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一：被诱惑者（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种意外的结果。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利害关系的是铲除地方的差异性，铲除自主的和自我推动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统一的、全社会的惩戒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一场文化改造运动。“园艺”国家野心勃勃地想把一切都纳入国家制度中，知识分子野心勃勃地想把他们的思想改造推广到全球的范围，两者一拍即合。国家的政治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看起来作用于同一个方向上，它们相互扶持，相互援助，——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相互依靠。然而，在创造合法性话语这一活动中，现代国家愈来愈少地依赖于横扫一切并一统天下的文化改造运动。随着国家的全景式技术的布置完毕，官僚政治的分工、层级化和分门别类，成为国家进一步兴旺发达的奥秘。“Ou
sont croisades d’autant？”何以它们为政治家所必需？文化精英确实还保留着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夸耀并守护的价值（同时，他们展示这些价值，以证明他们的集体的重要性），丧失了与政治的关联，从而也丧失了他们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
文化从合法化工作的重负下解脱，便能够——且已经——施展其新的整合作用。文化脱离与系统的关联，这样的一种解脱对文化精英的为价值立法的雄心而言并无益处。据有政治家腾空的位置的，并非文化精英。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政治的支持，因此，那种发动更为深远的文化改造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必定愈来愈成了一个空洞的想法，成了一出实践当中的闹剧。同样令文化立法者们感到恐怖的是，文化摆脱了国家的控制，意味着（也是不可避免地）文化从立法者自己的权力下得到了解放。因文化在系统整合领域中是多余的，它便进入了社会整合领域，在这里，它发现自己身处于所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渗透性权力之间，并且与它们一样，具有了无中心性、多样性和散漫性的特点。
然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文化返回到了它被用来服务于现代国家的系统整合之前——即前现代——所在的最初的那个领域。目前它所处的这个领域，从功能上看，与前现代的是相似的，然而，这一领域却采用了与前现代的特征及其后果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的制度形态。作为地方性权力之基础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的漫长的前进过程中已被卓有成效地摧毁了；当文化被认为在系统维持的层面上是无用的，并回归于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层面上时，这些共同体基础已经无法被再一次地利用了。但另一些地方性的权力基础则等候着——并且指望将文化变成它们控制的对象。这些基础置身于市场的制度化的网络之中；文化成为了可销售的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服从于这一超级法庭，坐在法官席上的，是利润和有效需求。
文化从政治中获得了自由，带来的却是文化立法者的权力的丧失，理论家们对“大众文化”的愤怒的抨击，正是由于这一现实背景。德怀特·麦克唐纳对他的读者们提出了警世之言，指出在新的社会状况中存在着内在的危险性：“一种温吞水式的、软弱无力的平庸的文化正在缓慢地产生，这种文化像是一滩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没着一切，威胁着所有的东西。”麦克唐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可怕倾向的根源正在于，伴随着自由和民主制度的产生，辨别力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大众文化恰恰是极端民主的：它完全不承认对于任何人、任何事的贬视，或者不承认在任何人、任何事中间是具有差别的。”当然，最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辨别力的欠缺实际上意味着“高雅文化”的沦落，“高雅文化”被置于与其他所有文化抉择同等地位上，并且不再有人愿意认真听取“高雅文化”的宣扬者所作出的有效论断。麦克唐纳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他是直接针对那些借口自由，在选择（和把他们的选择“强加于人”）的时候，公然拒不承认只有文化精英才拥有这样的特权，他并不是针对那些接受（或“被迫”接受）这些选择的“民众”。他刻意在“大众”——在文化操纵者的暴力下面的无助的受害者，与真正的“民众”——为文化操纵者所摧残的文化的自主性的承担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麦克唐纳反复强调，大众文化决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民间文化”（“民间或人民……是一种共同体，亦即是一个由共同意趣、劳作、传统、价值和情操所联结起来的个人间的团体”），但是，“被表述为大众的东西，则是完全不同的”。麦克唐纳把知识分子在摧毁“民间文化”和摧毁他们曾经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轻而易举地抛在了脑后。昨天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迷信的原始居民的子孙，从精英主义文化控制下解放出来，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保护价值免于“庸俗”文化侵害的担纲者，尽管在这一方面，他们以前从未能够保护他们自己以免于精英主义的Kulturtraegers及其教育者的侵犯。彼埃尔·布尔迪厄在谈到知识分子与“不开化的”、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特殊关系”时指出，艺术家应该质朴一些，而不应是“自命不凡的”。“普通民众”的根本优点在于，他们没有那种因艺术（或权力）而产生的自负，这种自负会使那些“小市民”（petit－bourgeois）想入非非。他们的冷淡和沉默，表示他们认可这种垄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中（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迂回策略和双重否定的策略，有时会把他们带回外“民众”的趣味和思想上去），“民众”通常所扮演的角色，与在衰落中的贵族政治的保守意识形态中的小农形象并无不同。布尔迪厄的看法独到、敏锐而深刻，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比较的真正涵义：正是贵族政治的衰落，才使“小农”的形象理想化；正是“文化立法者”的衰落，才使“民众”的形象理想化。昨日的狩猎者，保卫“民众”（他们合法的智力游戏）免遭偷猎者之害。
