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社会中科学的社会组织（2/2）
《科学与社会秩序-美-伯纳德·巴伯》作者：科学与社会秩序-美-伯纳德·巴伯 2017-04-13 11:00
。”像各种活动领域中的其他许多小型志愿社团一样，原子科学家联盟在其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名领薪的雇员。联盟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志愿者进行。尽管如此，该组织曾非常成功地为了良好的目的而施加政治压力——不仅在反对梅－约翰逊法案上，而且在此后的许多问题上。
这三类专业科学组织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与其他所有领域中的志愿者社团相同的成员构成模式。也就是说，其成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少数积极分子；一是庞大的、不太积极的大多数人。少数积极分子有最强烈的兴趣并占踞大多数领导职位。但是与某些其他志愿者社团不同，科学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几乎从不由那些仅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充任。体现着科学的等级和价值的这些最高职位，习惯地通过成员的表决而作为优秀职业成就的象征，授予那些在组织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无论其是否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的事物。积极的参与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被自由的科学组织选为领导人乃是对于成就的一种正式承认，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这些组织的几种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从我们刚刚对专业化职业科学组织的剧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学再也不是1880年托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围绕在物理科学旗帜下的三流部队，……某种主要由非正规者组成的游击部队。”科学现在是由虽然松散但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正规专业人员组成的一支正规军。
尽管如此，在当代美国科学中仍存留有少数业余科学家。在某些科学领域，一个人仍有可能利用闲暇时间作某些本职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学、矿物学、鸟类学及无线电通讯就是这类领域中的几个。有些业余爱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中变得很专，以至能达到某些专业人员的水平。但是总的说来，业余爱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赖于同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工作。大学、博物馆及研究机构不仅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知识的源泉，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持续中介作用，业余爱好者才能将其微小的贡献汇入前者庞大的知识体系上。例如，美国变星观察者协会在本国有一百三十名成员，他们在其领域从事非常可贵的研究，但是这可贵仅是由于有专职天文学家存在——他们组织这一协会，并将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学领域，如“纯”物理学和化学，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在这些领域欲取得满意的结果，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大量的时间和昂贵的仪器。在使用业余人员时会遇到巨大的组织困难，这点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已经有了体验。甚至像托马斯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工作的热心人也说：“当真要用到业余人员来进行重要的实验或哪怕搜集实验所需的事实时，有关的专业人员都会被所面临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弄得手足无措。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志愿者都需要大量的计划和监督工作。”在科学中使用业余人员的困难充分表明科学作为整体应由专业人员来掌握的重要性；这些专职人员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应占有一个正常的地位。
在我们刚才讨论科学中专业组织的功能时，我们已经顺带地提到它们在专业学科和整个美国科学中所起的松散协调作用。美国科学中的协调和控制这一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它值得我们现在集中精力来加以讨论。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一题目，尤其在第十章详细论述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时，但是目前仅挑出一些美国科学这方面的某些一般特征也就足够了。
应当立即说明的、最明显和基本的事实自然是，没有任何获得正式认可的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和控制美国科学。像其他“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样，美国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仅仅是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科学是一个多元世界，其中不是仅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影响中心，它们谁也不凌驾于谁之上，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亚中心是以确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情况为何如此，确切地说为何必须如此，这是一个涉及到科学的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数次谈到它并且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谈到它；当我们论述科学的社会责任和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试图把这个问题联成一个整体。目前我们仅需将其看作是美国科学中基本的协调模式，几个较次要的模式相对于这一模式才能发挥其作用。
正是由于美国科学只是非正式地而不是正式地组织起来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个别科学家和门外汉的眼里的通常形象与市场经济在个别工人和企业家中的通常形象差不多：它似乎不具备任何协调和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科学中，确有某些精心构造的协调模式在起作用，无论它们是多么的非正式和多么的难以被发现。我们已经提到了一般和专门职业社团中的某些这类中心。既在科学的若干领域内又在这些不同领域间起协调、控制作用的另一种重要模式，表现为某些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这些科学家通常既做为科学家本身又作为科学管理者而出人头地，受到广泛的尊重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在对人事安排作出推荐，为资金的分配提供咨询，以及在较深入地参与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技政策的制订并为此承担责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这种通过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少数经验丰富并善于思索的科学家能意识到它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当科学的目标变得比较狭窄——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这种非正式控制的结构就会变得略为明显，不过即使这时它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明显。在美国科学中，像哈佛大学校长J．B．康南特，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Karl
T Compton）这样的人和其他少数科学家通过将科学中许多分立的权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来，而产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战时负责科研的政府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0．S.R．D．）——的研究报告说，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顿三人执政。”布什本人则指出，虽然在战争期间有大约三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新武器和新医药，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处于［控制的〕高级职位上”。无论我们中的某些人持有多么绝对的反权威主义价值观，这却正是如此庞大和成功的一项事业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国科学中的非正式控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见解常常使我们认不清它的存在和意义。
幸运的是对于非正式影响机制的运行已有详尽的书面描写，所选择的案例是为一个战时科研项目配备人员。首先要选择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科学家，这一选择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顿这样关键的人物的推荐。然后，被选中的科学家，“根据对于其专门领域的广泛了解，来选择扶助他的一组同事。”而这些人又推荐另外四、五十个人作为直接补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大概由于已经参加到课题中的人的影响，他们的“离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里特恩（Tryt－ten）总结道：“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主要项目的科学家的召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扇形展开’模式。以也许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实验室为例，这一过程以四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在纽约一间饭店客房里的一次聚会为开端。他们依据其集体的经验选出了四十位年轻、积极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核心骨干又展开进一步的联系活动……实验室日益增大……最后达到了有一千名专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水平。”
决不应低估美国科学中这种非正式协调的价值。布什在分析与美国具有相当平等机会的纳粹德国为何会在试制原子弹上遭到“惨败”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组织非常糟糕。也决不应看低我们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国科学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为管理者，他们在战时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将领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为“这场战争中的小奇迹之一。”如果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一些虽然小但却类似的成就能为人们所知，他们在战时的这些成功就不会显得如此令人吃惊了。有些美国科学家有相当的行政管理才能，不过他们却宁愿忽视这种才能，以专心致志地培养其研究兴趣。战争却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这种潜在的以及那些已经在科学组织工作中得到证明的才能。例如，战时科学工作带来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学家管理者，他们中有洛斯阿摩斯实验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现任院长奥本海默（J．R
