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征服的精神和僧王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上)（2/2）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贡斯当》作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贡斯当 2017-04-13 10:58
谎言不仅在权力用来迷惑和欺骗人民的时候是有害的：就是在它们一点也没有骗过他们的时候，它们同样是有害的。
怀疑主人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的臣民，他们自己也会养成类似的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一个人如果听说统治他的领袖被称为大政治家是因为他发表的每一行字都是谎言，他就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大政治家。真理在他看来是蠢话，欺诈则是技能的标志。以前他撒谎只是出于自私，现在他则不顾自私和自爱而撒谎。他会变得诡计多端却又愚不可及。假如这种传染病征服了一个天生喜欢模仿的民族，其中每个人首先担心的是有可能被人愚弄，那么个人道德被大众的普遍堕落所湮没还会费时很久吗？
9．骗术必拥需要高压手段的支持
不过，如果还有零星的理智在继续漂浮，这证明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罪恶。
花言巧语留下的破绽将不得不靠强制去弥补。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谁也无法证明对他有用的远征而履行抛洒鲜血的义务，当局不得不去收买一批贪婪之徒以瓦解普遍的反抗。我们会看到间谍和密探受到鼓励和奖赏，他们是制造人为责任与罪行的永恒的暴力资源。我们会看到，为所欲为的打手如猛犬一般，从城市到乡村，追捕那些从道德与人性角度来说都是清白无辜的逃亡者。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人已习惯于践踏法律，随时准备犯罪；另一批人则因为专靠同伴的不幸为生而臭名远扬。我们看到父亲因为孩子的过错而受罚；使孩子的利益脱离父亲的利益；家庭面临的惟一抉择是，要么是为反抗而同心同德，要么因告密而各奔东西；父爱变成了阴谋；子女的温情被当作煽动叛乱。产生所有这些灾难，都不是因为合法自卫，而是为了掠取遥远的国家，侵占那些国家对民族的繁荣毫无增进，除非我们打算把一小撮人愚蠢而又恶毒的名声叫做民族繁荣！
然而，我们应当保持公正。这些命中注定要在地角天涯战斗到死的牺牲者也会得到一些安慰。你看他们，踉踉跄跄跟在领袖的身后。他们沉浸在陶醉状态之中，由此在他们心中激发出一种粗俗而又无奈的欢乐。空中回荡着他们刺耳的叫嚣；村庄里响彻着他们放荡的歌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陶醉，这种叫嚣，这种放纵——谁会相信那是真的？——就是他们长官的最高成就！
于是，征服的体制便给权力行为造成了不可思议的颠倒。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教导人们庄重节制，热爱家庭，辛勤劳动。可是现在是征服世界的时候了！还是这些人，被抓了、被训练，被煽动着蔑视那些很久以来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德行。他们因为酗酒而麻痹，又因为放荡而复苏：这就是他们号称的重振公益精神。
10．战争体制带给文明和知识阶层的后患
我们的论说尚未结束。压在这个不幸民族身上的，不光是上述那些历历如在眼前的可怕罪恶。还有其他一些罪恶，也许不像它们当初那样引人注目，却更加无可救药，因为它们把所有未来的希望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在生命的某些时期，一旦我们的思想能力被打断，那将是无法恢复的。尚武国家那种孤注一掷、粗陋狂野的习性，所有家庭关系的突然破裂，在敌人没有露面时机械地依附于人，在最为激情澎湃时道德上狂放不羁，所有这些现象不可能对道德观念或知识水平毫无影响。开明阶层像一座宝库，储藏着学问、矜持和正义，储藏着豪侠、高贵和优雅的传统，只有这些能使我们有别于野蛮人，毫无必要地让他们的年轻后代在军营生涯中受罚，将导致整个民族犯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行，无论是虚妄的胜利，还是它所激起的毫无益处的恐怖，都不可能弥补这一罪行。
