在这一经过拔高了的道德化的宣言的背后，是一种羞辱人的实践。根据乔·R．菲金的研究，
（美国的）社会救济机构不仅经常对接受救济者的婚姻和性生活进行监视，而且还对他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监督。社会工作者们可以不经邀请进入他们的家庭，审查他们的经济收支状况和用途，调查他们是如何抚养子女的。国家对这些接受救济者的生活的干涉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其严格的强制性生育控制。在70年代初期，许多新闻报道揭露了如下事实，一些地方性的社会救济部门参与并迫使接受救济的母亲做了绝育手术。
另一个美国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由于目前的公共救济体系，穷人需要一种“高度的忍耐（如在那些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拒绝接待，并且让接受者无限制地等待下去时），对于遭到粗暴的和侮辱性的对待能够充分地忍受（如那些住在医院急诊病房的穷人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正迫切需要帮助），通常还要准备着把他们的私生活公之于众（如在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的敞开的小房间中接受与自己的性生活有关的提问）”。穷人的由官僚政治所指定的角色，他们的新的被隔离的社会界定，是如此被训戒并成为习惯的：
穷人们发现，必须学会系上由官僚机构所定的类型标签如“接受政府资助赡养的儿童”或“就业培训计划的参与者”来演戏。对于这些角色来说，一个令人困窘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佩上社会给他们的标签，这样，这些穷人才会被政府机构了解，有时也会被公众了解（例如，“受美国政府补助的贫困儿童的母亲”）。一旦被系上了这个标签，便可能难以取消；这些穷人会发现，无论他为了改善收入状况做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依然主要通过他的穷人标签来认识他，这种标签往往是有害的、侮辱性的和令人沮丧的。
这种分类想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官僚政治的实践已经抛弃了所有试图使那些穷人重新获得工作能力的努力的伪装，取而代之的是，在它的产品身上打上烙印，使之隔离，迫使其永久化。指定穷人所扮演的角色，并“成功地”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消除一个人的积极行动的愿望。例如，他可以学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一种俯首贴耳的和奉承的态度，这正是官僚政治的程序所需要的；或者他可以把那侮辱性的标签当作是真实的东西，从而丧失了自身的尊严，或者只会发火从而使事情愈来愈糟”。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确保这些角色认识、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状况，并确保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正如乔尔·F．汉德勒和埃伦·简·霍林斯沃思发现：
法律和规章控制着新的接受补助者的进入，要调查申请补助者的经济状况，这种调查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以对新提出申请的工人进行审查。与接受救济者有关的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受到官方有关机构的关注。在决定申请者的贫困程度时，不仅申请者的所有财物来源都要考虑到，而且这些机构被允许制订计划以使“所有财物来源都能被充分地利用”……虽然对申请者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是管理者履行其职能，但是对这种调查的运用，并不仅限于刚刚提出申请时的这一阶段。从申请者提出申请，到接受者完成整个程序，他始终接受着调查。任何时候，补助申请者的金额和必需品的数量都可能被变更，都可能丧失接受补助的资格……坦白自己的财产以及收入来源，把朋友和合作同伙的名字公开，服从对自己的支出和社会行为的调查和讯问，所有这些都是接受政府补助的代价。
社会救济法及其实践的根本后果就是，穷人失去了任何的权力。他们权力的被剥夺，也就意味着这些接受救济者被阻挡在消费者社会的门外，无法再一次回到消费者社会中去。事实上，就像埃迪·肖布里吉的活生生的调查案例，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救济制度没有任何促进穷人重返消费者社会的意思。相反，社会救济这一实践活动所关注的焦点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技能中的“非习得性的方面”；禁止接受救济者作出自己的“购买选择”；专为他们生产的物品。
福利国家对于它的“受惠者”的态度，是一种不人道的、怨恨的和彻底的残忍的可怕的混合，最主要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接受救济者持一种憎恶和猜疑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通常被解释为是由所谓福利的功能性障碍这一特点所导致的：由于福利是以财产的第二次的转移（secondary
transfers）为基础的，它不涉及劳动契约，不受市场统治，因此，它似乎破坏了对于“劳-资”关系的再生产而言绝对必需的“工作伦理”。然而，是谁具有让这些穷人来破坏工作伦理的需要呢？伴随着“想要，为什么还等着”这一口号的流行，信用卡被引入了英国。与资本再生产之关系重大的工作伦理不断遭到削弱，现在，资本利润更加依赖于对市场的操纵，而不是剥削劳动力，在这个社会中，作为有目的的花钱与消费，主导着赚钱和储蓄的活动。工作伦理无法被这样的一种消费者的市场所容忍。在必需使消费者游戏持续下去的神话中，（如果从本质上看）“毕身从事于工作”这一律条处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在消费者社会中，年轻人的“无穷无尽的幻想”正在被唤起；“他们考虑金钱时愈来愈少地与工作联系起来，不是把金钱看作是出售自己劳动力之所得，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秘之物，是一种可能通过中大奖，或者通过盗窃，或者通过擅长跳迪斯科，或者通过赌博，以获得的东西”。