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立法者的没落（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有艺术的政治或传道的野心，不再有可以从美学中找到理据的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样式、艺术经典和趣味（美学是艺术之自我确信和艺术的客观边界的基础）。基础不复存在，试图为表现为客体样式的艺术现象划界是徒劳的，区分真正的艺术与非艺术或坏艺术的法则不可能建立，——这些思想首先孕育于文化艺术领域的讨论中（正如200年前，les
societes pensee在文化领域的征服活动先于他们在政治与社会哲学领域的扩张）。只是到后来，最初被定位于艺术史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向外延伸。当代艺术的变化，关注点的极富吸引力的转变，反传统主义者的反叛，作为异端的新的范式引人瞩目地争夺哲学和具有哲学色彩的社会科学的统治权，——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后现代主义使知识分子睁眼看到了这些特征共同性。他们注意到，艺术的“客观基础”的被侵蚀，与社会科学的后维特根斯坦主义和后伽达默尔主义诠释学的突然流行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或者，与现代哲学中的“新实用主义”对“笛卡尔-洛克-康德”传统的尖刻攻击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些看似不同的现象，愈益显示它们是同一进程的不同的表现。
这一进程，或不如说导致这一进程出现的种种条件，这里，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以区分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者指的是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下或在后现代性的阶段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或知识作品的总和。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后工业社会概念，它指在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meta－cultural）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完结，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已划上了句号。现在可以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的思考，通过反思，不仅可以理解其理论追求，而且也可清晰地了解它的实践成果。
由于意识到自身处在一个被称为后现代性的新的境遇之中，因此，曾经一直被看作马克思所谓的“人体解剖学”的现代性，第一次被置于了“猿”的位置上，后现代性的ex
post facto智慧对现代性一经审视，后者的在它自己的这种解剖学看来是自明的方面，或过分忽视的方面，便浮现出来了。反思智慧重新调整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对其诸种特征之重要性之顺序，重新作了排列。同样，它还导致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当从现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内部来看现代性时，对于现代性的这些方面的忽视，仅仅是由于在那时能够对其地位进行挑战的对手根本不存在，它们的地位因此才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在这些曾经遭到忽视的方面突然扑入我们的视野，恰恰是由于它们在以后的那个时代（后现代）是缺席的，这才使它们成为问题。这些方面，主要有：有关于现代性的自我确信；较之其他生活形态的自我优越性的信念，后者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来看都更为“原始”；相信自己比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在实践上也更具优越性，并非由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客观的、实在的论据及普遍的正当性。
事实上，后现代意识中显然缺乏这种信念，而在现代性的自我意识中，这一信念所体现出来的牢固性，却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后现代性看来，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个确定性的时代。
由于自信之缺乏乃是后现代体验中的切肤之痛，故而才有上述种种变化。现代的哲学家是否强有力地阐述了西方之理性、逻辑、道德、美学、文化法则及文明生活规范等等的客观优越性的基础，并为所有人满意，这或许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事实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上述基础的理论探索，几乎也没有怀疑过这种寻求将会获得——且必然会获得——成功。后现代的特征是放弃了这一探求本身，并确信这种探求是徒劳无益的。相反，它努力使自己能够接受那种在永恒的、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状况下的生活，接受那种在其面前存在着无数相互竞争的生活方式的生活，这些生活方式无法证明它们的要求超出了它们的历史习俗而具有更可靠和更有约束力的根据。