至于谈到大众文化批判之实质，我们发现其基调与“清教徒之死”那一套话语的基调是一样的；不过此次这些基调以文化概念为核心而组织起来，如以前一样，这一文化概念被理解为一种教育过程，一种“改造人的行动”。正如“好的艺术家”与“好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互相赋予对方以合法性一样，在大众文化批判中，“做错事”与“这样的事情是犯了错误的人所做的”这两个观念也互相赋予对方以合法性。对当代的（非知识分子）文化的操纵者的指责，要求有一样东西为之作出证明，这就是他们的作品是低劣的，但是，除非证明这些作品缺乏可信的质量保证书，否则是无法证明其质量的低劣的。
对大众文化的谴责，首先是因为大众文化推动了对简便易行的流行时尚的崇拜。麦克唐纳所谓的“平庸文化”之所以是“缺乏热情的和软弱无力的”，主要是由于它们仅限于那些易于理解的东西，而拒绝那些需要消费者经过刻苦努力并进行专业训练才能理解的东西。必须经过超常努力，方能达到对神秘的和真正有价值之物的理解，永远是知识分子自我合法化之神话中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参见第1章）。假如一个人可以不经过努力、牺牲和磨难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那么，这就会严重地动摇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性的根基。伯纳德·罗森伯格指出：“如果教育和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进步的和有序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则正好与之相对立。使大众文化之具有诱惑性的原因，正是与它的简便易行性有关。”厄内斯特·范·登·哈格总结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适合于体育观众的运动。”
罗森伯格和怀特的大量著作，以及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爆发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或许是“濒临衰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上的最后一击。C．W．米尔斯在当时写道：大众传媒应该从市场力量下解放出来，并置于知识分子的掌握之下，大众传媒当然应该从属于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那些学者看来，文化一旦脱离了它的传统的系统内的合法化功能，便可重新回到其原有的方向上去；立法者的角色可以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精英——les
philosophes在当代的传人——的核心使命。这些年以来，这一希望愈见淡漠，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的逐渐消失。这些希望以及争论，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只要依然无视在晚期现代国家中的文化艺术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不可避免的疏远。无论是大众文化的诋毁者，还是少数的推崇者，都忽视了这种与政治的疏远。在后一类型中，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从“大众社会”这一新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真正值得赞美的发展：先前被谴责并“边缘化”了的大众，逐渐靠近社会的“核心”，也就是说，接近制度的核心和价值系统的核心。像大众文化批判一样，希尔斯也看到，文化在老化，它的作用在丧失。实际上，与他的观点正相反，即使“处在核心部位的制度”确实比以往更远地延伸到“边缘地带”（尽管是通过他们的全景式的触角，而不是通过传教士作为前导），但是，“核心价值系统”仍然只与知识分子相关，由于它们丧失了自身的有效性，从而也丧失了对于所有其他人的意义。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由此，文化论争的焦点也在缓慢而明显地发生着转换。我们已很少听到优秀文化的代言人要求收复他们失去的权利的声音；可以预料，由于这些要求愈来愈没有实现的可能，那种对于令人厌恶之现象的可怖的叙述，以及市场分配文化产品而导致的令人羞耻的感受，逐渐被一种对于多样性的“趣味系统”、消费选择、文化时尚及其背后的制度网络的更清醒、更超然的研究所取代。这一倾向的登峰造极，便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最终被放弃，而新角色的轮廓外形——阐释者的角色，逐渐成形。
最近二十年的变化，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所谓消费者文化的自我持续和自我维持机制的发现。这一机制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这里没有必要再对它作详尽的分析。我们只是就其中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作简要的论述。
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者市场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自身的那种能力。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对此作了巧妙的阐述，“新产品首先必须使必要的日常杂务变得更简便，以后，如果没有这些商品的帮助，这些杂事就会成为一些困难的事情，无法进行……私人汽车的产生，伴之以公共交通状况的日渐恶化，它们使城市四分五裂，其后果不亚于遭到一场饱和轰炸，它们制造了距离，没有汽车就再也无法跨越这些距离”。第一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随着新产品的引入，人的技能被破坏了；第二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新产品的被接受需要重塑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商品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它们为自己创造了必要性——有时分析家们把这种能力称作市场创造“人为”需求的能力（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市场实际上使新的需求无法与“自然”需求相区别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拿最具当代性的美国城市及其在居住、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空间关系来看，谈论对一辆汽车，或对任何其他类型的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是一种“人为的”，或更糟，“错误的”需求，是毫无意义的）。