Oppenheimer）；负责雷达研究的辐射实验室主任，现在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现在的波都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有关美国科学中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体现在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的学术联系之中。有时这些学术联系涉及到一些重要技术机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培训了许多工业科学家的研究中心，这一影响模式才能传至全国各地的工业和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像布什这样的人物，还可确立与私人研究组织的联系，像卡内基研究院这样的私人组织不仅有自发的研究，而且还资助其他组织的研究。按这种方式，主要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将美国科学中所有不同种类的组织联结并部分地协调起来。这种非正式协调是美国科学的一项宝贵财富，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为这种协调，无论它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都须掌握在科学自己的领导人手里而非掌握在从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学家手里，这是保证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协调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学中的新鲜事，也不独为美国科学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学家组织了一个X俱乐部，它是一个每周聚餐一次的社团。赫胥黎后来报导了他偶然听到的非该俱乐部成员的两位科学家之间的如下谈话。
“我说A，你知道X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吗？”
“哦，是的，B，我听说过它。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管理科学事物，而且说真的，总的说来他们干得还不坏。”
这一俱乐部只维持到其创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对学术职位和科学协会内的任命及晋升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科学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内，产生了两种补充的社会组织模式。第一种像一般模式一样，是非正式的。许多美国科学家以个人身份独立从事其研究，或在“小组”中进行其研究，这小组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像官方领导者那样以“首长”的身份自居，而很经常地是以师傅对待晚辈、对待缺乏经验的学徒的姿态出现。这种非正式模式在许多科研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后我们还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它对于科学进展的基本作用。我们尤其将在第九章中论述这一问题，因为它与发现和发明的社会过程有关。第二种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级制的、“科层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开放，但却与之不同，有时似乎还与之有冲突。这一模式在美国科研中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它反应了科学自身以及科学与“自由”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海军研究署的威尔逊·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实验室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尤其是过去二十年的产物。他指出，“举例来说，在1938年，在华盛顿的负责海军研究与发展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只几栋房屋和数百雇员，其年预算实质上低于五十万美元。今天同一实验室有大约一百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面积，大约三千名雇员和每年一千八百万美元的经费。”这不过是美国大学、工业和政府科学中众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
科学社会组织中的这一变化自然只是现代“自由”社会向着日益“科层化的世界”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看到这一更大的趋势是如何影响科学中的这一变化的。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仅是与科学内部正式组织增加特别有关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日益增强的应用性，科学日益卷入到政府和工业科层制中，以及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
首先让我们考虑日益增强的应用性对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最近发生的变化的意义。现代科学的迅速成长，即基础概念体系的普遍改善，意味着在更多的实用场合中，科学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作为几个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学和电子工业，在医疗及农业方面，基础科学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也许将基础科学应用于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的最明显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弹的研制。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情形中，正式的社会组织才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与反对“科层制”的意识形态相反，等级结构的社会组织并非魔鬼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一项我们仍在加以改进的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一种坦率地说带有某些缺点但却合理的社会手段，它有助于实现有限和能确定的社会目标。所以它不仅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会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国以及在许多社会的军队中，正式组织就曾很好地被用来为人服务。所以，毫不奇怪，在实用场合中科学有用性的增强意味着寻求应用基础科学的等级制组织的数目的增加。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科学中有些场合不适于采用这种社会组织，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场合同样不适于采用非正式组织。这里我们只须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弹的例子。
无论在应用科学中还是在基础科学的某些有限范围内，正式组织都特别适于达到给定的目标，这一点当社会危机使目标变得特别紧迫时，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电子和原子研究领域中的大型正式组织被迅速地建立起来，前者是为了开发像雷达、无线电引信这类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标。原先制订的战时科研计划曾想让每个科学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学中。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协商、相互帮助和指导，此外还需要为着同一有限目标工作的科学家之间能保持频繁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促成将所有这些科学家纳入到同一大组织之中。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之历史的J·P·巴克斯塔写道：“从大群体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处太多了，以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组织分别在伊利诺大学，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起来。仅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全体职员中，就有六十九人来自不同的学术研究机构。
科学与主要为其他目的而设立的科层制——如工业和政府的科层制——的结合，也增加了科学中正式组织的份量。当然这部分地也是科学不断增加的可应用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即使在有些地方，科学的应用性并不那么至关重要，或至少不那么紧迫，科学家群体仍面临着要将自己更加正式地组织起来的压力；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以一种正规和有序的方式来与它所参与的科层制的其他部分相适应。我们将看到，即使在大学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科学家必须选出自己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其他已经科层化的组织中就更大了。的确，有时甚至当科学家实际上并未卷入到官僚机构中，只是依赖于它的财政资助，而在法律上仍独立于它时，这种促进正式组织的压力都可能存在。例如，许多大学科学家发现非常需要建立正式组织，以便与日益成为他们研究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的那些官僚机构——即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官僚机构——保持联系和进行周旋。有时拨给经费的条件就是分立的研究单位必须结合成一个较大的整体，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与拨款机构打交道。
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也促成了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增强。这些内部变化中的第一个是科学工作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强。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劳动分工都会带来对于协调和控制的需要。尤其是在对具体问题的应用上，科学中的这种控制或“组织”必须是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但是对于那些较基础的研究，这一点也可以是成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前主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前主席，已故的朱厄特（Jewett）先生曾对以前所举的不同的科学专业为了同一实用目的，必须联合起来加以应用的例子作过如下评价；“在许多领域中，产品可能包含相当广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如此绞缠在一起，以至需要从许多角度进行科研攻关。这样我们就需要有大型研究组织，它具有许多领域中的专家和专业设备，并且把这些人和设备组织起来，保持协调一致。”他觉得：“经验已经表明这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最有力、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它大大优越于将问题的各部分交给单个实验室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在工作的各个阶段诸种要素相互作用，在某领域中所能作到的将决定在另一领域中能作到什么或不能作到什么。”
