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受教育者（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这种具有全新的特质的对特定地区进行控制和维持秩序的权力，产生了一种对于新的专门知识的需求，产生了一种对于新的至关重要的具有系统价值的功能的需求，这便是职业化的、专门化的“教师／监督者”的功能：纠正人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弱化或抑制出于无序或反复无常的举止所产生的后果。启蒙运动的纲领，是对上述的这些体验、对于实践问题和需求的回应。只要牢记这一点，不仅上面所讲的那种矛盾自然会化解，而且，启蒙运动的纲领从一开始且必然具有的双重性，也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启蒙运动着意于国家及其政策和策略的“开明化”；另一方面，它着意于对臣民的控制。驯服或其他类型的管制。les
philosophes向握有权柄者说：所“说”之内容与“民众”有关；“说”的行为之意义在于传播理性思想；如何使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理性化，是“说”之主题。
同样原因，另一被频繁提到的矛盾也消解了：公认的lesphilosophes之于“民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使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更加明显，可以将这种模棱两可性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们指出民众应该成为所谓的公民，也就是成为希尔西安所说的“外围”，他们被纳入环绕“中央”的轨道当中，在这里充斥着中央规定的价值规范，但同时，他们又被认为是一些每时每刻都需要被监控的群氓，必要时可以违反他们的意愿对他们行使暴力，使他们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不会危及“中央”的统治秩序。其次，在以下两方面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困惑的矛盾，即lesphilosophes一方面对那些愚昧迷信的、行为变化多端和不可预测的mobile
vulgus怀有一种恐惧、蔑视和嘲笑的复杂情感，另一方面，每当他们把le
peuple看作是他们牧人式关怀和监护的预想对象时，他们却表现出仁慈和怜悯之情。
对上述列举的种种矛盾现象，虽然从心理上令人困惑（“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不谐调”），但是，一旦考虑到启蒙运动纲领所构想并实现的任务的双重性，那么，这种种矛盾便不那么刺眼了。正是这一系统任务的二元性，造就了他们眼中的民众形象的固有的矛盾性，这种二元性源于国家、统治阶级及其启蒙教师的观察视角。任务之一是使国家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即使之有效且高效；任务之二就是使得les
classes dangereuses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被预料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第一个任务非常清楚地要求系统地阐述并传播正确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思想。第二个任务的要求并非可以立刻看出来。对那些以思想为生，并深深相信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人而言，其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就是希望能够用完成第一种任务的同样方法来完成第二个任务，但与此同时，一种疑虑却给前面的这一念头泼了一瓢冷水：每一个人都能同样地接受理性吗？为了掌握和吸收真正的思想，不是需要一种专门的学习吗，不是只有被精心挑选的人才有能力去从事这一工作吗？最重要的是，理性思想的传播是否被证明有益于一切人，而不管他或她（尤其是她）在整个社会层级中处于何种地位？
最后的这个问题解释了哲学家在与“民众”有关的大部分著述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矛盾。不管les
philosophes如何详细规划民众接受教育的方式，他们永不会忘记他们所认为的教育的根本目的：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有序”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意味着社会财富及所提供的其他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有序”还意味着等级制度和阶级界线的永恒不变。理性的社会制度应该确保每一个人都满意，不管他或她处在这种等级制度中的哪一层级上面。但是，同样的这一理性的制度原则，又不利于有教无类的理想，相反，公认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是，根据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相应地并命中注定地分配给他们所应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与内容。我们可以在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La
politique naturelle）中找到对这一思想的最直言不讳的表述：
开明政治应该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幸福地生活，而不管他生自哪一个阶级。存在着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的共同幸福；如果国家组织恰当，就会出现一条幸运之链，从君主一直延伸到农夫。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很少会想到改变他的生活领域，他会热爱他祖传的职业，小时候的教育已经使他习惯于这种生活。只要人们没有感到生活变得更糟，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他们就会限于简朴的、自然的需要，他们的眼光很少会越过这些需要。
所有的基本观念都已出现于这段叙述中：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满意感（“幸福”、“幸运”）事关开明的国家政策，而与启蒙民众无关；教化国家旨在帮助统治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防止他们起来反抗自己的命运。最后，尤其在霍尔巴赫的最末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到，把那种并不能算作幸福的生活强加给民众，并作为让民众安于现状的借口，而民众的这种生活状况，其他阶级的人是无法忍受的（通常，他们的这种生活还会被错误地解释为人们渴望的那种理想化了的绝圣弃智的纯朴生活）。