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这种能力和积极的社交愿望，能够使得男性与女性参与到社会交往关系之中，并维持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修补这种关系。理查德·塞纳特对从“私人性”（privacy）到“隐密性”（intimacy），从“爱欲”（eroticism）到“性行为”（sexuality）的转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塞纳特看来，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种“破坏性的Gemeinschaft”的建立——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用权利和责任来实现）；在这种社会构架中，“他者”仅仅被当作了为个人的安稳而无止境的（由于缺乏明确目标）奋斗的工具；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所有的人与人的结合，都具有临时性和“易变性”（until
fur-ther notice）的特征，社交技能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市场轻而易举地侵入了这一“社交的真空地带”。由于无法面对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挑战与困境，人们转而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用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处装饰他们的身体，以此获得具有社会意义的“人格性”，他们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的忠告，以治疗他们曾经遭到的——以及未来将会遭到的——挫折的创伤，他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期望那是一个解决那些常见问题的更好地方，或者，干脆需要工厂噪音（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以使社交时间“悬置起来”，并且消除处理社会关系的需要。
由缺乏社交技能而产生的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物品和服务将自身引入真正的关于人性的问题当中去，并被当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那些缺乏家庭关心的年老色衰的妻子和母亲来说，这是一种液体柔软剂；这是一种新的香水品牌，是一种不必经过真正努力便可赢得异性的忠诚的手段（“出于一时冲动”）；这是一种使赴宴来客感到招待周全并趣味盎然的新牌子的葡萄酒。它们愈来愈有成效，原因在于人们坚信对于任何一种事关人性的问题，都有某一种解决的方法正在商店的某一个地方等着被发现，一个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具有找到这一商品的能力。这一信念使消费者更关注那些物品及其承诺，消费者的从属性因而变得更持久和深入。购物成为了一种取代其他所有技能的技能，而其他的所有技能，或者是多余的，或者已不复存在。
由于物品承诺的比它们所能提供的更多，消费者迟早会发现某个产品在表面上的使用价值与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因此，必须有“新的”和“改进”的承诺及其物质形式，以不断地激起消费者的这种信念。因而，被恰当地描述为“内在陈旧性”（in－built
obsolescence）的现象，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物理的、技术的性质，但现在则被认为首先是市场的“排挤”技术的作用。新产品的作用主要在于使昨日的产品过时，并使人们不再想到这些“旧”的产品不曾兑现其承诺。希望是从不会完全落空的；相反，它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兴奋状态下，兴趣总是在变化，为不断出现的新的对象而转移。让·鲍德里亚说，时尚“包含着一种在创新的需要与另一种不触及基本秩序的变化的需要之间的折衷。”我们宁可把叙述重心转变一下：时尚似乎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永不停止的创新之链维持着“基本秩序”（对市场的从属），正是这种创新的永恒性，使个别产品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失败对秩序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不会危及秩序本身。
消费者对市场的依赖，不仅是为了处理问题，——这些问题他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技术、社交技能和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只要他们拥有梦想）来解决；而且，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购物技巧是最重要的，这种与挑选购买活动相关的确定性是最有价值的，它承诺可以弥补所有其他的确定性（的缺乏）。时尚是靠他人选择的统计学数字来支撑的，它提供了这种确定性；只要知道十人当中有六个选择“威斯卡斯”牌的食品，那么，购买这一牌子时就不必太担心个人经验的不足。得自于选择商品时的“理性”（只要随众便可），填补了自我成就感的欠缺所造成的空白，这种令人如意的自我成就感是建立在对个人技术或社交技能的表现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这已一无所用了。今天的家庭主妇夸耀自己购买物美价廉的洗衣粉时如何精明，而不是为她的洗熨技术的高超而自豪。
由于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急剧膨胀，并向各个领域扩张，市场
依赖的现象在进一步加剧。在所有这些必需品中，包含着一种生活规划的需要；现在，生活是围绕着对于未来所要购买之物品的时间序列组织起来的。就说对于娱乐的需求吧，市场在提供数量不断增加的玩具和消磨时间的玩意儿之外，还提供它自己作为一种超级娱乐。购物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满足人们对已丧失了的技能、确定性和生活目的的渴望，而且极其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提供感官刺激的宝库，一个可供其他所有人分享的最后的一个场所。它还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异国他乡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探险和奇遇的经历，他们把自己暴露于适度的带着几分刺激性的危险之下，从而展示其勇气和冒险性。