生物化学研究基金会主任埃利斯·麦克唐纳曾描述过在更基础的研究中要求许多专家进行合作的类似情况。在谈到从土壤细菌中获得的一种“能阻止并杀死细菌的微生物”时，他说道，“它是由微生物学家发现的，由那些操纵梁式压缩空气驱动离心机（Beams’air－driven
centrifuge）的人加以分离。它被交给细菌学家和细胞学家以决定其性能和威力，交给微生物化学家以分析、辨别、鉴定它的可能组成部分，交给有机化学家进行分馏，交给光谱学家进行描绘并鉴定其光谱仪差异……这些微生物又交给细胞学家对动物进行毒性和其他实验，交给显微学家记录其晶体结构，交给外科医生以研究它对严重感染的伤口的外部影响，交给物理化学家以测量其物理常数并对其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把这一整个过程叫‘经受磨炼’。所有这些都出自我们全体成员的工作，是我们共同的程序安排。”在这样的劳动分工之上，显然需要正式的、有组织的控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的每一阶段都由非专门人员来指导，但的确需要某种专门的管理职能。
加剧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第二个科学内部的变化是发生于某些（但非所有）研究领域中的变化，它乃是由于仪器设备的发展能导致许多个体研究单位在同一时间里都特别繁忙。在核物理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在这里磁力回旋加速器和电子回旋加速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学院的现任院长李·杜布里奇曾描述由此导致的结果。他说：“若干问题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为了保持机器的运转和进行不断的改进，需要所有团体的联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说来，“由于核物理学中的现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设备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贵，以至需要众多的人员才能操纵和充分使用它们……我相信发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中心对于核物理学的进展将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正式组织的需要是很显然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已经给出的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组织在科学中越来越常见了。但是，无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中还是在科学的许多部分中，这类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组织模式。尽管如此，科层制模式仍搅扰了某些科学家，即使在科学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倒很像科层制在其他领域中的确立曾搅扰某些“自由”社会的臣民一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主任考瓦斯基（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无论其是多么灵活和精简，都会引起专职科学家的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都过着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学家所可能感到的这种广为散布的遗憾之情以外，还有对于科层制模式现在带给科学家的问题的真诚的关心。等级组织这方面的某些问题乃是这种社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与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具体目标——是科学的或其他方面的——无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也曾出现于其他科层制中，如政府部门，工业界及工会组织，在理解和控制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组织的管理可从对于正式组织这些困难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浅。不过，仍然有一些为科学所特有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正式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认清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将为其下属保持自主性的一般问题转换成手边特别科学专业和特别科学问题所需要的具体社会条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功的科学经营者将某些最成功的大型科学研究组织称为“一个人的影子”。朱厄特根据他做为一个非常大的研究组织的领导的长期经验，曾经探讨这一重要问题。他说，“实际上，领导和其直接下属所作的是提供一种合适的环境，在其中有创造性思想的人可以自由地工作；是勾画出似乎有希望取得进展的一般领域；以及在决定如何继续推进时，对研究成果及其他许多因素进行权衡。”我们已经看到，就组织的目的而言——无论是工业的或其他什么的——这都必然会导致对领导的需要，但同时它仍能为科学发现的自主过程留出适当的范围。很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个别管理者的个人智慧来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适当的条件。对于某些职能研究组织非常需要进行认真的经验研究，以考察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成功，又是什么阻止了研究目标的实现。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位学者指出：“将管理技能应用于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是非常新近的事情，对于这一领域的经验我们只有很少的文献记录。当前最需要作的是对经验作出记录和评价，接下来对于有关的发现加以条理化。”关于大型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的管理的社会科学，才刚刚超出“常识”阶段。
现在让我们从美国科学中的组织和控制的问题，转向讨论美国科学的范围和规模，也就是说探讨上述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内发生的。在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粗略的估计和一般的印象，因为今日美国科学包括如此多样和常变的专业活动群体，以致很难精确地描述它的规模。然而有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却是明白无误的。一位负责追踪美国科学中人员变化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科学正以陡峭的曲线形式上升。它的每一方面都呈指数曲线形式。”
幸运的是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最近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认真地搜集起来的数据，它们至少能够告诉我们目前美国科学人员、资金、设备的大致数量级。这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对于它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讨论。该理事会的研究估计，1946年美国约有七十五万名专职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在这一数字中，大约只有十三万七千人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教学。后面这较少的一组人在美国社会中显然极其重要。甚至在这较少的一组人中还存在着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它由在物理和生物科学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二万五千人构成，这些人能够，即使潜在地，为基础科研作出贡献。在这十三万七千人的总数中，估计在大专院校的有五万，在工业界的有五万七千，在政府部门的有三千。从1946年到1949年，这一总数字引人注意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了十八万这一较大的数字。1940年以来，在大学的科学家的相对人数减少了，在政府部门的保持稳定，而在工业界的则大大地增加了。在1930年，大学占有重要科研人才中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40年，则只占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十六。不过这种减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国这么多的人员仍不显得充足。由于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认为“科学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们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来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员有计划扩充的政策建议，不过这一建议没有指定到1957年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人员的扩充是多么迅速，关键科研人员组的人数从十三万七千达到十八万。这一增长已超出了战后关于科研人力资源情况的报告的预计。的确，也许正是这些报告部分地激励了这种巨大的增长势头。这样的增长率不大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扩充却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资金来衡量美国科学的范围。1900年以来，所有三类科学组织的研究费用都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政府部门的费用比大学和工业界要更快一些。这种增长势态自1930年以来，显得尤为强烈。据估计在这一年，美国科学的花费为一亿五千万美元；1940年，为三亿五千万亿美元；到1949年，则为二十亿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国家的科研费用翻了一番多，但是总额从未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千分之五。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进的建议：到1957年，美国科研费用最少也要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战争无疑大大增加了用于科研的经费。例如在1941－1945年期间，花了大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大多数用于应用研究。这一巨大数额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国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亿多美元，几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资。尽管战争期间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费，从那以后，资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费了十一亿美元，1949年花费了二十亿美元。这一总数恐怕还要继续增加，并且无疑，大头仍要由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提供。工业界大约花了1947年总经费的一半，而大学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其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却仍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这是大学科研费用相对减少趋势的继续，在1930年，同样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为百分之九。
最后，可利用的科研设备的价值构成评价美国科学的另一粗略指标。1946年美国政府所拥有和操纵的研究设备的价值为十五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国防部占有。这一数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设备。工业界有十亿美元的设备，而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有大约三亿美元的研究设备。1946年以来，研究设备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与科研人力的扩充成正比。