相比之下，现代性似乎从不对它的地位的普遍性基础怀有这种疑虑。被强加于世界（这个世界由欧洲半岛西北角统治着）的价值等级体系如此坚固，它的支持力量如此强大，势不可当，以致于在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这一世界观的基础，远远不是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的问题。这一价值等级体系几乎没有进入意识层面，始终是这一个时代中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强有力的东西。西方胜于东方，白人胜于黑人，文明胜于原始，有教养的胜于无教养的，理智的胜于失去理智的，健康胜于病弱，男人胜于女人，身心健全者胜于犯上作乱者，多胜于少，财富胜于节俭，生产力发达胜于生产力低下，发达的文明胜于不发达的文明，这样的一些价值级别，除了那些丧失判断能力和愚昧无知的人之外，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是确切无疑的。现在，它们的“确切无疑性”都已成为过去。它们遭到了挑战。更有甚者，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价值如果相互分离就无法真正存在，只有结合到一起，才有意义，它们是同一个权力综合体的种种体现，是同一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只要这一结构依然没有被触动，就仍然保持着它的权威性，不过，这回它要死里逃生几乎不可能了。
此外，由于那些被看作是低劣种类（在实践中由权力结构决定，在理论上由相应的价值等级体系决定）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权力结构的力量愈益衰竭。今天已没有一种权力能够声称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具有客观优越性，它们所能做的，至多不过是要求“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权利（以罗纳德·里根为典范），这正体现了那种反抗的富有成效性。所有这些绝对优越性所遭遇的命运，与伊恩·迈尔斯和约翰·欧文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所发现的西方统治东方的命运相类似：世界“落后”地区愈是反抗，“西方的对于自己的绝对优越性的要求就愈是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借口：它可能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行动而强制实施，随之而来的是愈益增长的全球的不稳定性”。这种情况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假如还不曾发生的话），鉴于这种可能性，对西方优越论的绝对基础的哲学追求，听起来必然会愈来愈显得空洞与虚伪：因为打算说明的事实已经不存在了。
当初，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没有人能够与之争夺统治权，与这种安适相比，现在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正如理查德·L．鲁本斯坦最近所说的，这种安适使现代这一历史时代（从加尔文到达尔文）的自我意识，在阐明其道德价值标准时充满自信，后者被披上了客观真理的外衣：
达尔文的观点与圣经教义对历史的看法相似：必须从一个更宽广的视界——神的宏大的计划——来看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的境遇。在《圣经》中，上帝乃是这一计划的造作者；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这一道作者是“大自然”。这两者中，历史都是从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中获得意义的。最重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无论加尔文主义，还是达尔文主义，都为极少数人的幸运与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的理由。
绝大多数人不再顺从地忍受他们的苦难，甚至极少数幸运儿似乎也不再需要为他们的幸运提供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的理由。于是，那种能够保护他们的幸运，防止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实际有效的手段便具有了更大的迫切性，承诺了更大的利益。
欧洲的“退缩”，曾作为其独特标志的价值威望的一落千丈，这些现象当然不可简单地归诸世界力量的均势的变化。变化确实存在（且规模之大，至少足以使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优越论遭到质疑），但如若不是那些曾为欧洲优越论提供理论的人自身自信下降的话，那么，光靠那些变化本身是不会产生对于“绝对基础”的信念危机的。那些曾经放眼世界并把世界当作欧洲的垦植场的人，那些试图用理性来武装这个世界的人，今天往往认为现代性规划已然“失败”，或者，“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曾经“隐于幕后”而不曾被反思的现代性，现在突然被理解为一项规划，于是，其原有属性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就像此前的思想氛围一样，当代的信念危机也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同以前一样，它反映了想要系统表述其时代与社会的自我认识的那些人的集体体验；这是唯一的一个群体，它描述自身，规定自身，且他们只能通过描述并规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来描述并规定其自身。
知识分子的悲观态度和防范态度乃是欧洲文明危机的自我表现，只要知识分子试图履行其传统职能（也就是说，随着现代的来临，他们接受训练，并进行自我训练，以履行其职责），就会驻足难前，只要看一看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态度便可以理解。
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立法者存在于当今社会。在我们的意识中体现为文明化的危机，或这一特定历史规划的失败的东西，乃是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角色的真正危机，因而是专职扮演这一角色群体的集体旁落的体验。
危机的一个方面是位所（sites）的缺失，立于其位，蕴含着知识分子立**能的权威性陈述便可以发出。欧洲人（或西方人）权力的外在的有限性，仅仅构成这一体验的一个部分。另一被看作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来源于西方社会内部的诸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来源于知识分子能够、渴望并且期待提供的服务本身。米歇尔·德·塞图对这一进程作了恰当的描述：