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消费者文化”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可阻挡的特征，这一制度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对它的一种总体性依赖的能力，使其地位不可动摇，这一制度是由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枢纽的市场制度支持的。消费者文化使男人与女人被整合到一个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中。消费者文化的特征，只能用市场的逻辑来予以解释，从这里产生并发展出当代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假如还有不受市场机制影响的其他领域的话。这样，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商品，成为市场逻辑的从属者，不管是通过一种直接的经济的机制，还是通过一种间接的心理的机制。对世界的所有看法，对未来的期待，生活的节奏，对往事的回忆和关注焦点的特质，相关动机和论题，都是在这个新的“基本”制度中被养成，被铸造，这个制度就是市场制度。故而，根据这些分析家的看法，人们需要求助于市场逻辑来理解当代的艺术或政治。
消费者文化创造了自己的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它自身的引人注目的英雄和先驱所实现，这些英雄或先驱，或许是卖出了数量巨大的录音录像带，或许是使得票房记录为之而打破，或许是在投资中获得了成功，或许是“正确”预测了当前流行商品的“价格”，或许具有其他一些超过普通消费者的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保存在对清教徒的勤勉工作以及自我克制的完美元瑕的记忆之中。在这个世界里，英雄多如过江之鲫，又大多如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这样才能避免人们从对商品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也有少数“天皇巨星”始终保留在观众的记忆中，以体现消费者之生活方式的永恒性和连续性。这个世界充斥着消费者和英雄，没有为其他类型的人留下空间；新闻广播的时间全部为体育、娱乐和“人物”（相当普遍的“传播小道消息的专栏”）所占据，这些东西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吸引了大部分电视观众或读者的注意力。在消费英雄的压力下，政治家必须具有像他们一样的行为方式，——否则就会使其政治生涯终结。政治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像消费市场为其观众所准备的那样：“新闻”差不多就是一种为了遗忘的工具，一种把昨天的头条新闻从观众的意识中排挤出去的方法。结果是，新闻报道相当于施托克豪森的乐谱：连续音符的排列是没有任何结构的，无法从前一个音符推断出后一个音符，因此，其前后相继的排列完全是随机的；任何固定的预期结构都不允许，如此，作曲家的自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作为另一种选择，可以有一种“建立在短缺之上的政治独裁”，但这个主张对具有立法企图的知识分子来说同样没有吸引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它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足以使它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思想改过运动。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立法”手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期望的）付诸阙如。知识分子（如其他人一样）缺乏控制市场的力量，也无法期望在实际中拥有这种力量。一种消费者文化的社会完全不同于产生并适合于les
philosophes传统的那种社会，后者是在记忆当中的鲜活生动的知识分子立法活动的历史根据。
在研究消费者时代的文化的学者当中，彼埃尔·布尔迪厄是造诣最深的一个，他指出，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今天，使个人联结成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这一功能已经由市场接管了——通过使信息技术成为私人消费的对象，正如雅克·阿塔利所说，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个人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求的剧增，而不是通过使规范更加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预测，从而使之不具有危险性。
布尔迪厄的思想来自于一种过于狭隘的观察视角，这种观察视角忽略了当代社会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一部分是绝对必要的、不可回避的、不可减约的。在构造一种关于由市场统治的社会的理论模型时，这一部分确实很容易被忽视，因为恰恰是这种市场统治，使这一部分成为与主题没有关系的，处于边缘的，从理论上看是“与之完全迥异的”、“残存的”或“尚未淘汰的”（这正如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理论看待“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渊源于启蒙运动的理论看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以国家为核心的**理论看待人性中的“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样）。然而，这另一个社会领域并不像布尔迪厄描述的那样，相反，与这一领域一样，它同样不可避免地由市场所产生。它构成了“硬币的另外一面”，磁铁的另一极。这两个部分唇齿相依，共生共灭。人们可以从布尔迪厄本人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诱惑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诱惑，或者镇压；并且，“竞争性的斗争之所以永无休止，不是由于具有差异的状况，而是由于状况之间的差异”。这种在状况与状况之间的差异，就是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差异，它们各自从对立面的存在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市场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向每一个人开放，就像豪华旅馆。在它的内部，它不需要通行证或特别许可。男男女女们要进入市场，钱是唯一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个玩意儿，他们只能待在外边——在外面，他们发现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使钱具有如此可怕的魅力，并使人们殚精竭虑去赚钱的力量，严格地说，就是为走出这第二个世界买一条出路。与这个世界相对，市场经济如同一个自由的王国，一个解放的化身，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关于现代，迪斯累里讲了一句令人永远难忘的话：“据说，特权者与平民组成了两个国家。”