美国科学最近已经发生的这些扩充和那些可能将要继续下去的扩充趋势，当然不是在毫无计划和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人力是增长中最关键的要素，规划科学培训项目，无论这一任务多么艰巨，就显得尤为重要。培训一个科学家需要大约四到十年，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在开头所作的个人决定，待四到十年后，培训结束时可能会毫不现实。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科学在继续发展时，为了自我指导起见，必须收集关于自身成长趋势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来，收集这种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学组织中各种小组的职责，现在这一职能已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后者我们稍后还要作更多的论述。这样的信息有助于维持科学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种重要的不平衡的发生：各种专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各种不同技能——即管理、纯科学、及应用技能——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层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科学中对受过高度训练、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无论以专业人员的数目、以财政花费的规模，还是以仪器设备的价值来衡量，美国科学现在都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头等国家重要性的事业。除非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否则科学的位置将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中得到维持乃至推进。
关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最后一点一般考虑是，构成这一领域劳动力的科学家的社会特征。不幸的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能谈的只是美国科学家的阶级来源、他们的宗教背景，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社会学，也是直接的实用目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职业一样，充分体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应受到报达。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说明在怎样的程度上科学构成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1906年，卡特尔（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国科学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辈的职业背景。在他所考虑的这一父亲群体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人曾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人曾从事工商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的人从事农业。而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从事工商业；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从事农业。所以工商业组提供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的科学家份额，而农业组所提供的科学家只占按总人口百分比所应提供份额的一半；科学专职群体所提供的科学家份额几乎是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十五倍。正是这后一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阶级的自我补充，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过，卡特尔的“工商业”和“农业”类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阶级。因此，唯一明确的结论是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出自专门职业群体。
最近我们又有另外一点证据。《幸福》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数学－物理学家“通常出自中产阶级和专门职业家庭”，“列入《美国科学家》中的物理学家，有相当多的人是教士的儿子。”据这一调查说，化学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并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结论是科学常来自低收入阶层。”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科学中的博士获得者大多出于较小的、费用低廉的学院。不过，关于这一概括还有其他的证据。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人员办公室最近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赖于某种财政资助。它表明研究生极少靠自己的财力进研究生院。”在法律和医学领域中，自己付钱的人要比在科学中的多。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些概括——它们应受到检验，并通过认真设计的研究来予以充实——我们可以说，在科学这一专门职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专门职业阶级的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概更经常发自中产阶级的低收入层，而非发自非常低等的社会层，然而，借助于美国社会中的免费公共教育系统和奖学金，后者偶尔也为科学提供人力补充。科学中流动性的这种样式似乎与美国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动样式大致相同。这后一种样式是根据最近在工商界所进行的认真的统计研究而作出的。有相当大的阶级和职业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多发自中产阶级中的低收入层；也有一小部分流动发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这些事实对于美国科学中的人员更替和培训计划来说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那项研究认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不能获得奖学金而无法继续受研究生培训。科学的不断发展需要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财政资助的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
关于美国科学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倾向，我们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出身知之甚少一样。不过，最近两位天主教科学家指出，美国天主教徒为全国科学人力和科学产出所作的贡献与它们自身所应占的份额并不相当。
F．库柏指出，他“很不愿意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主教徒仅占美国科学和学术领导层人数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国总人口中却占大约百分之二十。”相对于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视批判理性，他们就越强调关于宇宙的目的论概念，而这与我们在第三章中定义的所谓“功利主义”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体系中的这些影响似乎是导致天主教徒在美国科学中表现相对欠佳的原因。
关于美国犹太人，我们没有任何数字，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在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表现与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成比例的，无论如何在大学里情况是这样。有两点理由使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犹太人的价值观似乎有利于学术和经验理性。其次，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犹太人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包括科学在内的一些自由专门职业一直比大工业和商业中的许多领域对他们更为开放。所以大多数犹太科学家将很可能在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研究群体中就业而不是在工业实验室中工作，因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业部门大都向犹太人关闭通向其各个分支的门户。
尽管妇女正在日益参与到科学的职业系统中来，但她们仍是在科学专职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会群体。例如，在1947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估计在它的三万三千名成员中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是妇女。在那一年，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员中只有工人是妇女。尽管战时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战后的几年里，在物理、生物、数学科学，以及工程和农业中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妇女人数仍不到一万五千人。这一很小的数字可与在同样领域中有约五十万名男性这一数字形成对照。即使将占了所有这些领域中男性三分之二的工程领域除去，在所剩下的其他各领域中，妇女仍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对于妇女来说，最大的专门科学专业是化学，它雇用了从事科学的全部妇女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数学则只雇用了百分之十六；细菌学，工程，以及物理学各雇用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在科学中，妇女主要限于从事案头和实验室工作，而被排除在需要作实地考察的工作之外。对于在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工程师的妇女，存在着一些偏见。战前，从事科学工作的妇女比在此后还要少。
例如，1946年从事化学的妇女有大约五千人，这是战前同类数字的三倍。
妇女在科学中显得缺乏专业能力，而这是由于她们作为家庭成员的社会特点所造成的。例如，相对于男人来说，妇女较缺乏地理上的可流动性。妇女更喜欢离家二十五——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工作。（美国劳工部）妇女局的研究表明，单身和已婚妇女对其家庭中其他成员所承担的财政支持和个人服务任务是相当大的。同时，缺乏可流动性限制了个体的工作选择，使得妇女在一些需要旅行或可能发生调动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不大受欢迎的人。许多专职妇女科学家都是已婚的。由于大多数雇用专职科学家的雇主认为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打断工作，所以他们更愿挑选具有同等经验和资历的男人作为雇员。许多已婚妇女自然愿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组织发现这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除非从组织上有计划地为妇女解决非全日性工作问题，在科学乃至在其他职业中，只能有极少数妇女可同时担负起职业和家庭这双重职责。