旧有的权力灵活运用它们的“权威”，以弥补技术手段和管理机构的不足；这些权力由受保护者、效忠义务、“合法性”等制度构成。不过，这些权力通过理性化的手段，即对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控制与组织，来寻求使自己更不容易受忠诚变化的影响。这一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发达社会的权力统治，形成了一套程序更精巧、组织更严密的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控制的方法，分别为警察机构、学校、健康服务、安全等行政的、“全景式”的体系。但这些权力系统慢慢丧失了所有可信性。它们的权力在增大，它们的权威在减弱。
这段叙述的要点在于，权威性的丧失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衰弱；我们只是看到国家能够用更好的，也就是更有效的方法维持并巩固其权力；权威性是多余的，因而专职于维持权威性的这类群体也是多余的了。那些仅仅因为有资格并能够卓有成效地产出权威性的人，如果要坚持继续提供这种服务，现在必然会发现他们自己的处境堪忧。
新的权力工艺及其控制手段，当然也需要专家；但传统的“知识分子——立法者”却无法将这种新的需要看作是适于他们的技能和雄心的东西。在斯坦利·科恩最近的研究中，有一段话可谓是对这一新的权力程式的机智而意味深长的描述：
奥威尔描绘极权主义的恐怖，是一幅用皮靴践踏人的尊严的永恒画面。在我看来，社会控制愈成为例行公事，愈具有可靠性。在这里永远有一个讨论、诊断和安排具体事务的委员会，或一个为决策作先期调查的机构。他们环桌子而坐，面目庄重，像哲学博士。每一个人都在研究相同的经电脑处理过的报告、心理分析、个人履历，以及文字信息处理机打印出来的整整齐齐的文件。这里气氛安静。出席者深知，即使对个别的处理办法有着再多的批评意见，即使未经经验研究，即使决定是非常荒唐可笑的，都不能使工作程序放慢速度。反之亦然。结果愈糟，这种抉择的工作也就愈疯狂地、愈繁琐地进行着：就有更多的心理测试，更多的调查研究部门，更多的决策前的研究报告，更多的决策后的实施中心，更多的契约形式，更多的案例摘要，更多的引证标注，更多的预测机构。
没有留下什么途径，可以从这种自我推动、自我维持、自我分裂、自我决定和自给自足的专家知识机制中走出来，回到立法者传统功能遗留下来的未分化的普遍性的专业技能中。回过头来看（或者，从“未实现的现代性纲领”的角度来看），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的事实，可以被认为（事实也正是如此）是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所取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侵夺的行为——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他们生来就视为属于他们自己的职能与资格。
另有一个因素加剧了知识分子自信心的缺乏。现代，准确地说，就是意味着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随着人们的逐渐醒悟，现代之美梦破灭了：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产生的种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够对源于知识分子实践的那种期望给予响应。换一种方式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迄今所产生的，或今后可能产生的模式中，没有一种模式会使社会朝着有利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方向发展。这一认识在阿格妮丝·赫勒及其后卢卡奇学派的理论中得到了表述，他们认为，现代世界面临的处境就是：在可选择的东西之中，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一描述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推崇。事实上，选择，要么是苏联类型的，即“建立在短缺之上的专政”体制，要么就是西方的消费社会，后者没有给起规范作用的价值、教养留下任何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长的不满足感，与此并行的，则是消费品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知识分子无可争议地独占的权威领域——广义的文化领域，狭义的“高雅文化”领域，他们都被取代了。请看戴维·卡里尔的精辟分析：“审美判断就是经济判断。说服我们相信一个作品[艺术性的]是出色的，与使艺术市场（art－world）[例如艺术品商人和买主]相信它是有价值的，是对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艺术批评的真理性，与在艺术市场中的人们的观点有关……只有存在着足够多的人相信它，这一理论才算是真实的。”判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上失落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世界。乔治·齐美尔在一战爆发前夕草草写下：“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他的不祥预言，在根本上为知识分子所认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坚持提出某些他选择的并绝对奉行的价值标准，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他们毅然决然，于荒野中呐喊，激励他们的，不是可以看到的成功，而是他们的贵族气概。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一种实用主义的谨慎态度当作更理智的选择。
正是前面所枚举的种种假设，或许可以解释传统立法者角色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危机似乎为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提供了支持）。当然，隐身于后现代主义背后的社会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性这个类名词，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在余下的几章中，我们将试图对此作出分析，至少对它的诸要素逐条进行分析和研究。