不管是商人的儿子、艺术家的儿子还是行政长官的儿子，不管是专注于文学、科学还是研习某种艰深技能的年轻人，只要他献身军旅，他早期教育的所有成果都将被洗劫一空。那种教育本身也难免会面临半途而废的痛苦前景。如果军事荣耀的辉煌梦想迷惑了青年人的想像力，他们会蔑视每一种和平的研究、每一种静坐的职业以及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因为这与他们的爱好和尚未成熟的天赋所具有的勃勃生气不相称。如果他们因为意识到自己被迫远离家乡而悲痛，如果他们考虑到几年的牺牲将会大大耽误他们的进步，他们自己就会感到绝望。他们不会再去费力追求，因为它的成果会被一只铁腕取走。他们会对自己说，既然当局不给他们积累知识所必需的时间，与暴力作对就是毫无意义的。民族将因此而陷入道德堕落和不断增长的无知。它会由于胜利而变得野兽般残酷无情，它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自己误入了歧途，迷失了真正的目标。
毫无疑问，我们的所有结论仅适用于无缘无故又无益的战争。这样思考问题并不等于贬低抵抗侵略者的必要性。在那种情况下，各阶层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因为他们毫无例外都受到了威胁。然而，由于他们的动机不是卑鄙的掠夺，因而他们决不会遭到腐蚀。由于他们的热情是基于信念，强制便成为多余。社会职业被打断是为了最神圣的义务和最可贵的利益，因而不会造成被无端打断时的后果。人民能够看到它的限度，他们会欣然从命，把它作为重获安宁的手段；这种状态一旦恢复，他们就会把自己重新焕发的青春、可敬的技能和充满力量的感觉，用在既有益又有价值的事情上。
但是，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回事，攻击一个保卫自己祖国的民族却是另一回事。征服的精神企图把这两种观念混为一谈。某些往各地派遣军队的政府仍在大谈什么保卫自己的家园，人们不免会想，凡是他们能点燃战火的地方，他们都能称之为自己的家园。
11．一个征服性民族今天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征服体制的外部结果。
使现代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的那种品质，最初有可能使在政府强迫下成为侵略者的任何民族占到到很大便宜。耽于享乐的民族可能会迟于抵抗。它们准备放弃一部分权利以保护其余权利。他们可能会期望通过牺牲自由来保持安宁。一种奇怪的悖论是，民众的精神越是爱好和平，一个坚决与其作对的国家就越容易取得最初的成功。
但是，这种成功到底会给从事征服的国家带来什么结果呢？既然很难期望这会增进它的真正幸福，至少它也应该从中找到一些自尊心的满足吧？它会表明它的那份光荣吧？
离它远点。这就是当前对征服的厌恶，人人都会迫切感到需要放弃征服的责任。到处都会出现抗议，并且不会因为它是沉默的抗议而不那么强大。政府会看到成群的臣民站在一边，像一群阴郁的旁观者。整个帝国只能听见权力冗长的独白。这个独白可能会一次次被打断，但至多不过是奴性十足的聆听者在向他们的主子重复他的演说。但是，臣民们很快就不愿再去听这种永远不允许他们打断的令人生厌的夸夸其谈。他们的目光会离开这种他们只能为其承担费用和危险的虚荣炫耀，因为它的意图同他们的愿望截然相反。
使我们惊奇的是，最神奇的事业在我们的时代竟然不会让人产生激动。那是因为人民的常识告诉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既然只有领袖们能够在其中找到快乐，因此也只有他们可以满载奖赏而归。对胜利的兴趣集中在取胜的权力那里。在不安分的权力和毫无生气的人群之间竖起了一个道德屏障。成功不过是一颗没留下任何痕迹的流星。我们甚至懒得抬起头来看它一眼。有时我们确实为它悲伤，就像鼓励一种疯狂。我们为牺牲者落泪，又在暗暗祈求失败。
在尚武年代，人们崇拜军事天才甚于一切。在我们的和平时代，人们祈求的是中庸和正义。
当一个政府大肆向我们炫耀英雄主义的壮丽景象，炫耀数不胜数的创造和毁灭时，我们想要作出的回答却是：“也许最小的一颗米粒更合我意。”最辉煌的功绩及其壮观庆典，不过是我们起舞于坟茔的葬礼。
12．这些成功对被征服民族的影响
孟德斯鸠说，“罗马人的国际法在于消灭被征服民族的公民。”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国际法则是指一国征服另一国家后，根据其原有的法律继续进行统治，不过要给自己保留政治与民事管理权。[1]
我并不是建议审查这个陈述到底有多么正确。在古代社会肯定能够发现很多例外。
我们经常看到，俯首称臣的国家继续享有所有先前的管理形式和古老的法律。被征服国家的宗教一丝不苟地受到尊重。多神论——即推崇异邦的诸神崇拜——鼓励尊重一切崇拜。埃及的祭司在波斯人统治下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冈比西斯的例子不值一提，因为他是疯子：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大流士的例子，他想在一个神庙里把自己的雕像竖立在塞索斯特里斯的雕像前面，遭到了祭司的反对，他却不敢对祭司使用暴力。罗马人把臣服地区的大多数百姓交给他们自己的市政当局，他们在宗教上只干涉了高斯人一件事：禁止他们使用活人祭。
无论如何我们也应当承认，征服的后果在过去几个世纪已经变得相对温和，并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纪末，其原因就是征服的精神已经走到了末路。路易十四本人的征服与其说是名副其实的征服精神，不如说是一个狂妄的君主自命不凡和傲慢自大的结果。但是，征服的精神在法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再现于世，而且比以往更为狂躁。因此征服的后果也不再是它们在孟德斯鸠时代的情形。