以上是对于美国科学中社会组织的模式和问题的某些一般考虑。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通过更详尽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业及政府部门中科学的社会组织，来更深入地了解上述问题。
这三类专业科学组织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与其他所有领域中的志愿者社团相同的成员构成模式。也就是说，其成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少数积极分子；一是庞大的、不太积极的大多数人。少数积极分子有最强烈的兴趣并占踞大多数领导职位。但是与某些其他志愿者社团不同，科学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几乎从不由那些仅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充任。体现着科学的等级和价值的这些最高职位，习惯地通过成员的表决而作为优秀职业成就的象征，授予那些在组织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无论其是否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的事物。积极的参与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被自由的科学组织选为领导人乃是对于成就的一种正式承认，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这些组织的几种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从我们刚刚对专业化职业科学组织的剧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学再也不是1880年托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围绕在物理科学旗帜下的三流部队，……某种主要由非正规者组成的游击部队。”科学现在是由虽然松散但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正规专业人员组成的一支正规军。
尽管如此，在当代美国科学中仍存留有少数业余科学家。在某些科学领域，一个人仍有可能利用闲暇时间作某些本职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学、矿物学、鸟类学及无线电通讯就是这类领域中的几个。有些业余爱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中变得很专，以至能达到某些专业人员的水平。但是总的说来，业余爱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赖于同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工作。大学、博物馆及研究机构不仅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知识的源泉，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持续中介作用，业余爱好者才能将其微小的贡献汇入前者庞大的知识体系上。例如，美国变星观察者协会在本国有一百三十名成员，他们在其领域从事非常可贵的研究，但是这可贵仅是由于有专职天文学家存在——他们组织这一协会，并将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学领域，如“纯”物理学和化学，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在这些领域欲取得满意的结果，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大量的时间和昂贵的仪器。在使用业余人员时会遇到巨大的组织困难，这点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已经有了体验。甚至像托马斯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工作的热心人也说：“当真要用到业余人员来进行重要的实验或哪怕搜集实验所需的事实时，有关的专业人员都会被所面临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弄得手足无措。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志愿者都需要大量的计划和监督工作。”在科学中使用业余人员的困难充分表明科学作为整体应由专业人员来掌握的重要性；这些专职人员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应占有一个正常的地位。
在我们刚才讨论科学中专业组织的功能时，我们已经顺带地提到它们在专业学科和整个美国科学中所起的松散协调作用。美国科学中的协调和控制这一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它值得我们现在集中精力来加以讨论。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一题目，尤其在第十章详细论述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时，但是目前仅挑出一些美国科学这方面的某些一般特征也就足够了。
应当立即说明的、最明显和基本的事实自然是，没有任何获得正式认可的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和控制美国科学。像其他“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样，美国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仅仅是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科学是一个多元世界，其中不是仅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影响中心，它们谁也不凌驾于谁之上，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亚中心是以确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情况为何如此，确切地说为何必须如此，这是一个涉及到科学的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数次谈到它并且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谈到它；当我们论述科学的社会责任和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试图把这个问题联成一个整体。目前我们仅需将其看作是美国科学中基本的协调模式，几个较次要的模式相对于这一模式才能发挥其作用。
正是由于美国科学只是非正式地而不是正式地组织起来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个别科学家和门外汉的眼里的通常形象与市场经济在个别工人和企业家中的通常形象差不多：它似乎不具备任何协调和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科学中，确有某些精心构造的协调模式在起作用，无论它们是多么的非正式和多么的难以被发现。我们已经提到了一般和专门职业社团中的某些这类中心。既在科学的若干领域内又在这些不同领域间起协调、控制作用的另一种重要模式，表现为某些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这些科学家通常既做为科学家本身又作为科学管理者而出人头地，受到广泛的尊重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在对人事安排作出推荐，为资金的分配提供咨询，以及在较深入地参与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技政策的制订并为此承担责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这种通过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少数经验丰富并善于思索的科学家能意识到它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当科学的目标变得比较狭窄——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这种非正式控制的结构就会变得略为明显，不过即使这时它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明显。在美国科学中，像哈佛大学校长J．B．康南特，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Karl
T Compton）这样的人和其他少数科学家通过将科学中许多分立的权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来，而产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战时负责科研的政府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0．S.R．D．）——的研究报告说，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顿三人执政。”布什本人则指出，虽然在战争期间有大约三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新武器和新医药，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处于［控制的〕高级职位上”。无论我们中的某些人持有多么绝对的反权威主义价值观，这却正是如此庞大和成功的一项事业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国科学中的非正式控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见解常常使我们认不清它的存在和意义。
幸运的是对于非正式影响机制的运行已有详尽的书面描写，所选择的案例是为一个战时科研项目配备人员。首先要选择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科学家，这一选择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顿这样关键的人物的推荐。然后，被选中的科学家，“根据对于其专门领域的广泛了解，来选择扶助他的一组同事。”而这些人又推荐另外四、五十个人作为直接补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大概由于已经参加到课题中的人的影响，他们的“离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里特恩（Tryt－ten）总结道：“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主要项目的科学家的召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扇形展开’模式。以也许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实验室为例，这一过程以四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在纽约一间饭店客房里的一次聚会为开端。他们依据其集体的经验选出了四十位年轻、积极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核心骨干又展开进一步的联系活动……实验室日益增大……最后达到了有一千名专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水平。”
决不应低估美国科学中这种非正式协调的价值。布什在分析与美国具有相当平等机会的纳粹德国为何会在试制原子弹上遭到“惨败”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组织非常糟糕。也决不应看低我们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国科学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为管理者，他们在战时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将领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为“这场战争中的小奇迹之一。”如果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一些虽然小但却类似的成就能为人们所知，他们在战时的这些成功就不会显得如此令人吃惊了。有些美国科学家有相当的行政管理才能，不过他们却宁愿忽视这种才能，以专心致志地培养其研究兴趣。战争却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这种潜在的以及那些已经在科学组织工作中得到证明的才能。例如，战时科学工作带来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学家管理者，他们中有洛斯阿摩斯实验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现任院长奥本海默（J．R