不过，对后现代性的认真细致的研究，必定同样会有“不知结局”这一不完备性的特点，这与传统现代性理论曾经有的那种特点一样，后者因建构于现代性内部，现代性于是被理解为是一个未竟的、而在根本上向未来无限开放的进程。对后现代性的研究分析，也不过是在后现代性进程的中途作出的。对它的种种陈述必然是尝试性的，尤其是鉴于迄今为止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成就，仅仅是宣布了现代主义的终结，至于其余，在后现代性话语的众多论题中，远未出现持久的、确定不变的倾向的明确征兆；同时，也远未能够清楚看到，在这个以喜好时尚著称的世纪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流行风尚将很快会找到它们的位子。这种不确定性关涉到相对我们论题而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们作用的变化。许多迹象显示，用“立法者”意象描绘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职能（无论是践履的，还是仅仅心向往之的），正逐渐被另一种职能取代，“阐释者”意象是对后者的最佳描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吗？还是，知识分子仅仅在这一个瞬间丧失了勇气？
在前面所述的现代性来临的那个世纪中，欧洲经历了一个类似的不确定性的时代，梅塞内或伽桑狄的原始实用主义即是对当时的不确定性的回应。这一时代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不久，哲学家联合起来，驱散了原始实用主义试图使自己适应的相对主义的幽灵。从那时迄今，这一驱魔过程始终进行着，从未得到全面的胜利。对于我们，笛卡尔所说的malin
genie总是如影随行，不是伪装成这个样子，就是伪装成那个样子。老是重新试图（绝望地）根除相对主义的威胁，正确证了精灵的存在（即使这种努力在过去不曾采取过）。现代性居住于鬼神频繁出没的屋子里。虽然现代性的时代是一个确定性的时代，但在它内部，却保持着它的守护神，这就是保障它的环绕四周的堡垒，就是令它放心地指挥着一支——谢天谢地，迄今为止，还算是——强大的军队的司令官。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确定性，现代哲学家的确定性从未根除对相对主义这一困境的切肤之痛。它不得不时刻严阵以待，准备战斗。片刻的疏忽大意，都会代价巨大。而且，有时这是会发生的。
我们的时代是否处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中，或是否与前一个时代有所区别？当代的确定性危机是暂时性的疏忽大意的结果吗？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与在它之后和在它之前的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连续的，或者，这个时代乃是我们第一次所见之未来事物之外形？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我们都没有把握接受，或拒绝任何一种。眼下可以采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种种可能的假设及使之可能的社会基础，细加斟酌。
societes pensee在文化领域的征服活动先于他们在政治与社会哲学领域的扩张）。只是到后来，最初被定位于艺术史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向外延伸。当代艺术的变化，关注点的极富吸引力的转变，反传统主义者的反叛，作为异端的新的范式引人瞩目地争夺哲学和具有哲学色彩的社会科学的统治权，——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后现代主义使知识分子睁眼看到了这些特征共同性。他们注意到，艺术的“客观基础”的被侵蚀，与社会科学的后维特根斯坦主义和后伽达默尔主义诠释学的突然流行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或者，与现代哲学中的“新实用主义”对“笛卡尔-洛克-康德”传统的尖刻攻击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些看似不同的现象，愈益显示它们是同一进程的不同的表现。
这一进程，或不如说导致这一进程出现的种种条件，这里，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以区分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者指的是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下或在后现代性的阶段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或知识作品的总和。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后工业社会概念，它指在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meta－cultural）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完结，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已划上了句号。现在可以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的思考，通过反思，不仅可以理解其理论追求，而且也可清晰地了解它的实践成果。
由于意识到自身处在一个被称为后现代性的新的境遇之中，因此，曾经一直被看作马克思所谓的“人体解剖学”的现代性，第一次被置于了“猿”的位置上，后现代性的ex
