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作者：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 2017-04-13 10:59
外。青年们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再走上比较自由的职业岗位，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一个人笨得连选择职业的能力都没有，他就只好一直做普通工人；不过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一个人一旦选定并参加一项职业或工作以后，”我说道，“我想他就得终生固定在这方面了。”
“那倒不一定，”利特医生答道，“尽管我们并不鼓励，甚至还禁止经常滥换工作，但是每个工人当然也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章，根据工作的需要去应征另一产业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他看来要比原先选择的更加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申请书是当作他第一次应征那样看待的，而且条件也都相同。不仅如此，每个工人还可以根据适当的规定，在不经常要求的情况下，调到同一产业在其他地区的部门去工作，在这一点上，只问其是否愿意而不问其所持的理由。在你们那种制度下，一个对工作感到不满的人固然可以随意离开，但同时也就失业了，将来的生活问题只好碰运气了。我们发现，要放弃熟练的工作而去另找新的职业，要脱离老朋友而去和陌生人相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只有那些能力较差的工人，才会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经常调换工作。至于因健康关系而必须调动工作或退休，那当然是允许的。”
“作为生产制度来看，我承认这是效率极高的一种制度，”我说，“可是却没有看出它对专门职业阶级，也就是说那些用脑而非用手来替国家服务的人作了什么规定。当然，你们没有脑力劳动者总不行吧。那么，他们是怎样从一般农民和机械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呢？我敢说，这必须有一番十分细致的挑选过程吧。”
“正是这样，”利特医生答道，“这需要极其细致的考查。因此，每个人究竟应该做脑力劳动者，还是做个体力劳动者，完全让他自己去决定。每人必须担任普通工三年，期满以后，就得根据自己本性所近作出选择，究竟让他自己从事一门技术或专门职业呢，还是做个农民或机械工人。倘若他觉得自己参加脑力劳动能比体力劳动做出更大贡献，便给他各种便利条件，让他去试验自己是否确有想象的那种特长，并加以培养。如果适合的话，便以此作为职业。一切工艺、医药、美术、音乐、戏剧学校，以及高级普通教育学校，对于有志学习的人都是无条件地敞开大门的。”
“那么，难道学校不会给那些只想逃避工作的青年挤满吗？”
利特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向你担保，没有人会为了逃避劳动而来进专门职业学校的，”他说。“这些学校是为那些天赋才能和学校所开的功课相近的人设立的，缺乏这种才能的人会发现，在原来行业中加倍工作，要比在班上不落后容易得多。当然，也有许多人真正把自己的才能估计错了，他们发觉自己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就会退出学校回到产业岗位。对于这些人，也并不加以责难，因为国家政策就是鼓励每人去发展自己尚未肯定的天赋才能，而这种才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存在。你们那个时代的专门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是依靠学生上学来维持的，因此把毕业文凭发给不相称的人的办法并不少见，而这些人以后便混进专业队伍里去了。我们的学校却是国家设立的机构，能通过这里的考试，就足以证明他们具有真正的专长。”
“这种专业训练的机会，”利特医生接着说道，“每个不满三十岁的人都有权享受，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入学，否则，他们按自己的职业在退休前为国家服务的时期便太短了。在你们那个时代，青年必需在年纪很轻时就选定职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发生了完全选错职业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承认，人们天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因此规定从二十四岁开始选择职业，但可延长六年。”
这时候，我把三番五次欲谈又止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涉及到我那个时代一向被认为是阻碍最后解决生产问题过程中的最严重的困难。“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一点都没谈到关于调整工资的办法。既然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雇主，政府就得确定工资等级，决定每个人从医生直到矿工应得的工资数额。我只能说，这种计划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变了，我就看不出现在怎么能够办到。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对自己的工资或薪金感到满意。即使他认为自己收入已经够多了，他也会觉得他的邻居收入太高，结果还是认为自己拿得少了，如果人们对这问题的普遍不满情绪，不是通过对无数雇主的咒诅和罢工进行发泄，而是集中到一个雇主的身上，那么，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唯一雇主的政府来说，一次发薪以后，等不到下次发薪日也就垮台了。”
利特医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说得对，”他说，“第一次发薪日很可能出现总罢工，而直接反对政府的罢工也就是一场革命了。”
“那么，你们又怎样在发薪日避免引起革命呢？”我追问下去。“是哪位天才哲学家设计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新计算制度，可以按照一切不同的工作（不管是用体力或脑力、用手或嗓子、用耳朵或眼睛），精确无误地算出它们相对的代价？不然，是不是人类的天性本身有了改变，因此，没有人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每人却关心他的邻居的利益’了呢？问题的答案，两者必居其一。”
“可是，一个也不对，”我的主人笑着回答。“好吧，韦斯特先生，”他接着说，“你总不会忘记，你既是我的客人，又是我的病人，请允许我打断我们的谈话，替你开个安眠药方。现在已经三点多钟啦！”