可以设想，迪斯累里的意思就是一个雇主的国家和一个被雇佣者的国家，一个剥削者的国家和一个被剥削者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再一次由两个国家构成。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有了这样的两个国家：被诱惑者的国家和被压抑者的国家，前者随心所欲，后者被迫遵守规范。没有后者的存在，后现代世界的形象注定是不完整的。
sont croisades d’autant？”何以它们为政治家所必需？文化精英确实还保留着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夸耀并守护的价值（同时，他们展示这些价值，以证明他们的集体的重要性），丧失了与政治的关联，从而也丧失了他们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
文化从合法化工作的重负下解脱，便能够——且已经——施展其新的整合作用。文化脱离与系统的关联，这样的一种解脱对文化精英的为价值立法的雄心而言并无益处。据有政治家腾空的位置的，并非文化精英。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政治的支持，因此，那种发动更为深远的文化改造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必定愈来愈成了一个空洞的想法，成了一出实践当中的闹剧。同样令文化立法者们感到恐怖的是，文化摆脱了国家的控制，意味着（也是不可避免地）文化从立法者自己的权力下得到了解放。因文化在系统整合领域中是多余的，它便进入了社会整合领域，在这里，它发现自己身处于所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渗透性权力之间，并且与它们一样，具有了无中心性、多样性和散漫性的特点。
然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文化返回到了它被用来服务于现代国家的系统整合之前——即前现代——所在的最初的那个领域。目前它所处的这个领域，从功能上看，与前现代的是相似的，然而，这一领域却采用了与前现代的特征及其后果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的制度形态。作为地方性权力之基础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的漫长的前进过程中已被卓有成效地摧毁了；当文化被认为在系统维持的层面上是无用的，并回归于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层面上时，这些共同体基础已经无法被再一次地利用了。但另一些地方性的权力基础则等候着——并且指望将文化变成它们控制的对象。这些基础置身于市场的制度化的网络之中；文化成为了可销售的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服从于这一超级法庭，坐在法官席上的，是利润和有效需求。
文化从政治中获得了自由，带来的却是文化立法者的权力的丧失，理论家们对“大众文化”的愤怒的抨击，正是由于这一现实背景。德怀特·麦克唐纳对他的读者们提出了警世之言，指出在新的社会状况中存在着内在的危险性：“一种温吞水式的、软弱无力的平庸的文化正在缓慢地产生，这种文化像是一滩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没着一切，威胁着所有的东西。”麦克唐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可怕倾向的根源正在于，伴随着自由和民主制度的产生，辨别力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大众文化恰恰是极端民主的：它完全不承认对于任何人、任何事的贬视，或者不承认在任何人、任何事中间是具有差别的。”当然，最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辨别力的欠缺实际上意味着“高雅文化”的沦落，“高雅文化”被置于与其他所有文化抉择同等地位上，并且不再有人愿意认真听取“高雅文化”的宣扬者所作出的有效论断。麦克唐纳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他是直接针对那些借口自由，在选择（和把他们的选择“强加于人”）的时候，公然拒不承认只有文化精英才拥有这样的特权，他并不是针对那些接受（或“被迫”接受）这些选择的“民众”。他刻意在“大众”——在文化操纵者的暴力下面的无助的受害者，与真正的“民众”——为文化操纵者所摧残的文化的自主性的承担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麦克唐纳反复强调，大众文化决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民间文化”（“民间或人民……是一种共同体，亦即是一个由共同意趣、劳作、传统、价值和情操所联结起来的个人间的团体”），但是，“被表述为大众的东西，则是完全不同的”。麦克唐纳把知识分子在摧毁“民间文化”和摧毁他们曾经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轻而易举地抛在了脑后。昨天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迷信的原始居民的子孙，从精英主义文化控制下解放出来，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保护价值免于“庸俗”文化侵害的担纲者，尽管在这一方面，他们以前从未能够保护他们自己以免于精英主义的Kulturtraegers及其教育者的侵犯。彼埃尔·布尔迪厄在谈到知识分子与“不开化的”、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特殊关系”时指出，艺术家应该质朴一些，而不应是“自命不凡的”。“普通民众”的根本优点在于，他们没有那种因艺术（或权力）而产生的自负，这种自负会使那些“小市民”（petit－bourgeois）想入非非。他们的冷淡和沉默，表示他们认可这种垄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中（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迂回策略和双重否定的策略，有时会把他们带回外“民众”的趣味和思想上去），“民众”通常所扮演的角色，与在衰落中的贵族政治的保守意识形态中的小农形象并无不同。布尔迪厄的看法独到、敏锐而深刻，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比较的真正涵义：正是贵族政治的衰落，才使“小农”的形象理想化；正是“文化立法者”的衰落，才使“民众”的形象理想化。昨日的狩猎者，保卫“民众”（他们合法的智力游戏）免遭偷猎者之害。
至于谈到大众文化批判之实质，我们发现其基调与“清教徒之死”那一套话语的基调是一样的；不过此次这些基调以文化概念为核心而组织起来，如以前一样，这一文化概念被理解为一种教育过程，一种“改造人的行动”。正如“好的艺术家”与“好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互相赋予对方以合法性一样，在大众文化批判中，“做错事”与“这样的事情是犯了错误的人所做的”这两个观念也互相赋予对方以合法性。对当代的（非知识分子）文化的操纵者的指责，要求有一样东西为之作出证明，这就是他们的作品是低劣的，但是，除非证明这些作品缺乏可信的质量保证书，否则是无法证明其质量的低劣的。