哲学家在总体上继承了**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民众”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民众”作为一种动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同理，“民众”还被看作是以保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所有措施所针对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些针对他们的措施，任由他们自己行动，并听任他们被自己的激情主宰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一大难题，成为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具有危险倾向的社会群体，——尤其在合理组织起来的文明国家中，这正是应该被铲除的。尽管下面枚举的les
philosophes的种种建议，仅只是一部分，但读来依然令人悚然。
德·托克维尔曾明确表达了他对那些启蒙思想家的看法：“他们发自内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托克维尔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但还要作一点更进一步的说明。“上帝”其实代表僧侣及教会“等级制度中的知识分子”，lesphilosophes对他们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这不过是“同行竞争”的一种表现。这两个republiques
des lettres为了这块有争议的领域而互相斗争，各自指责对方没有资格主宰这一领域。Lesphilosophes对公众（the
public）（准确地说是“民众”［the people］）的蔑视；则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正是凭借着在这一领域中的争夺战的主导权，他们才得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哲学家的征服活动一旦大功告成，这对国民来说并非是一个好兆。
狄德罗曾说：“民众是所有人当中最愚蠢和最邪恶的。”对民众，他没有细作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众”的真正本质正是它的不可区分性。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家的驱逐、圈地和惩罚行为的结果，不可区分的男人和女人的乌合之众，与一切具有特质的社会性的和地域性的场所相分离。在狄德罗看来，“民众”仅仅意味着“数量众多”。在他稍后写的一篇论文中，他特地用了一些词汇来描述“民众”：mechancete、sottise、deraison、hebetee。达朗贝尔则以重笔渲染：群众是“无知的和麻木的……不可能有坚强有力和慷慨大方的举止”。在伏尔泰看来，“民众”是“les
betes feroces ，furieux，imbeciles ，fous，aveugles”，他们“永远是一些野兽”。实际上，他们被看作是一些“介于人与兽之间的东西”。在霍尔巴赫看来，低等阶级是“一些没有头脑的、反复无常的、厚颜无耻的、鲁莽冲动的人，屈从于片刻的热情，是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在这些嘲讽和蔑视的大合唱中，倘若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始终如一的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对mobile
vulgus的恐惧，这些游移不定的、无所从属的人，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随心所欲地聚众结伙，狂暴和愤怒使他们频繁发生暴乱，他们反复无常，行为难以预料。Les
philosophes的恐惧是统治阶级和“秩序党”所共有的。因为他们都共同地认为，“民众”首先意味着一件急迫的尚未完成的政治使命——用强制力量赋予行为以纪律，赋予混乱以秩序。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并被真切地感受到，对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的影响是强有力的，但是，恐惧并非全部是真实的。除了遏制的需要之外（或更准确地说，作为遏制的理由），“民众”还作为切…淑叩切监护和操心的对象出现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所有的监护活动都意在唤起对“民众”的同情、怜悯和理解。尤其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有效的监护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是至关重要的。不出所料，有大量的同情classes
la-borieuses处境的言论散见于les philosophes的著作中，这些言论往往是幼稚的，但不失真诚。以下这些观点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强调：“民众”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他们被抛入了非人的处境，贫穷和饥饿是对这些“养育了国家的人”（霍尔巴赫）的辛勤工作的回报。道德义愤是存在的，但恐惧同样存在，使“民众”长期处于当前的状况当中，使他们成为孕育动乱的因素——其实，这会使les
classes laborieuses变成les classes dan-gereuses，并很容易地成为“那些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思想家负有对民众进行思想改造的使命，同时，他们又强烈地执著于l’homme
de lumieres的理想形态，因此，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禀性不良且身处恶劣环境的“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启蒙和教导，是否两种需要都能兼顾（既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又考虑到有益于社会整体秩序）。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卢梭为教育所能追求的目标划了一道明确的界线，把农夫、工匠摆到了界线的另一边——“别去教那些村民的孩子，他们不适合接受教育”（《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eloize」）；“穷人不需要教育，暴力才是使他们依附于国家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爱弥尔》「Emile」）。卢梭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孔多塞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对所有平民大众进行教育是可能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Es-c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试图把启蒙运动的平民教育观构造为一套内在一致、没有矛盾的理论，毫无疑问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因为启蒙思想家的平民教育观，正如上面所讲的原因，本身就非常的不一致，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的只是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冲突。在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这场教育之争的评论中，哈维·奇西克的精深研究相比之下最有说服力，最令人信服：