post facto智慧对现代性一经审视，后者的在它自己的这种解剖学看来是自明的方面，或过分忽视的方面，便浮现出来了。反思智慧重新调整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对其诸种特征之重要性之顺序，重新作了排列。同样，它还导致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当从现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内部来看现代性时，对于现代性的这些方面的忽视，仅仅是由于在那时能够对其地位进行挑战的对手根本不存在，它们的地位因此才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在这些曾经遭到忽视的方面突然扑入我们的视野，恰恰是由于它们在以后的那个时代（后现代）是缺席的，这才使它们成为问题。这些方面，主要有：有关于现代性的自我确信；较之其他生活形态的自我优越性的信念，后者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来看都更为“原始”；相信自己比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在实践上也更具优越性，并非由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客观的、实在的论据及普遍的正当性。
事实上，后现代意识中显然缺乏这种信念，而在现代性的自我意识中，这一信念所体现出来的牢固性，却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后现代性看来，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个确定性的时代。
由于自信之缺乏乃是后现代体验中的切肤之痛，故而才有上述种种变化。现代的哲学家是否强有力地阐述了西方之理性、逻辑、道德、美学、文化法则及文明生活规范等等的客观优越性的基础，并为所有人满意，这或许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事实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上述基础的理论探索，几乎也没有怀疑过这种寻求将会获得——且必然会获得——成功。后现代的特征是放弃了这一探求本身，并确信这种探求是徒劳无益的。相反，它努力使自己能够接受那种在永恒的、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状况下的生活，接受那种在其面前存在着无数相互竞争的生活方式的生活，这些生活方式无法证明它们的要求超出了它们的历史习俗而具有更可靠和更有约束力的根据。
相比之下，现代性似乎从不对它的地位的普遍性基础怀有这种疑虑。被强加于世界（这个世界由欧洲半岛西北角统治着）的价值等级体系如此坚固，它的支持力量如此强大，势不可当，以致于在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这一世界观的基础，远远不是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的问题。这一价值等级体系几乎没有进入意识层面，始终是这一个时代中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强有力的东西。西方胜于东方，白人胜于黑人，文明胜于原始，有教养的胜于无教养的，理智的胜于失去理智的，健康胜于病弱，男人胜于女人，身心健全者胜于犯上作乱者，多胜于少，财富胜于节俭，生产力发达胜于生产力低下，发达的文明胜于不发达的文明，这样的一些价值级别，除了那些丧失判断能力和愚昧无知的人之外，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是确切无疑的。现在，它们的“确切无疑性”都已成为过去。它们遭到了挑战。更有甚者，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价值如果相互分离就无法真正存在，只有结合到一起，才有意义，它们是同一个权力综合体的种种体现，是同一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只要这一结构依然没有被触动，就仍然保持着它的权威性，不过，这回它要死里逃生几乎不可能了。
此外，由于那些被看作是低劣种类（在实践中由权力结构决定，在理论上由相应的价值等级体系决定）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权力结构的力量愈益衰竭。今天已没有一种权力能够声称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具有客观优越性，它们所能做的，至多不过是要求“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权利（以罗纳德·里根为典范），这正体现了那种反抗的富有成效性。所有这些绝对优越性所遭遇的命运，与伊恩·迈尔斯和约翰·欧文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所发现的西方统治东方的命运相类似：世界“落后”地区愈是反抗，“西方的对于自己的绝对优越性的要求就愈是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借口：它可能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行动而强制实施，随之而来的是愈益增长的全球的不稳定性”。这种情况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假如还不曾发生的话），鉴于这种可能性，对西方优越论的绝对基础的哲学追求，听起来必然会愈来愈显得空洞与虚伪：因为打算说明的事实已经不存在了。
当初，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没有人能够与之争夺统治权，与这种安适相比，现在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正如理查德·L．鲁本斯坦最近所说的，这种安适使现代这一历史时代（从加尔文到达尔文）的自我意识，在阐明其道德价值标准时充满自信，后者被披上了客观真理的外衣：
达尔文的观点与圣经教义对历史的看法相似：必须从一个更宽广的视界——神的宏大的计划——来看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的境遇。在《圣经》中，上帝乃是这一计划的造作者；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这一道作者是“大自然”。这两者中，历史都是从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中获得意义的。最重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无论加尔文主义，还是达尔文主义，都为极少数人的幸运与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的理由。