确实，被征服者不再被迫沦为奴隶，他们不再被剥夺土地或被迫为别人耕作，也不再被宣布为征服者的属民。
因此，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地位与过去相比更可忍受。一旦暴风雨过后，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城镇依然存在，市场又挤满了人群，商店重新开业。还有偶尔的抢劫——那是一种环境的不幸，还有习惯性的傲慢——那是胜利者的特权，还有种种捐税——那是为了得到正常生活的温和外表而进行的系统征收，一旦征服完成，这些情形就会消失，或者说应该消失，除此之外，人们可能首先会说，发生变化的不过是一些名称和礼仪而已。不过，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古代的征服者经常毁灭整个民族。可是当征服者并不毁灭这些民族时，它也不会触动人们最为依恋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神祗。现代的情况则不同。文明人的虚荣比野蛮人的狂妄更折磨人。后者只看到了整体，前者却热衷于详细探查。
古代的征服者们满足于一般的顺从，不去调查他们奴隶的家庭生活或当地关系。在遥远省份的腹地，顺从的百姓会重新发现，生活的魅力几乎一如既往：他们儿时的习惯，祭祀活动，一系列尽管有政治上的臣服仍令人感受到家园存在的纪念日。
我们时代的征服者，不管是人民还是君主，都希望他们的帝国表现出一种全体一致的面貌，在权力的目光巡视它的帝国时，将不会遇到任何妨碍或遮挡其视线的不一致。同一种法典，同一种度量衡，同一种行为准则，如果他们能够逐渐发明出来的话，还有同一种语言，这就是他们宣称的社会结构的完美形式。宗教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人们没把它放在眼里，认为它不过是个将在无声无息中消亡的陈旧错误。但这是仅有的例外，而它所要求的补偿，是尽可能让宗教远离国家利益。
在每一件事情上，当今的关键词是全体一致。真让人遗憾，人们不能做到先摧毁所有的城镇，然后根据同一个规划进行重建，铲平所有的山峰，让每个地方的地面都平平坦坦。[3]我感到惊奇的是还没有命令全体居民身着同一种制服，那样主人就再也不会碰上不讲章法的色彩和讨厌的多样化了。
因而，被征服者在蒙受了种种灾难之后，又不得不经历一种新的罪恶。他们先是成了一种虚幻的荣耀的牺牲品，然后又成为同样虚幻的全体一致的牺牲品。
注释：
[1]为避免制造伪证的罪名，我把原文抄录如下。“征服国对待被征服国有下列四种方式：（一）按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法律继续治理其国家，而征服国则仅仅行使政治及民事方面的统治权；（二）在被征服国建立崭新的政治和民事的治理机构；（三）毁灭这个社会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 他的社会里去；（四）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第一种方式同我们今日遵行的国际法相符合；第四种方式则较符合于罗马人的国际法。”《论法的精神》第10章，第3节。
[3]迷恋全体一致的观念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1787年，作家乔德洛·德·拉克洛提出了一项“巴黎街道编码方案”（“project
de numerotage des rues de Paris ”），建议用字母和数字标示巴黎的道路和建筑，以解决城市的快速发展造成的混乱。后来，在革命之后，他提出用革命事件纪念日来命名主要街道的设想。其中一些设想（有关建筑编号部分）于1800年被采纳。C·德.拉科洛：《著作全集》，595－600页，797－798页。
13．论全体一致
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是，在一场以人类的权利与自由的名义而发动的革命中，全体一致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偏爱。这种体制的精神首先着迷的是对称。热爱权力的人很快就发现，对称竟能带来那么巨大的好处。当爱国主义只有依靠一种对各种利益。生活方式和地方习俗的强烈依恋而存在时，我们的所谓爱国者却在向所有这些事情宣战。他们掏空了爱国主义的这些天然来源，试图用一种矫揉造作的激情取而代之，这种激情产生于一种抽象存在、一种普遍观念，它使引发想像、唤起记忆的东西荡然无存。他们建筑自己的大厦，是从把他们使用的材料碾成粉末开始的。这就是说，他们显然害怕某种可能会附着在他们制度上的道德观念，他们几乎想用数字来标示城市和省份，就像在军队中用数字标示他们的军团一样。