“你开的当然是剂好药，”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见效。”
“保证办到，”医生答道。他的话果然不错，因为他递给我一个酒杯，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我喝了下去，一倒头就睡着了。
“一个人一旦选定并参加一项职业或工作以后，”我说道，“我想他就得终生固定在这方面了。”
“那倒不一定，”利特医生答道，“尽管我们并不鼓励，甚至还禁止经常滥换工作，但是每个工人当然也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章，根据工作的需要去应征另一产业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他看来要比原先选择的更加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申请书是当作他第一次应征那样看待的，而且条件也都相同。不仅如此，每个工人还可以根据适当的规定，在不经常要求的情况下，调到同一产业在其他地区的部门去工作，在这一点上，只问其是否愿意而不问其所持的理由。在你们那种制度下，一个对工作感到不满的人固然可以随意离开，但同时也就失业了，将来的生活问题只好碰运气了。我们发现，要放弃熟练的工作而去另找新的职业，要脱离老朋友而去和陌生人相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只有那些能力较差的工人，才会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经常调换工作。至于因健康关系而必须调动工作或退休，那当然是允许的。”
“作为生产制度来看，我承认这是效率极高的一种制度，”我说，“可是却没有看出它对专门职业阶级，也就是说那些用脑而非用手来替国家服务的人作了什么规定。当然，你们没有脑力劳动者总不行吧。那么，他们是怎样从一般农民和机械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呢？我敢说，这必须有一番十分细致的挑选过程吧。”
“正是这样，”利特医生答道，“这需要极其细致的考查。因此，每个人究竟应该做脑力劳动者，还是做个体力劳动者，完全让他自己去决定。每人必须担任普通工三年，期满以后，就得根据自己本性所近作出选择，究竟让他自己从事一门技术或专门职业呢，还是做个农民或机械工人。倘若他觉得自己参加脑力劳动能比体力劳动做出更大贡献，便给他各种便利条件，让他去试验自己是否确有想象的那种特长，并加以培养。如果适合的话，便以此作为职业。一切工艺、医药、美术、音乐、戏剧学校，以及高级普通教育学校，对于有志学习的人都是无条件地敞开大门的。”
“那么，难道学校不会给那些只想逃避工作的青年挤满吗？”
利特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向你担保，没有人会为了逃避劳动而来进专门职业学校的，”他说。“这些学校是为那些天赋才能和学校所开的功课相近的人设立的，缺乏这种才能的人会发现，在原来行业中加倍工作，要比在班上不落后容易得多。当然，也有许多人真正把自己的才能估计错了，他们发觉自己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就会退出学校回到产业岗位。对于这些人，也并不加以责难，因为国家政策就是鼓励每人去发展自己尚未肯定的天赋才能，而这种才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存在。你们那个时代的专门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是依靠学生上学来维持的，因此把毕业文凭发给不相称的人的办法并不少见，而这些人以后便混进专业队伍里去了。我们的学校却是国家设立的机构，能通过这里的考试，就足以证明他们具有真正的专长。”
“这种专业训练的机会，”利特医生接着说道，“每个不满三十岁的人都有权享受，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入学，否则，他们按自己的职业在退休前为国家服务的时期便太短了。在你们那个时代，青年必需在年纪很轻时就选定职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发生了完全选错职业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承认，人们天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因此规定从二十四岁开始选择职业，但可延长六年。”
这时候，我把三番五次欲谈又止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涉及到我那个时代一向被认为是阻碍最后解决生产问题过程中的最严重的困难。“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一点都没谈到关于调整工资的办法。既然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雇主，政府就得确定工资等级，决定每个人从医生直到矿工应得的工资数额。我只能说，这种计划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变了，我就看不出现在怎么能够办到。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对自己的工资或薪金感到满意。即使他认为自己收入已经够多了，他也会觉得他的邻居收入太高，结果还是认为自己拿得少了，如果人们对这问题的普遍不满情绪，不是通过对无数雇主的咒诅和罢工进行发泄，而是集中到一个雇主的身上，那么，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唯一雇主的政府来说，一次发薪以后，等不到下次发薪日也就垮台了。”
利特医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说得对，”他说，“第一次发薪日很可能出现总罢工，而直接反对政府的罢工也就是一场革命了。”
“那么，你们又怎样在发薪日避免引起革命呢？”我追问下去。“是哪位天才哲学家设计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新计算制度，可以按照一切不同的工作（不管是用体力或脑力、用手或嗓子、用耳朵或眼睛），精确无误地算出它们相对的代价？不然，是不是人类的天性本身有了改变，因此，没有人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每人却关心他的邻居的利益’了呢？问题的答案，两者必居其一。”
“可是，一个也不对，”我的主人笑着回答。“好吧，韦斯特先生，”他接着说，“你总不会忘记，你既是我的客人，又是我的病人，请允许我打断我们的谈话，替你开个安眠药方。现在已经三点多钟啦！”
“你开的当然是剂好药，”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见效。”
“保证办到，”医生答道。他的话果然不错，因为他递给我一个酒杯，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我喝了下去，一倒头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