Oppenheimer）；负责雷达研究的辐射实验室主任，现在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现在的波都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有关美国科学中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体现在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的学术联系之中。有时这些学术联系涉及到一些重要技术机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培训了许多工业科学家的研究中心，这一影响模式才能传至全国各地的工业和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像布什这样的人物，还可确立与私人研究组织的联系，像卡内基研究院这样的私人组织不仅有自发的研究，而且还资助其他组织的研究。按这种方式，主要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将美国科学中所有不同种类的组织联结并部分地协调起来。这种非正式协调是美国科学的一项宝贵财富，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为这种协调，无论它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都须掌握在科学自己的领导人手里而非掌握在从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学家手里，这是保证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协调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学中的新鲜事，也不独为美国科学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学家组织了一个X俱乐部，它是一个每周聚餐一次的社团。赫胥黎后来报导了他偶然听到的非该俱乐部成员的两位科学家之间的如下谈话。
“我说A，你知道X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吗？”
“哦，是的，B，我听说过它。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管理科学事物，而且说真的，总的说来他们干得还不坏。”
这一俱乐部只维持到其创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对学术职位和科学协会内的任命及晋升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科学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内，产生了两种补充的社会组织模式。第一种像一般模式一样，是非正式的。许多美国科学家以个人身份独立从事其研究，或在“小组”中进行其研究，这小组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像官方领导者那样以“首长”的身份自居，而很经常地是以师傅对待晚辈、对待缺乏经验的学徒的姿态出现。这种非正式模式在许多科研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后我们还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它对于科学进展的基本作用。我们尤其将在第九章中论述这一问题，因为它与发现和发明的社会过程有关。第二种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级制的、“科层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开放，但却与之不同，有时似乎还与之有冲突。这一模式在美国科研中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它反应了科学自身以及科学与“自由”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海军研究署的威尔逊·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实验室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尤其是过去二十年的产物。他指出，“举例来说，在1938年，在华盛顿的负责海军研究与发展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只几栋房屋和数百雇员，其年预算实质上低于五十万美元。今天同一实验室有大约一百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面积，大约三千名雇员和每年一千八百万美元的经费。”这不过是美国大学、工业和政府科学中众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
科学社会组织中的这一变化自然只是现代“自由”社会向着日益“科层化的世界”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看到这一更大的趋势是如何影响科学中的这一变化的。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仅是与科学内部正式组织增加特别有关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日益增强的应用性，科学日益卷入到政府和工业科层制中，以及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
首先让我们考虑日益增强的应用性对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最近发生的变化的意义。现代科学的迅速成长，即基础概念体系的普遍改善，意味着在更多的实用场合中，科学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作为几个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学和电子工业，在医疗及农业方面，基础科学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也许将基础科学应用于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的最明显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弹的研制。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情形中，正式的社会组织才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与反对“科层制”的意识形态相反，等级结构的社会组织并非魔鬼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一项我们仍在加以改进的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一种坦率地说带有某些缺点但却合理的社会手段，它有助于实现有限和能确定的社会目标。所以它不仅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会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国以及在许多社会的军队中，正式组织就曾很好地被用来为人服务。所以，毫不奇怪，在实用场合中科学有用性的增强意味着寻求应用基础科学的等级制组织的数目的增加。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科学中有些场合不适于采用这种社会组织，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场合同样不适于采用非正式组织。这里我们只须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弹的例子。
无论在应用科学中还是在基础科学的某些有限范围内，正式组织都特别适于达到给定的目标，这一点当社会危机使目标变得特别紧迫时，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电子和原子研究领域中的大型正式组织被迅速地建立起来，前者是为了开发像雷达、无线电引信这类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标。原先制订的战时科研计划曾想让每个科学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学中。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协商、相互帮助和指导，此外还需要为着同一有限目标工作的科学家之间能保持频繁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促成将所有这些科学家纳入到同一大组织之中。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之历史的J·P·巴克斯塔写道：“从大群体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处太多了，以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组织分别在伊利诺大学，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起来。仅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全体职员中，就有六十九人来自不同的学术研究机构。
科学与主要为其他目的而设立的科层制——如工业和政府的科层制——的结合，也增加了科学中正式组织的份量。当然这部分地也是科学不断增加的可应用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即使在有些地方，科学的应用性并不那么至关重要，或至少不那么紧迫，科学家群体仍面临着要将自己更加正式地组织起来的压力；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以一种正规和有序的方式来与它所参与的科层制的其他部分相适应。我们将看到，即使在大学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科学家必须选出自己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其他已经科层化的组织中就更大了。的确，有时甚至当科学家实际上并未卷入到官僚机构中，只是依赖于它的财政资助，而在法律上仍独立于它时，这种促进正式组织的压力都可能存在。例如，许多大学科学家发现非常需要建立正式组织，以便与日益成为他们研究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的那些官僚机构——即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官僚机构——保持联系和进行周旋。有时拨给经费的条件就是分立的研究单位必须结合成一个较大的整体，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与拨款机构打交道。
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也促成了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增强。这些内部变化中的第一个是科学工作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强。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劳动分工都会带来对于协调和控制的需要。尤其是在对具体问题的应用上，科学中的这种控制或“组织”必须是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但是对于那些较基础的研究，这一点也可以是成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前主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前主席，已故的朱厄特（Jewett）先生曾对以前所举的不同的科学专业为了同一实用目的，必须联合起来加以应用的例子作过如下评价；“在许多领域中，产品可能包含相当广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如此绞缠在一起，以至需要从许多角度进行科研攻关。这样我们就需要有大型研究组织，它具有许多领域中的专家和专业设备，并且把这些人和设备组织起来，保持协调一致。”他觉得：“经验已经表明这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最有力、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它大大优越于将问题的各部分交给单个实验室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在工作的各个阶段诸种要素相互作用，在某领域中所能作到的将决定在另一领域中能作到什么或不能作到什么。”
生物化学研究基金会主任埃利斯·麦克唐纳曾描述过在更基础的研究中要求许多专家进行合作的类似情况。在谈到从土壤细菌中获得的一种“能阻止并杀死细菌的微生物”时，他说道，“它是由微生物学家发现的，由那些操纵梁式压缩空气驱动离心机（Beams’air－driven