对大众文化的谴责，首先是因为大众文化推动了对简便易行的流行时尚的崇拜。麦克唐纳所谓的“平庸文化”之所以是“缺乏热情的和软弱无力的”，主要是由于它们仅限于那些易于理解的东西，而拒绝那些需要消费者经过刻苦努力并进行专业训练才能理解的东西。必须经过超常努力，方能达到对神秘的和真正有价值之物的理解，永远是知识分子自我合法化之神话中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参见第1章）。假如一个人可以不经过努力、牺牲和磨难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那么，这就会严重地动摇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性的根基。伯纳德·罗森伯格指出：“如果教育和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进步的和有序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则正好与之相对立。使大众文化之具有诱惑性的原因，正是与它的简便易行性有关。”厄内斯特·范·登·哈格总结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适合于体育观众的运动。”
罗森伯格和怀特的大量著作，以及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爆发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或许是“濒临衰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上的最后一击。C．W．米尔斯在当时写道：大众传媒应该从市场力量下解放出来，并置于知识分子的掌握之下，大众传媒当然应该从属于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那些学者看来，文化一旦脱离了它的传统的系统内的合法化功能，便可重新回到其原有的方向上去；立法者的角色可以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精英——les
philosophes在当代的传人——的核心使命。这些年以来，这一希望愈见淡漠，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的逐渐消失。这些希望以及争论，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只要依然无视在晚期现代国家中的文化艺术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不可避免的疏远。无论是大众文化的诋毁者，还是少数的推崇者，都忽视了这种与政治的疏远。在后一类型中，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从“大众社会”这一新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真正值得赞美的发展：先前被谴责并“边缘化”了的大众，逐渐靠近社会的“核心”，也就是说，接近制度的核心和价值系统的核心。像大众文化批判一样，希尔斯也看到，文化在老化，它的作用在丧失。实际上，与他的观点正相反，即使“处在核心部位的制度”确实比以往更远地延伸到“边缘地带”（尽管是通过他们的全景式的触角，而不是通过传教士作为前导），但是，“核心价值系统”仍然只与知识分子相关，由于它们丧失了自身的有效性，从而也丧失了对于所有其他人的意义。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由此，文化论争的焦点也在缓慢而明显地发生着转换。我们已很少听到优秀文化的代言人要求收复他们失去的权利的声音；可以预料，由于这些要求愈来愈没有实现的可能，那种对于令人厌恶之现象的可怖的叙述，以及市场分配文化产品而导致的令人羞耻的感受，逐渐被一种对于多样性的“趣味系统”、消费选择、文化时尚及其背后的制度网络的更清醒、更超然的研究所取代。这一倾向的登峰造极，便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最终被放弃，而新角色的轮廓外形——阐释者的角色，逐渐成形。
最近二十年的变化，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所谓消费者文化的自我持续和自我维持机制的发现。这一机制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这里没有必要再对它作详尽的分析。我们只是就其中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作简要的论述。
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者市场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自身的那种能力。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对此作了巧妙的阐述，“新产品首先必须使必要的日常杂务变得更简便，以后，如果没有这些商品的帮助，这些杂事就会成为一些困难的事情，无法进行……私人汽车的产生，伴之以公共交通状况的日渐恶化，它们使城市四分五裂，其后果不亚于遭到一场饱和轰炸，它们制造了距离，没有汽车就再也无法跨越这些距离”。第一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随着新产品的引入，人的技能被破坏了；第二句陈述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新产品的被接受需要重塑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商品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它们为自己创造了必要性——有时分析家们把这种能力称作市场创造“人为”需求的能力（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市场实际上使新的需求无法与“自然”需求相区别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拿最具当代性的美国城市及其在居住、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空间关系来看，谈论对一辆汽车，或对任何其他类型的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是一种“人为的”，或更糟，“错误的”需求，是毫无意义的）。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这种能力和积极的社交愿望，能够使得男性与女性参与到社会交往关系之中，并维持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修补这种关系。理查德·塞纳特对从“私人性”（privacy）到“隐密性”（intimacy），从“爱欲”（eroticism）到“性行为”（sexuality）的转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塞纳特看来，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种“破坏性的Gemeinschaft”的建立——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用权利和责任来实现）；在这种社会构架中，“他者”仅仅被当作了为个人的安稳而无止境的（由于缺乏明确目标）奋斗的工具；在这种社会构架中，由于所有的人与人的结合，都具有临时性和“易变性”（until