**主义取代了暴民政体，但继承了其全部劳动成果，它沿着这条道路熟练地继续前进。这两种极端政体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因为两者实质上都有施行暴政的**。地方习俗所产生的利益和记忆无不孕育着反抗的种子，这是权力难以容忍并急于根除的。它能够更成功地对付分散的个人；如果他们是一盘散沙，它便可毫不费力地用它沉重的躯体去碾轧他们。
如今，全体一致受到了某些狭隘头脑——或许是受了许多奴才的影响——的真诚赞美，一群对任何得势的看法都随声附和的人，已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信条接受下来。
既然这种原则适用于一个帝国的所有地区，它也必然适用于该帝国可能征服的所有国家。因此，它是征服精神直接而又形影不离的结果。
一位从一开始就准确预见到我们错误的外国人说，“每一代人都会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一笔道德财富，一笔有待传给后人的无形的宝贵遗产。”对一个民族而言，丧失这笔财富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如果你剥夺一个民族的这笔财富，你就是剥夺它的全部价值感和尊严感。即便你用更有价值的东西取而代之，事实上人们还是看重你正在夺走的东西，如果你想用暴力对它加以改进，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它萎缩，使它屈辱，使它堕落。
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法律固有的优点，远不如一个民族信服并遵守法律的精神重要。如果一个民族爱护并遵从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出自一个神圣的源头，是它所崇拜的一代代先人的遗产，并与它的道德观念水乳交融——那么法律就会使它品德高尚，而且，即使这些法律并不完善，但是同仅仅根据权力的命令而实施的更好的法律相比，仍然会产生更大的美德，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幸福。
我必须承认，我极其崇拜过去。越是得到经验的指教，或者越是受到反省的启示，这种崇拜就越是与日俱增。尽管会引起现代改革者们的极大反感，我还是要说，如果有一个民族，无论他们自称莱克格斯还是查理曼大帝，把那些被先验地说成是最完美的制度拒之门外，而对自己祖先的制度保持忠诚，我将赞美这个民族，而且我会认为，尽管它的制度有缺陷，但与所有计划中的改进相比，能使它的情感与灵魂更加幸福。
我知道，这种说法不可能赢得多少赞同。我们喜欢制定法律，我们相信它们完美无缺，我们为它们的价值而骄傲。“过去”没有我们的帮助便成就了自己，没有谁能向它索要荣耀。”[5]
如果把这些问题搁置不论，只谈论幸福和道德，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很会适应那些他发现已被建立起来的制度，就像他适应物理定律一样。他会根据这类制度的缺陷调整他的利益、他的构想和他的全部生活计划。这些缺陷会逐渐得到弥补，因为一种制度若能持之有恒，制度本身和人的利益之间就会出现某种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所怀抱的希望，无不以现存的事物为转移，要改变这一切，即便是出于好意，也会对他造成伤害。
没有比借口服务于民族利益而对习俗使用暴力更为荒唐的事情了。幸福是首要的利益，而构成我们幸福的基本成分就是我们的习俗。
显然，处于不同地位、沿袭不同习俗、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各个民族，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强制，让他们付出他们认为过于沉重的代价，他们就不可能服从完全相同的形式、习惯、惯例和法律。从他们出生时起就开始逐渐形成他们道德存在的那套观念，很难被一种纯粹名义的、外来的、违背他们意志的安排所更改。
即使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大一统的局面会冲淡人们对暴力和征服的憎恨，我们仍会看到从地方差异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只要权力之手稍一放松，那种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就会在它的废墟上重新诞生。最小行政区的长官们也会由于给自己的领地增光添色而自豪。他们精心保护着他们的古迹。几乎在每个村庄都有一些喜欢讲述乡村编年史的博学者，他们深受听众的尊敬。甚至所有那些制造一种假象——他们构成一个民族、被特殊的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因素，都会让他们高兴。人们感到，如果他们这种有益无害的倾向得以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能培育出一种共同的荣誉，比如一个城镇或一个省份的荣誉，这同时也是一种快乐与美德。但是权力嫉妒的目光却在盯着他们，警觉地破坏着破土欲出的萌芽。