centrifuge）的人加以分离。它被交给细菌学家和细胞学家以决定其性能和威力，交给微生物化学家以分析、辨别、鉴定它的可能组成部分，交给有机化学家进行分馏，交给光谱学家进行描绘并鉴定其光谱仪差异……这些微生物又交给细胞学家对动物进行毒性和其他实验，交给显微学家记录其晶体结构，交给外科医生以研究它对严重感染的伤口的外部影响，交给物理化学家以测量其物理常数并对其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把这一整个过程叫‘经受磨炼’。所有这些都出自我们全体成员的工作，是我们共同的程序安排。”在这样的劳动分工之上，显然需要正式的、有组织的控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的每一阶段都由非专门人员来指导，但的确需要某种专门的管理职能。
加剧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第二个科学内部的变化是发生于某些（但非所有）研究领域中的变化，它乃是由于仪器设备的发展能导致许多个体研究单位在同一时间里都特别繁忙。在核物理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在这里磁力回旋加速器和电子回旋加速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学院的现任院长李·杜布里奇曾描述由此导致的结果。他说：“若干问题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为了保持机器的运转和进行不断的改进，需要所有团体的联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说来，“由于核物理学中的现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设备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贵，以至需要众多的人员才能操纵和充分使用它们……我相信发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中心对于核物理学的进展将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正式组织的需要是很显然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已经给出的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组织在科学中越来越常见了。但是，无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中还是在科学的许多部分中，这类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组织模式。尽管如此，科层制模式仍搅扰了某些科学家，即使在科学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倒很像科层制在其他领域中的确立曾搅扰某些“自由”社会的臣民一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主任考瓦斯基（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无论其是多么灵活和精简，都会引起专职科学家的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都过着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学家所可能感到的这种广为散布的遗憾之情以外，还有对于科层制模式现在带给科学家的问题的真诚的关心。等级组织这方面的某些问题乃是这种社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与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具体目标——是科学的或其他方面的——无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也曾出现于其他科层制中，如政府部门，工业界及工会组织，在理解和控制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组织的管理可从对于正式组织这些困难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浅。不过，仍然有一些为科学所特有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正式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认清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将为其下属保持自主性的一般问题转换成手边特别科学专业和特别科学问题所需要的具体社会条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功的科学经营者将某些最成功的大型科学研究组织称为“一个人的影子”。朱厄特根据他做为一个非常大的研究组织的领导的长期经验，曾经探讨这一重要问题。他说，“实际上，领导和其直接下属所作的是提供一种合适的环境，在其中有创造性思想的人可以自由地工作；是勾画出似乎有希望取得进展的一般领域；以及在决定如何继续推进时，对研究成果及其他许多因素进行权衡。”我们已经看到，就组织的目的而言——无论是工业的或其他什么的——这都必然会导致对领导的需要，但同时它仍能为科学发现的自主过程留出适当的范围。很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个别管理者的个人智慧来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适当的条件。对于某些职能研究组织非常需要进行认真的经验研究，以考察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成功，又是什么阻止了研究目标的实现。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位学者指出：“将管理技能应用于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是非常新近的事情，对于这一领域的经验我们只有很少的文献记录。当前最需要作的是对经验作出记录和评价，接下来对于有关的发现加以条理化。”关于大型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的管理的社会科学，才刚刚超出“常识”阶段。
现在让我们从美国科学中的组织和控制的问题，转向讨论美国科学的范围和规模，也就是说探讨上述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内发生的。在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粗略的估计和一般的印象，因为今日美国科学包括如此多样和常变的专业活动群体，以致很难精确地描述它的规模。然而有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却是明白无误的。一位负责追踪美国科学中人员变化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科学正以陡峭的曲线形式上升。它的每一方面都呈指数曲线形式。”
幸运的是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最近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认真地搜集起来的数据，它们至少能够告诉我们目前美国科学人员、资金、设备的大致数量级。这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对于它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讨论。该理事会的研究估计，1946年美国约有七十五万名专职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在这一数字中，大约只有十三万七千人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教学。后面这较少的一组人在美国社会中显然极其重要。甚至在这较少的一组人中还存在着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它由在物理和生物科学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二万五千人构成，这些人能够，即使潜在地，为基础科研作出贡献。在这十三万七千人的总数中，估计在大专院校的有五万，在工业界的有五万七千，在政府部门的有三千。从1946年到1949年，这一总数字引人注意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了十八万这一较大的数字。1940年以来，在大学的科学家的相对人数减少了，在政府部门的保持稳定，而在工业界的则大大地增加了。在1930年，大学占有重要科研人才中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40年，则只占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十六。不过这种减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国这么多的人员仍不显得充足。由于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认为“科学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们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来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员有计划扩充的政策建议，不过这一建议没有指定到1957年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人员的扩充是多么迅速，关键科研人员组的人数从十三万七千达到十八万。这一增长已超出了战后关于科研人力资源情况的报告的预计。的确，也许正是这些报告部分地激励了这种巨大的增长势头。这样的增长率不大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扩充却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资金来衡量美国科学的范围。1900年以来，所有三类科学组织的研究费用都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政府部门的费用比大学和工业界要更快一些。这种增长势态自1930年以来，显得尤为强烈。据估计在这一年，美国科学的花费为一亿五千万美元；1940年，为三亿五千万亿美元；到1949年，则为二十亿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国家的科研费用翻了一番多，但是总额从未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千分之五。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进的建议：到1957年，美国科研费用最少也要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战争无疑大大增加了用于科研的经费。例如在1941－1945年期间，花了大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大多数用于应用研究。这一巨大数额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国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亿多美元，几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资。尽管战争期间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费，从那以后，资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费了十一亿美元，1949年花费了二十亿美元。这一总数恐怕还要继续增加，并且无疑，大头仍要由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提供。工业界大约花了1947年总经费的一半，而大学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其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却仍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这是大学科研费用相对减少趋势的继续，在1930年，同样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为百分之九。
最后，可利用的科研设备的价值构成评价美国科学的另一粗略指标。1946年美国政府所拥有和操纵的研究设备的价值为十五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国防部占有。这一数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设备。工业界有十亿美元的设备，而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有大约三亿美元的研究设备。1946年以来，研究设备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与科研人力的扩充成正比。