绝大多数人不再顺从地忍受他们的苦难，甚至极少数幸运儿似乎也不再需要为他们的幸运提供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的理由。于是，那种能够保护他们的幸运，防止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实际有效的手段便具有了更大的迫切性，承诺了更大的利益。
欧洲的“退缩”，曾作为其独特标志的价值威望的一落千丈，这些现象当然不可简单地归诸世界力量的均势的变化。变化确实存在（且规模之大，至少足以使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优越论遭到质疑），但如若不是那些曾为欧洲优越论提供理论的人自身自信下降的话，那么，光靠那些变化本身是不会产生对于“绝对基础”的信念危机的。那些曾经放眼世界并把世界当作欧洲的垦植场的人，那些试图用理性来武装这个世界的人，今天往往认为现代性规划已然“失败”，或者，“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曾经“隐于幕后”而不曾被反思的现代性，现在突然被理解为一项规划，于是，其原有属性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就像此前的思想氛围一样，当代的信念危机也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同以前一样，它反映了想要系统表述其时代与社会的自我认识的那些人的集体体验；这是唯一的一个群体，它描述自身，规定自身，且他们只能通过描述并规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来描述并规定其自身。
知识分子的悲观态度和防范态度乃是欧洲文明危机的自我表现，只要知识分子试图履行其传统职能（也就是说，随着现代的来临，他们接受训练，并进行自我训练，以履行其职责），就会驻足难前，只要看一看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态度便可以理解。
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立法者存在于当今社会。在我们的意识中体现为文明化的危机，或这一特定历史规划的失败的东西，乃是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角色的真正危机，因而是专职扮演这一角色群体的集体旁落的体验。
危机的一个方面是位所（sites）的缺失，立于其位，蕴含着知识分子立**能的权威性陈述便可以发出。欧洲人（或西方人）权力的外在的有限性，仅仅构成这一体验的一个部分。另一被看作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来源于西方社会内部的诸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来源于知识分子能够、渴望并且期待提供的服务本身。米歇尔·德·塞图对这一进程作了恰当的描述：
旧有的权力灵活运用它们的“权威”，以弥补技术手段和管理机构的不足；这些权力由受保护者、效忠义务、“合法性”等制度构成。不过，这些权力通过理性化的手段，即对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控制与组织，来寻求使自己更不容易受忠诚变化的影响。这一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发达社会的权力统治，形成了一套程序更精巧、组织更严密的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控制的方法，分别为警察机构、学校、健康服务、安全等行政的、“全景式”的体系。但这些权力系统慢慢丧失了所有可信性。它们的权力在增大，它们的权威在减弱。
这段叙述的要点在于，权威性的丧失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衰弱；我们只是看到国家能够用更好的，也就是更有效的方法维持并巩固其权力；权威性是多余的，因而专职于维持权威性的这类群体也是多余的了。那些仅仅因为有资格并能够卓有成效地产出权威性的人，如果要坚持继续提供这种服务，现在必然会发现他们自己的处境堪忧。
新的权力工艺及其控制手段，当然也需要专家；但传统的“知识分子——立法者”却无法将这种新的需要看作是适于他们的技能和雄心的东西。在斯坦利·科恩最近的研究中，有一段话可谓是对这一新的权力程式的机智而意味深长的描述：
奥威尔描绘极权主义的恐怖，是一幅用皮靴践踏人的尊严的永恒画面。在我看来，社会控制愈成为例行公事，愈具有可靠性。在这里永远有一个讨论、诊断和安排具体事务的委员会，或一个为决策作先期调查的机构。他们环桌子而坐，面目庄重，像哲学博士。每一个人都在研究相同的经电脑处理过的报告、心理分析、个人履历，以及文字信息处理机打印出来的整整齐齐的文件。这里气氛安静。出席者深知，即使对个别的处理办法有着再多的批评意见，即使未经经验研究，即使决定是非常荒唐可笑的，都不能使工作程序放慢速度。反之亦然。结果愈糟，这种抉择的工作也就愈疯狂地、愈繁琐地进行着：就有更多的心理测试，更多的调查研究部门，更多的决策前的研究报告，更多的决策后的实施中心，更多的契约形式，更多的案例摘要，更多的引证标注，更多的预测机构。
没有留下什么途径，可以从这种自我推动、自我维持、自我分裂、自我决定和自给自足的专家知识机制中走出来，回到立法者传统功能遗留下来的未分化的普遍性的专业技能中。回过头来看（或者，从“未实现的现代性纲领”的角度来看），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的事实，可以被认为（事实也正是如此）是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所取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侵夺的行为——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他们生来就视为属于他们自己的职能与资格。