fur-ther notice）的特征，社交技能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市场轻而易举地侵入了这一“社交的真空地带”。由于无法面对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挑战与困境，人们转而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用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处装饰他们的身体，以此获得具有社会意义的“人格性”，他们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的忠告，以治疗他们曾经遭到的——以及未来将会遭到的——挫折的创伤，他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期望那是一个解决那些常见问题的更好地方，或者，干脆需要工厂噪音（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以使社交时间“悬置起来”，并且消除处理社会关系的需要。
由缺乏社交技能而产生的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物品和服务将自身引入真正的关于人性的问题当中去，并被当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那些缺乏家庭关心的年老色衰的妻子和母亲来说，这是一种液体柔软剂；这是一种新的香水品牌，是一种不必经过真正努力便可赢得异性的忠诚的手段（“出于一时冲动”）；这是一种使赴宴来客感到招待周全并趣味盎然的新牌子的葡萄酒。它们愈来愈有成效，原因在于人们坚信对于任何一种事关人性的问题，都有某一种解决的方法正在商店的某一个地方等着被发现，一个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具有找到这一商品的能力。这一信念使消费者更关注那些物品及其承诺，消费者的从属性因而变得更持久和深入。购物成为了一种取代其他所有技能的技能，而其他的所有技能，或者是多余的，或者已不复存在。
由于物品承诺的比它们所能提供的更多，消费者迟早会发现某个产品在表面上的使用价值与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因此，必须有“新的”和“改进”的承诺及其物质形式，以不断地激起消费者的这种信念。因而，被恰当地描述为“内在陈旧性”（in－built
obsolescence）的现象，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物理的、技术的性质，但现在则被认为首先是市场的“排挤”技术的作用。新产品的作用主要在于使昨日的产品过时，并使人们不再想到这些“旧”的产品不曾兑现其承诺。希望是从不会完全落空的；相反，它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兴奋状态下，兴趣总是在变化，为不断出现的新的对象而转移。让·鲍德里亚说，时尚“包含着一种在创新的需要与另一种不触及基本秩序的变化的需要之间的折衷。”我们宁可把叙述重心转变一下：时尚似乎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永不停止的创新之链维持着“基本秩序”（对市场的从属），正是这种创新的永恒性，使个别产品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失败对秩序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不会危及秩序本身。
消费者对市场的依赖，不仅是为了处理问题，——这些问题他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技术、社交技能和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只要他们拥有梦想）来解决；而且，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购物技巧是最重要的，这种与挑选购买活动相关的确定性是最有价值的，它承诺可以弥补所有其他的确定性（的缺乏）。时尚是靠他人选择的统计学数字来支撑的，它提供了这种确定性；只要知道十人当中有六个选择“威斯卡斯”牌的食品，那么，购买这一牌子时就不必太担心个人经验的不足。得自于选择商品时的“理性”（只要随众便可），填补了自我成就感的欠缺所造成的空白，这种令人如意的自我成就感是建立在对个人技术或社交技能的表现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这已一无所用了。今天的家庭主妇夸耀自己购买物美价廉的洗衣粉时如何精明，而不是为她的洗熨技术的高超而自豪。
由于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急剧膨胀，并向各个领域扩张，市场
依赖的现象在进一步加剧。在所有这些必需品中，包含着一种生活规划的需要；现在，生活是围绕着对于未来所要购买之物品的时间序列组织起来的。就说对于娱乐的需求吧，市场在提供数量不断增加的玩具和消磨时间的玩意儿之外，还提供它自己作为一种超级娱乐。购物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满足人们对已丧失了的技能、确定性和生活目的的渴望，而且极其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提供感官刺激的宝库，一个可供其他所有人分享的最后的一个场所。它还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异国他乡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探险和奇遇的经历，他们把自己暴露于适度的带着几分刺激性的危险之下，从而展示其勇气和冒险性。
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消费者文化”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可阻挡的特征，这一制度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对它的一种总体性依赖的能力，使其地位不可动摇，这一制度是由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枢纽的市场制度支持的。消费者文化使男人与女人被整合到一个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中。消费者文化的特征，只能用市场的逻辑来予以解释，从这里产生并发展出当代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假如还有不受市场机制影响的其他领域的话。这样，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商品，成为市场逻辑的从属者，不管是通过一种直接的经济的机制，还是通过一种间接的心理的机制。对世界的所有看法，对未来的期待，生活的节奏，对往事的回忆和关注焦点的特质，相关动机和论题，都是在这个新的“基本”制度中被养成，被铸造，这个制度就是市场制度。故而，根据这些分析家的看法，人们需要求助于市场逻辑来理解当代的艺术或政治。