我所引用的著作的作者并不直接讨论将民众水准提升到与他们自己同样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看一下这些作家对于应该给民众以广泛的、自由的教育，以使他们至少在智力上可以与其社会监督者平起平坐的主张的反应，便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他们对于这一可能性的问题的看法了。启蒙团体成员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坚持不懈地主张，应该对从事体力劳动的穷人进行教育：他们把后者看作“危险分子”[持这一主张的，可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对“民众是否能够被启蒙”这一问题，所有的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实际上都断然回答：“不！”但对“民众应否被教育？”他们则谨慎地答曰：“是。”启蒙团体成员提出对下层阶级的教育，意在增进后者的身体健康，传授给他们与其etat相称的技能，掌握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使他们能够心系信仰和patrie。
对于“应否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对此我们提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les
philosophes不可能想象一种“无教育”的国家，这一观念主宰了他们对人类世界的基本看法。正如自然本身不应该被闲置一样（根据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的普遍意象），教育也“不可能被闲置”。不是好教师，就是坏教师，但不可能没有教师；因此，开明国家不能推卸教育臣民以使他们拥有必要技能的使命；不能推卸对臣民进行熏陶和灌输以使他们能够自觉以有益于社会或可以普遍接受的方式行动的使命。既然如此，教育就意味着指导和训练，在此意义上，它应被塑造成为“民众”目前所处的和未来将会所处的l’etat的衡量尺度，它决不能等同于那些为“少数才智之士”（狄德罗语）而准备的那种教育。此种教育尚需详细规划和实施。
“启蒙”则完全木同。根据奇西克的观点：“即使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期，民众也被看作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或缺乏独立进行政治判断能力的。”启蒙被理解为有条理的、理性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建立在广博知识基础之上的判断能力的提高，而“群众”的固有缺陷则是启蒙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统治者需要被启蒙，臣民需要受训练以成为有纪律的人。
史称“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思想运动，不是以真理、理智、科学和合理性之名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同于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也不是一场出于高尚的理想，把智慧之光带给充满困惑的受压迫者的运动。相反，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算初步的，与国家相比更加温和谦让），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
philosophes向握有权柄者说：所“说”之内容与“民众”有关；“说”的行为之意义在于传播理性思想；如何使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理性化，是“说”之主题。
同样原因，另一被频繁提到的矛盾也消解了：公认的lesphilosophes之于“民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使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更加明显，可以将这种模棱两可性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们指出民众应该成为所谓的公民，也就是成为希尔西安所说的“外围”，他们被纳入环绕“中央”的轨道当中，在这里充斥着中央规定的价值规范，但同时，他们又被认为是一些每时每刻都需要被监控的群氓，必要时可以违反他们的意愿对他们行使暴力，使他们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不会危及“中央”的统治秩序。其次，在以下两方面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困惑的矛盾，即lesphilosophes一方面对那些愚昧迷信的、行为变化多端和不可预测的mobile
vulgus怀有一种恐惧、蔑视和嘲笑的复杂情感，另一方面，每当他们把le
peuple看作是他们牧人式关怀和监护的预想对象时，他们却表现出仁慈和怜悯之情。
对上述列举的种种矛盾现象，虽然从心理上令人困惑（“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不谐调”），但是，一旦考虑到启蒙运动纲领所构想并实现的任务的双重性，那么，这种种矛盾便不那么刺眼了。正是这一系统任务的二元性，造就了他们眼中的民众形象的固有的矛盾性，这种二元性源于国家、统治阶级及其启蒙教师的观察视角。任务之一是使国家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即使之有效且高效；任务之二就是使得les
classes dangereuses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被预料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第一个任务非常清楚地要求系统地阐述并传播正确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思想。第二个任务的要求并非可以立刻看出来。对那些以思想为生，并深深相信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人而言，其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就是希望能够用完成第一种任务的同样方法来完成第二个任务，但与此同时，一种疑虑却给前面的这一念头泼了一瓢冷水：每一个人都能同样地接受理性吗？为了掌握和吸收真正的思想，不是需要一种专门的学习吗，不是只有被精心挑选的人才有能力去从事这一工作吗？最重要的是，理性思想的传播是否被证明有益于一切人，而不管他或她（尤其是她）在整个社会层级中处于何种地位？