美国科学最近已经发生的这些扩充和那些可能将要继续下去的扩充趋势，当然不是在毫无计划和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人力是增长中最关键的要素，规划科学培训项目，无论这一任务多么艰巨，就显得尤为重要。培训一个科学家需要大约四到十年，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在开头所作的个人决定，待四到十年后，培训结束时可能会毫不现实。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科学在继续发展时，为了自我指导起见，必须收集关于自身成长趋势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来，收集这种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学组织中各种小组的职责，现在这一职能已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后者我们稍后还要作更多的论述。这样的信息有助于维持科学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种重要的不平衡的发生：各种专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各种不同技能——即管理、纯科学、及应用技能——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层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科学中对受过高度训练、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无论以专业人员的数目、以财政花费的规模，还是以仪器设备的价值来衡量，美国科学现在都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头等国家重要性的事业。除非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否则科学的位置将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中得到维持乃至推进。
关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最后一点一般考虑是，构成这一领域劳动力的科学家的社会特征。不幸的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能谈的只是美国科学家的阶级来源、他们的宗教背景，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社会学，也是直接的实用目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职业一样，充分体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应受到报达。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说明在怎样的程度上科学构成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1906年，卡特尔（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国科学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辈的职业背景。在他所考虑的这一父亲群体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人曾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人曾从事工商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的人从事农业。而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从事工商业；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从事农业。所以工商业组提供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的科学家份额，而农业组所提供的科学家只占按总人口百分比所应提供份额的一半；科学专职群体所提供的科学家份额几乎是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十五倍。正是这后一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阶级的自我补充，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过，卡特尔的“工商业”和“农业”类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阶级。因此，唯一明确的结论是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出自专门职业群体。
最近我们又有另外一点证据。《幸福》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数学－物理学家“通常出自中产阶级和专门职业家庭”，“列入《美国科学家》中的物理学家，有相当多的人是教士的儿子。”据这一调查说，化学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并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结论是科学常来自低收入阶层。”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科学中的博士获得者大多出于较小的、费用低廉的学院。不过，关于这一概括还有其他的证据。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人员办公室最近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赖于某种财政资助。它表明研究生极少靠自己的财力进研究生院。”在法律和医学领域中，自己付钱的人要比在科学中的多。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些概括——它们应受到检验，并通过认真设计的研究来予以充实——我们可以说，在科学这一专门职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专门职业阶级的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概更经常发自中产阶级的低收入层，而非发自非常低等的社会层，然而，借助于美国社会中的免费公共教育系统和奖学金，后者偶尔也为科学提供人力补充。科学中流动性的这种样式似乎与美国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动样式大致相同。这后一种样式是根据最近在工商界所进行的认真的统计研究而作出的。有相当大的阶级和职业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多发自中产阶级中的低收入层；也有一小部分流动发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这些事实对于美国科学中的人员更替和培训计划来说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那项研究认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不能获得奖学金而无法继续受研究生培训。科学的不断发展需要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财政资助的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
关于美国科学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倾向，我们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出身知之甚少一样。不过，最近两位天主教科学家指出，美国天主教徒为全国科学人力和科学产出所作的贡献与它们自身所应占的份额并不相当。
F．库柏指出，他“很不愿意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主教徒仅占美国科学和学术领导层人数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国总人口中却占大约百分之二十。”相对于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视批判理性，他们就越强调关于宇宙的目的论概念，而这与我们在第三章中定义的所谓“功利主义”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体系中的这些影响似乎是导致天主教徒在美国科学中表现相对欠佳的原因。
关于美国犹太人，我们没有任何数字，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在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表现与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成比例的，无论如何在大学里情况是这样。有两点理由使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犹太人的价值观似乎有利于学术和经验理性。其次，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犹太人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包括科学在内的一些自由专门职业一直比大工业和商业中的许多领域对他们更为开放。所以大多数犹太科学家将很可能在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研究群体中就业而不是在工业实验室中工作，因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业部门大都向犹太人关闭通向其各个分支的门户。
尽管妇女正在日益参与到科学的职业系统中来，但她们仍是在科学专职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会群体。例如，在1947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估计在它的三万三千名成员中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是妇女。在那一年，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员中只有工人是妇女。尽管战时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战后的几年里，在物理、生物、数学科学，以及工程和农业中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妇女人数仍不到一万五千人。这一很小的数字可与在同样领域中有约五十万名男性这一数字形成对照。即使将占了所有这些领域中男性三分之二的工程领域除去，在所剩下的其他各领域中，妇女仍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对于妇女来说，最大的专门科学专业是化学，它雇用了从事科学的全部妇女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数学则只雇用了百分之十六；细菌学，工程，以及物理学各雇用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在科学中，妇女主要限于从事案头和实验室工作，而被排除在需要作实地考察的工作之外。对于在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工程师的妇女，存在着一些偏见。战前，从事科学工作的妇女比在此后还要少。
例如，1946年从事化学的妇女有大约五千人，这是战前同类数字的三倍。
妇女在科学中显得缺乏专业能力，而这是由于她们作为家庭成员的社会特点所造成的。例如，相对于男人来说，妇女较缺乏地理上的可流动性。妇女更喜欢离家二十五——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工作。（美国劳工部）妇女局的研究表明，单身和已婚妇女对其家庭中其他成员所承担的财政支持和个人服务任务是相当大的。同时，缺乏可流动性限制了个体的工作选择，使得妇女在一些需要旅行或可能发生调动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不大受欢迎的人。许多专职妇女科学家都是已婚的。由于大多数雇用专职科学家的雇主认为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打断工作，所以他们更愿挑选具有同等经验和资历的男人作为雇员。许多已婚妇女自然愿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组织发现这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除非从组织上有计划地为妇女解决非全日性工作问题，在科学乃至在其他职业中，只能有极少数妇女可同时担负起职业和家庭这双重职责。
以上是对于美国科学中社会组织的模式和问题的某些一般考虑。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通过更详尽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业及政府部门中科学的社会组织，来更深入地了解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