这种观念并非源自于福利国家的实践，而是来源于最有力的权威——消费者市场的自我宣传，这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一切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说法，社会救济系统限制了市场的权力，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因素；由于被认为具有这种性质，因此，社会救济系统当然仅限于被看作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异己因素，消除这一系统，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削弱它，是消费者利益的共同要求。但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信条对消费者市场产生了作用。使作为被救济者的穷人的“非自然化”，是消费主义得以被“自然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消费者要维持他们的自我认同，需要构造出一种非消费者，作为它的深恶痛绝的、背道而驰的对立面，作为一种需要时刻警惕防范的威胁。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纳入被救济者的范围，就意味着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一员。于是，消费者的紧张而充满挫折的生活，与穷人的处境相比，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完全可以忍受的了。更确切地说，其条件是，穷人必须如其所是地被看待：在消费者市场之外，只有一种选择，而穷人正是这一选择的活生生的体现，消费者同意（事实上是乐意于）对两种选择进行讨论和公开论证。为了使这另一种选择看上去显得恐怖，他们认为应该使所有的其他的选择——其实就是这个“另一种选择”——变得令人恐怖。克莱夫·詹金斯和巴里·谢尔曼在谈到今日的英国社会时说：“英国人总是为他们自己身为一个受到极好管理的、宽容的和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员而自豪，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正派的和像样的生活，社会和政治的失调被限制在最低限度。要使这一观点为真，他必须是男性，白种人，有职业，有偿债能力或非常富有（这样更好），而且不太老，没有残疾，精神健康。”消费者社会被公认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它需要存在着另一种选择——野蛮社会，正是通过与这一野蛮社会的对照，它的成就才能够随时被度量。为了维持对它的成员的宽容，它要求其成员对所有不属于它的事物采取不宽容的态度。
事实上，新穷人是消费者市场的产物。不是由于消费者市场的“功能性障碍”（正如前面所述，以产量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穷人边缘化了），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和维持方式。消费者社会通过对富人的定义，从而铸造了穷人，富人就是好炫耀的消费者，他并不是一个老板，不是一个创业者，不是另一阶级的成员，不是敌人，而是使模式得以确定的人，是可以追随的样板，是可以达到、超越和过时的目标；是在前进道路上的前导，每一个人都渴望追随着他，并且证明这种渴望是现实的。让我们再次引用西布鲁克的话：
在我们社会，贫穷的含义以如下方式作了重新界定：所有那些试图确定必须有多少钱才能使一个人免于匮乏的努力看来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也是难以实现的，是没有希望的，其代价之高令人咋舌；原因在于，被规定的贫穷，不是与需求相对立，而是与生产和出售的无限的能力相对立。这样，贫穷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解决并不在于对穷人进行补偿这种矫正性的活动，而在于纠正富人这一观念，因为正是在富人的意象中，穷人被重新构造了。
消费者社会的“悲剧”在于，如果没有使不平等维持在一个不断加剧的水准上，如果没有坚持所有的“社会问题”必须转化成为个人的需求问题——这种个体需求是可以通过对市场化商品的个人消费行为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得以持续；通过这种方法，它每天都在生产着它自己的痼疾：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从而恰好削弱了这一社会得以维持的条件。用一种真正的辩证的态度，可以说，消费者社会无法根治它自己所产生的痼疾，除非带着它们走到末日。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那些受到压制的和被各种规范管制的群体在消费者社会内部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管这个社会是如何的繁荣——同时，在“消费者-市场”的生活的整个阶段中，他们或许始终存在着。因此，消费社会的最显著的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安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通过它们，这个围绕着消费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成员才能够被整合。倘若不是这种二元性，这种社会秩序模式，或社会自我维持的过程，都是不可能继续的。
然而，那些把当代社会看作是“消费者社会”的理论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为了与消费者社会的自我形象保持一致，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边缘的现象，与它所描述的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把他们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存在，或者看作是一种异端，然而，这两种情况都认为无需对基本模式的有效性作变动，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看作是一种需要另一套事实才可以得到解释的现象，而不是消费者社会自身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