消费者文化创造了自己的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它自身的引人注目的英雄和先驱所实现，这些英雄或先驱，或许是卖出了数量巨大的录音录像带，或许是使得票房记录为之而打破，或许是在投资中获得了成功，或许是“正确”预测了当前流行商品的“价格”，或许具有其他一些超过普通消费者的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保存在对清教徒的勤勉工作以及自我克制的完美元瑕的记忆之中。在这个世界里，英雄多如过江之鲫，又大多如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这样才能避免人们从对商品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也有少数“天皇巨星”始终保留在观众的记忆中，以体现消费者之生活方式的永恒性和连续性。这个世界充斥着消费者和英雄，没有为其他类型的人留下空间；新闻广播的时间全部为体育、娱乐和“人物”（相当普遍的“传播小道消息的专栏”）所占据，这些东西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吸引了大部分电视观众或读者的注意力。在消费英雄的压力下，政治家必须具有像他们一样的行为方式，——否则就会使其政治生涯终结。政治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像消费市场为其观众所准备的那样：“新闻”差不多就是一种为了遗忘的工具，一种把昨天的头条新闻从观众的意识中排挤出去的方法。结果是，新闻报道相当于施托克豪森的乐谱：连续音符的排列是没有任何结构的，无法从前一个音符推断出后一个音符，因此，其前后相继的排列完全是随机的；任何固定的预期结构都不允许，如此，作曲家的自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作为另一种选择，可以有一种“建立在短缺之上的政治独裁”，但这个主张对具有立法企图的知识分子来说同样没有吸引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它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足以使它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思想改过运动。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立法”手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期望的）付诸阙如。知识分子（如其他人一样）缺乏控制市场的力量，也无法期望在实际中拥有这种力量。一种消费者文化的社会完全不同于产生并适合于les
philosophes传统的那种社会，后者是在记忆当中的鲜活生动的知识分子立法活动的历史根据。
在研究消费者时代的文化的学者当中，彼埃尔·布尔迪厄是造诣最深的一个，他指出，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今天，使个人联结成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这一功能已经由市场接管了——通过使信息技术成为私人消费的对象，正如雅克·阿塔利所说，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个人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求的剧增，而不是通过使规范更加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预测，从而使之不具有危险性。
布尔迪厄的思想来自于一种过于狭隘的观察视角，这种观察视角忽略了当代社会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一部分是绝对必要的、不可回避的、不可减约的。在构造一种关于由市场统治的社会的理论模型时，这一部分确实很容易被忽视，因为恰恰是这种市场统治，使这一部分成为与主题没有关系的，处于边缘的，从理论上看是“与之完全迥异的”、“残存的”或“尚未淘汰的”（这正如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理论看待“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渊源于启蒙运动的理论看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以国家为核心的**理论看待人性中的“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样）。然而，这另一个社会领域并不像布尔迪厄描述的那样，相反，与这一领域一样，它同样不可避免地由市场所产生。它构成了“硬币的另外一面”，磁铁的另一极。这两个部分唇齿相依，共生共灭。人们可以从布尔迪厄本人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诱惑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诱惑，或者镇压；并且，“竞争性的斗争之所以永无休止，不是由于具有差异的状况，而是由于状况之间的差异”。这种在状况与状况之间的差异，就是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差异，它们各自从对立面的存在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市场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向每一个人开放，就像豪华旅馆。在它的内部，它不需要通行证或特别许可。男男女女们要进入市场，钱是唯一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个玩意儿，他们只能待在外边——在外面，他们发现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使钱具有如此可怕的魅力，并使人们殚精竭虑去赚钱的力量，严格地说，就是为走出这第二个世界买一条出路。与这个世界相对，市场经济如同一个自由的王国，一个解放的化身，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关于现代，迪斯累里讲了一句令人永远难忘的话：“据说，特权者与平民组成了两个国家。”
可以设想，迪斯累里的意思就是一个雇主的国家和一个被雇佣者的国家，一个剥削者的国家和一个被剥削者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再一次由两个国家构成。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有了这样的两个国家：被诱惑者的国家和被压抑者的国家，前者随心所欲，后者被迫遵守规范。没有后者的存在，后现代世界的形象注定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