对地方习俗的依恋触动着所有无私、高贵、虔诚的情感。把它视为反叛将是多么可悲的政策！随后会发生什么呢？在所有那些地方生活遭到破坏的国家，它们的中心会形成一个小国。所有的利益都被集中到首都。所有的野心家都在那里费尽心机地为自己寻找出路；其余的人则死气沉沉。个人迷失在违反自然的孤立状态中，对自己的出生地茫然无知，与过去失去了联系，只是生活在急速变化的现在，像原子一样被抛撒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在哪里都看不到祖国。整个祖国对他们来说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它那里找不到任何地方能够寄托自己的感情。
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多样化则生，全体一致则死。
因此，我们时代的征服还有一个古代的征服所没有的缺陷。它对被征服者最隐秘的生活内容紧追不舍。它肢解它们，以便把它们简化成整齐划一的部件。过去的征服者期望被征服民族的代表向自己顶礼膜拜。今天他们希望让被征服者的品德俯首称臣。
我们总是听人说起全民族的大帝国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的抽象概念。大帝国如果没有它的各个省份，那就是无稽之谈。撇开各个组成部分去谈论全民族，同样是无稽之谈。只有捍卫各个局部的权利，才谈得上捍卫全民族的权利，因为民族本身是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如果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断被人夺走，如果每一部分都被孤立起来以便充当牺牲品，通过一次不可思议的质变而再次成为巨大整体的一个成分，用作让另一成分作出牺牲的借口，那么，真实的生命就会成为抽象概念的牺牲品，作为个人的人民就要为作为整体的人民而牺牲。
我们应当承认，大国有着重大的不利之处。产生法律的地方距那些法律必须得以实施的地方十分遥远，经常出现严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会错把邻居的——或者最多是政府驻地的——舆论当成整个帝国的舆论。地方性的或临时性的情况会成为制定一项普遍性法律的诱因。最遥远省份的居民常常被出乎意料的新花样、不得当的严厉和无根元据的规定突然吓上一跳，它们破坏了他们所有的思考依据和所有的利益保障措施，因为它们是来自六百英里以外一些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是这些人相信，他们正预见到某种危险，感到某种躁动，或是看到了某种好处。
人们不禁会怀念那些有无数生机勃勃的民族覆盖了地球、人类可以精神振奋竭尽全力各尽所能的时代。权力不必严厉亦可得到服从。自由声势浩大，却又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雄辩支配着精神，感动着灵魂。有多大的天赋就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在同平庸的抗争中，天才不会湮没在茫茫人海的波涛之中。道德直接在公众中找到支持，他们可以看出每一种行为最微小的细节和最微妙的差别，并对其作出评价。
时光不再，怀念它们也毫无意义。至少，既然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好处，我们不妨随时向世界的主人们坚持我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庞大的帝国中允许保留所有可能的差异，即自然所要求的和经验所推崇的差异。把规则应用于相差甚远的情况，规则就会变得毫无道理。在大相径庭的环境中采取相同的统治方式，就会令人不堪忍受。
进一步说，在征服的体制下，强迫被征服者全体一致，也将对征服者产生反作用。他们都将丧失民族特性及其本色，变成死气沉沉的一群，偶尔为了受苦而苏醒一下，此外便是昏昏噩噩，在**统治的重压下变得麻木不仁。事实上，只有**统治的暴行能够延长那种很容易自行瓦解的联合体的寿命，把那些无时不在图谋分离的国家束缚在统一控制之下。孟德斯鸠说，迅速建立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惟一的补救办法，它可以防止联合体的分崩离析，然而还有另一种罪恶——他补充道——那就是国家的扩张将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即使采取这种补救办法，也不会产生持久的功效，因为那是罪上加罪。事物的自然秩序将会报复遭到人们反对的暴行，而且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注释：
[5]
我只是对非正义的“过去”毫无敬意。时间从来不认可非正义。例如，奴隶制度就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证明合法。那是因为，本质上非正义的东西总要产生一个受害方，他们不可能对苦难安之若素，因而，这种“过去”并不存在什么有益的影响。那些为了给非正义进行辩护而求助于习俗的人，使我想起一位剥鳗鱼皮的法国厨娘，当别人指责她让鳗鱼遭受苦难的时候，她回答说：“它们已经习惯了。我干这行当已经有三十年了！”
14．征服性民族成功后的必然结局