最后的这个问题解释了哲学家在与“民众”有关的大部分著述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矛盾。不管les
philosophes如何详细规划民众接受教育的方式，他们永不会忘记他们所认为的教育的根本目的：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有序”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意味着社会财富及所提供的其他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有序”还意味着等级制度和阶级界线的永恒不变。理性的社会制度应该确保每一个人都满意，不管他或她处在这种等级制度中的哪一层级上面。但是，同样的这一理性的制度原则，又不利于有教无类的理想，相反，公认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是，根据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相应地并命中注定地分配给他们所应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与内容。我们可以在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La
politique naturelle）中找到对这一思想的最直言不讳的表述：
开明政治应该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幸福地生活，而不管他生自哪一个阶级。存在着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的共同幸福；如果国家组织恰当，就会出现一条幸运之链，从君主一直延伸到农夫。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很少会想到改变他的生活领域，他会热爱他祖传的职业，小时候的教育已经使他习惯于这种生活。只要人们没有感到生活变得更糟，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他们就会限于简朴的、自然的需要，他们的眼光很少会越过这些需要。
所有的基本观念都已出现于这段叙述中：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满意感（“幸福”、“幸运”）事关开明的国家政策，而与启蒙民众无关；教化国家旨在帮助统治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防止他们起来反抗自己的命运。最后，尤其在霍尔巴赫的最末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到，把那种并不能算作幸福的生活强加给民众，并作为让民众安于现状的借口，而民众的这种生活状况，其他阶级的人是无法忍受的（通常，他们的这种生活还会被错误地解释为人们渴望的那种理想化了的绝圣弃智的纯朴生活）。
哲学家在总体上继承了**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民众”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民众”作为一种动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同理，“民众”还被看作是以保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所有措施所针对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些针对他们的措施，任由他们自己行动，并听任他们被自己的激情主宰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一大难题，成为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具有危险倾向的社会群体，——尤其在合理组织起来的文明国家中，这正是应该被铲除的。尽管下面枚举的les
philosophes的种种建议，仅只是一部分，但读来依然令人悚然。
德·托克维尔曾明确表达了他对那些启蒙思想家的看法：“他们发自内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托克维尔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但还要作一点更进一步的说明。“上帝”其实代表僧侣及教会“等级制度中的知识分子”，lesphilosophes对他们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这不过是“同行竞争”的一种表现。这两个republiques
des lettres为了这块有争议的领域而互相斗争，各自指责对方没有资格主宰这一领域。Lesphilosophes对公众（the
public）（准确地说是“民众”［the people］）的蔑视；则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正是凭借着在这一领域中的争夺战的主导权，他们才得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哲学家的征服活动一旦大功告成，这对国民来说并非是一个好兆。
狄德罗曾说：“民众是所有人当中最愚蠢和最邪恶的。”对民众，他没有细作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众”的真正本质正是它的不可区分性。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家的驱逐、圈地和惩罚行为的结果，不可区分的男人和女人的乌合之众，与一切具有特质的社会性的和地域性的场所相分离。在狄德罗看来，“民众”仅仅意味着“数量众多”。在他稍后写的一篇论文中，他特地用了一些词汇来描述“民众”：mechancete、sottise、deraison、hebetee。达朗贝尔则以重笔渲染：群众是“无知的和麻木的……不可能有坚强有力和慷慨大方的举止”。在伏尔泰看来，“民众”是“les
betes feroces ，furieux，imbeciles ，fous，aveugles”，他们“永远是一些野兽”。实际上，他们被看作是一些“介于人与兽之间的东西”。在霍尔巴赫看来，低等阶级是“一些没有头脑的、反复无常的、厚颜无耻的、鲁莽冲动的人，屈从于片刻的热情，是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在这些嘲讽和蔑视的大合唱中，倘若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始终如一的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对mobile
vulgus的恐惧，这些游移不定的、无所从属的人，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随心所欲地聚众结伙，狂暴和愤怒使他们频繁发生暴乱，他们反复无常，行为难以预料。Les