另有一个因素加剧了知识分子自信心的缺乏。现代，准确地说，就是意味着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随着人们的逐渐醒悟，现代之美梦破灭了：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产生的种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够对源于知识分子实践的那种期望给予响应。换一种方式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迄今所产生的，或今后可能产生的模式中，没有一种模式会使社会朝着有利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方向发展。这一认识在阿格妮丝·赫勒及其后卢卡奇学派的理论中得到了表述，他们认为，现代世界面临的处境就是：在可选择的东西之中，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一描述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推崇。事实上，选择，要么是苏联类型的，即“建立在短缺之上的专政”体制，要么就是西方的消费社会，后者没有给起规范作用的价值、教养留下任何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长的不满足感，与此并行的，则是消费品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知识分子无可争议地独占的权威领域——广义的文化领域，狭义的“高雅文化”领域，他们都被取代了。请看戴维·卡里尔的精辟分析：“审美判断就是经济判断。说服我们相信一个作品[艺术性的]是出色的，与使艺术市场（art－world）[例如艺术品商人和买主]相信它是有价值的，是对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艺术批评的真理性，与在艺术市场中的人们的观点有关……只有存在着足够多的人相信它，这一理论才算是真实的。”判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上失落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世界。乔治·齐美尔在一战爆发前夕草草写下：“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他的不祥预言，在根本上为知识分子所认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坚持提出某些他选择的并绝对奉行的价值标准，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他们毅然决然，于荒野中呐喊，激励他们的，不是可以看到的成功，而是他们的贵族气概。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一种实用主义的谨慎态度当作更理智的选择。
正是前面所枚举的种种假设，或许可以解释传统立法者角色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危机似乎为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提供了支持）。当然，隐身于后现代主义背后的社会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性这个类名词，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在余下的几章中，我们将试图对此作出分析，至少对它的诸要素逐条进行分析和研究。
不过，对后现代性的认真细致的研究，必定同样会有“不知结局”这一不完备性的特点，这与传统现代性理论曾经有的那种特点一样，后者因建构于现代性内部，现代性于是被理解为是一个未竟的、而在根本上向未来无限开放的进程。对后现代性的研究分析，也不过是在后现代性进程的中途作出的。对它的种种陈述必然是尝试性的，尤其是鉴于迄今为止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成就，仅仅是宣布了现代主义的终结，至于其余，在后现代性话语的众多论题中，远未出现持久的、确定不变的倾向的明确征兆；同时，也远未能够清楚看到，在这个以喜好时尚著称的世纪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流行风尚将很快会找到它们的位子。这种不确定性关涉到相对我们论题而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们作用的变化。许多迹象显示，用“立法者”意象描绘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职能（无论是践履的，还是仅仅心向往之的），正逐渐被另一种职能取代，“阐释者”意象是对后者的最佳描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吗？还是，知识分子仅仅在这一个瞬间丧失了勇气？
在前面所述的现代性来临的那个世纪中，欧洲经历了一个类似的不确定性的时代，梅塞内或伽桑狄的原始实用主义即是对当时的不确定性的回应。这一时代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不久，哲学家联合起来，驱散了原始实用主义试图使自己适应的相对主义的幽灵。从那时迄今，这一驱魔过程始终进行着，从未得到全面的胜利。对于我们，笛卡尔所说的malin
genie总是如影随行，不是伪装成这个样子，就是伪装成那个样子。老是重新试图（绝望地）根除相对主义的威胁，正确证了精灵的存在（即使这种努力在过去不曾采取过）。现代性居住于鬼神频繁出没的屋子里。虽然现代性的时代是一个确定性的时代，但在它内部，却保持着它的守护神，这就是保障它的环绕四周的堡垒，就是令它放心地指挥着一支——谢天谢地，迄今为止，还算是——强大的军队的司令官。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确定性，现代哲学家的确定性从未根除对相对主义这一困境的切肤之痛。它不得不时刻严阵以待，准备战斗。片刻的疏忽大意，都会代价巨大。而且，有时这是会发生的。
我们的时代是否处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中，或是否与前一个时代有所区别？当代的确定性危机是暂时性的疏忽大意的结果吗？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与在它之后和在它之前的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连续的，或者，这个时代乃是我们第一次所见之未来事物之外形？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我们都没有把握接受，或拒绝任何一种。眼下可以采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种种可能的假设及使之可能的社会基础，细加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