今天，一个民族让所有其他民族俯首称臣的那种力量，同以往相比更是一种不能持久的特权。旨在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民族，会把自己置于比最弱小的部落更加危险的境地。它将遭到普遍的憎恶。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所有的仇恨都会对它构成威胁，而且，那些仇恨、那些主张和那些**迟早会爆发并吞没它。
当这种怒火烧向作为整体的民族时，必然会出现某些非正义的东西。整个国家绝不能为它的领袖让它犯下暴行承担罪责。是领袖把国家引入了歧途，他往往在没有这样做之前早就控制了它。
但是，由于自己可悲的服从而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民族，并不打算承认它的内心感情，那种与它的行为并不相符的感情。他们会谴责它是为那只罪恶之手效劳的工具。全体法国人都遭受过路易十四的野心带来的苦难并憎恶他的野心，但是欧洲却谴责法国人全都包藏着那种野心，瑞典人则不得不为查理七世的愚蠢付出代价。如果有朝一日世界恢复了理性并重新获得勇气，那么，受到威胁的侵略者还能到哪里寻找辩护人呢？他将试图寻求什么样的同情呢？如果用他犯下累累罪行时发出过那么多侮辱、散布过那么多谎言、下达过那么多破坏令的同一张嘴巴进行辩护，那么，不是什么样的辩护都会事先便无法取信于人吗？他会诉诸正义？他已经亵读了正义。诉诸人性？他已经践踏了人性。诉诸誓约？他所有的事业都开始于背信弃义。诉诸盟约中的神圣义务？他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的盟友。什么人会满怀信任地和他结盟、心甘情愿与他那巨大的美梦为伴呢？毫无疑问，人人都会在他的枷锁束缚下暂时低下自己的头；但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一次一时的灾难。他们等待着潮汐的变化，波涛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干燥的沙土中，那时他们就可以重新漫步在创痕累累但不会湿脚的地面上了。
他能指望他的新臣民支持他吗？他已经剥夺了他们所珍爱。所崇敬的一切。他已经惊扰了他们先辈尸骨的安宁，让他们的后代流出了鲜血。
所有人都将联合起来反对他。和平、独立、正义将是普遍团结的呼声；仅仅是因为这些词汇遭禁的时间太久，它们就可获得几近魔法般的力量。人们不再是好大喜功者的玩物，他们将会热情地追求理智。解放的呼声，团结的呼声，将会响彻地球的各个角落。遵守公共准则的意识将会感染最优柔寡断的人，将会鼓舞最胆小怕事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敢于保持中立，否则他将不受信任。
那时征服者会发现，自己过分相信了世界的堕落。他将明白，自己那些基于道德败坏和寡廉鲜耻的算计，那些他曾作为新近的卓越发现而沾沾自喜的算计，统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目光短浅；是骗人的，因为它们卑鄙无耻。他曾嘲笑德行的愚笨，嘲笑被他视为怪物的无私的忠诚，嘲笑对崇高的追求，因为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动机和活力，他情愿认为那是一种临时发作的急性病。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利己主义也有其愚蠢的标记：就像把诚实现为罪恶一样，他对什么是善良也一无所知，他还发现，为了认识人们，仅仅看不起他们是不够的。人类对他来说成了不可思议的谜。所有他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慷慨，谈论牺牲，谈论奉献。这种陌生的语言出其不意地来到他的耳边。怎样和那种语言谈判，他没有了主意。他为自己丧失了理解力而震惊，他树立起一个值得纪念的典范：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了自我堕落的牺牲品。
但是，被主人驱赶到这种绝境的人民，此时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它天性温和、开明、友善，能够理解每一种细腻的情感和每一种形式的英雄气概，那么，当命运以这种方式把它抛出文明与道德的轨道时，有谁不会同情它呢？它对自己的苦难会有多么深切的体会！它的窃窃私语，它的公开交谈，它的文学作品，所有那些它自信能够摆脱监视的表达方式，都会变成痛苦的呐喊。
它会时而迫使自己的领袖、时而迫使自己的良心回答它的问题。
它的良心会回答说，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迫于无奈，尚不足以取得谅解，仅仅把自己的看法和行为分开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在参与暴行的同时细声细语地发出谴责，是不够的。
它的领袖也许会抱怨战争的无常、命运的多变和无意的诡谲。对于那么巨大的痛苦、那么深重的灾难来说，对于被飓风卷走并投入坟墓的二十代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漂亮的答案！