philosophes的恐惧是统治阶级和“秩序党”所共有的。因为他们都共同地认为，“民众”首先意味着一件急迫的尚未完成的政治使命——用强制力量赋予行为以纪律，赋予混乱以秩序。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并被真切地感受到，对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的影响是强有力的，但是，恐惧并非全部是真实的。除了遏制的需要之外（或更准确地说，作为遏制的理由），“民众”还作为切…淑叩切监护和操心的对象出现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所有的监护活动都意在唤起对“民众”的同情、怜悯和理解。尤其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有效的监护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是至关重要的。不出所料，有大量的同情classes
la-borieuses处境的言论散见于les philosophes的著作中，这些言论往往是幼稚的，但不失真诚。以下这些观点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强调：“民众”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他们被抛入了非人的处境，贫穷和饥饿是对这些“养育了国家的人”（霍尔巴赫）的辛勤工作的回报。道德义愤是存在的，但恐惧同样存在，使“民众”长期处于当前的状况当中，使他们成为孕育动乱的因素——其实，这会使les
classes laborieuses变成les classes dan-gereuses，并很容易地成为“那些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思想家负有对民众进行思想改造的使命，同时，他们又强烈地执著于l’homme
de lumieres的理想形态，因此，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禀性不良且身处恶劣环境的“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启蒙和教导，是否两种需要都能兼顾（既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又考虑到有益于社会整体秩序）。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卢梭为教育所能追求的目标划了一道明确的界线，把农夫、工匠摆到了界线的另一边——“别去教那些村民的孩子，他们不适合接受教育”（《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eloize」）；“穷人不需要教育，暴力才是使他们依附于国家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爱弥尔》「Emile」）。卢梭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孔多塞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对所有平民大众进行教育是可能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Es-c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试图把启蒙运动的平民教育观构造为一套内在一致、没有矛盾的理论，毫无疑问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因为启蒙思想家的平民教育观，正如上面所讲的原因，本身就非常的不一致，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的只是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冲突。在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这场教育之争的评论中，哈维·奇西克的精深研究相比之下最有说服力，最令人信服：
我所引用的著作的作者并不直接讨论将民众水准提升到与他们自己同样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看一下这些作家对于应该给民众以广泛的、自由的教育，以使他们至少在智力上可以与其社会监督者平起平坐的主张的反应，便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他们对于这一可能性的问题的看法了。启蒙团体成员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坚持不懈地主张，应该对从事体力劳动的穷人进行教育：他们把后者看作“危险分子”[持这一主张的，可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对“民众是否能够被启蒙”这一问题，所有的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实际上都断然回答：“不！”但对“民众应否被教育？”他们则谨慎地答曰：“是。”启蒙团体成员提出对下层阶级的教育，意在增进后者的身体健康，传授给他们与其etat相称的技能，掌握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使他们能够心系信仰和patrie。
对于“应否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对此我们提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les
philosophes不可能想象一种“无教育”的国家，这一观念主宰了他们对人类世界的基本看法。正如自然本身不应该被闲置一样（根据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的普遍意象），教育也“不可能被闲置”。不是好教师，就是坏教师，但不可能没有教师；因此，开明国家不能推卸教育臣民以使他们拥有必要技能的使命；不能推卸对臣民进行熏陶和灌输以使他们能够自觉以有益于社会或可以普遍接受的方式行动的使命。既然如此，教育就意味着指导和训练，在此意义上，它应被塑造成为“民众”目前所处的和未来将会所处的l’etat的衡量尺度，它决不能等同于那些为“少数才智之士”（狄德罗语）而准备的那种教育。此种教育尚需详细规划和实施。
“启蒙”则完全木同。根据奇西克的观点：“即使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期，民众也被看作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或缺乏独立进行政治判断能力的。”启蒙被理解为有条理的、理性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建立在广博知识基础之上的判断能力的提高，而“群众”的固有缺陷则是启蒙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统治者需要被启蒙，臣民需要受训练以成为有纪律的人。
史称“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思想运动，不是以真理、理智、科学和合理性之名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同于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也不是一场出于高尚的理想，把智慧之光带给充满困惑的受压迫者的运动。相反，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算初步的，与国家相比更加温和谦让），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