15．当今时代战争体制的后果
现代欧洲的商业民族勤奋而文明，居住在一片面积足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领土上，通过相互交往——这种交往的中断将会是一场灾难——联系在一起，并不希望靠征服去获取什么东西。一场无益的战争是当今一个政府所能犯下的最大过错。它摧毁一切社会保障，却不会带来任何补偿；它危害每一种形式的自由；它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它打破每个人的安全感；它摧残每个人的命运。它把每一种对内和对外的暴政结合在一起并宣布其为合法。它将一种草率作风引入司法形式，破坏了它的尊严和目的。它把所有受到权力机构敌视的人们统统当成外敌的帮凶。它腐蚀着年轻的一代；它把人民一分为二，使一部分看不起另一部分，并且很容易从蔑视走向不义。它准备用毁灭了过去的手段毁灭未来，用罪恶的现在赢得罪恶的未来。
这些都是无论怎样重复也不嫌过分的真理，因为目空一切的政治权力把它们视为自相矛盾，蔑称它们仅仅是些陈词滥调。
此外，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作家总是为握有权力的体制效劳；由于纯粹的淮利是图，他们在放弃信仰的时候除了胆量之外无需花费任何代价；他们不会在乎任何愚蠢行为，始终如一地为权力站岗放哨，把权力的意志当做原则；他们随时都会重复那些最矛盾百出的教条，而且他们热情有加，因为这与他们的信念毫无关系。只要接到信号，这些作家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世界需要和平。但他们同时也说，军事荣耀是最高的荣耀，法国必须依靠军队的辉煌创造自己的辉煌。我本人发现，很难解释清楚如何不通过战争去赢得军事荣耀，或如何使军队的辉煌与世界迫切需要的和平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何必在乎这些事呢？他们的目标是杜撰符合现存秩序要求的新词汇。在他们高深莫测的研究中，他们时而赞扬蛊惑人心的宣传，时而赞扬**统治，时而赞扬大屠杀，使尽浑身解数粉饰人类遭受的每一种灾难，为满足犯罪能力的需求而鼓励犯罪。
我曾不时产生奇想，这些希望重现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和阿提拉的业绩的人们，如果他的人民告诉他，大自然给了你一双慧眼，给了你无限充沛的精力，给了你宣泄强烈感情的需求，给了你正视并消除危险、面对并克服障碍的无穷**，他会如何作答呢？但是我们凭什么要为这些事情付出代价呢？难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给它们作出牺牲吗？难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用我们垂死的躯体给你们铺设功名之路吗？你有打仗的天才，可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厌倦无精打彩的和平，但是你的厌倦与我们又有何干？即便是一只豹子，如果被运到我们人海茫茫的城市，它也会抱怨找不到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它喜欢在那里追击、捕捉和品味它的猎物，只有在那里，它的活力才能在追击的速度和冲刺中得到展示。像豹子一样，你属于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另一个与我们有别的种类。假如你想在一个文明时代实行统治，你就得学会文明；假如你想统治各个和平的民族，你就得学会和平。要么你就去寻找像你自己一样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能在混战的狂热中冒险，生活将没有魅力，在他们看来，社会并没有创造出高贵的感情、稳定的习俗、精巧的艺术、恬静而深邃的思想，也没有任何能够留下珍贵记忆、使人备感安全的那种优雅或高贵的欢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请不要再劫掠这个世界了吧。
有谁不会为这种语言喝彩？那些只想得到自由的民族，和那个全世界都在与之对抗以迫使她走向正义的民族，在它们之间很快就要签订一项条约。我们会看到，她最终将愉快地公开放弃漫长的忍耐，弥补她由来已久的错误，尽力恢复她先前的勇气——只是先前的用途实在可悲。她将容光焕发地重获她在文明民族中的地位，而征服的体制作为一种不复存在的事态的遗迹，作为所有现存事物的瓦解因素，将再次被逐出地球，被这种最后的经历打上永遭摒弃的烙印。
怀疑主人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的臣民，他们自己也会养成类似的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一个人如果听说统治他的领袖被称为大政治家是因为他发表的每一行字都是谎言，他就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大政治家。真理在他看来是蠢话，欺诈则是技能的标志。以前他撒谎只是出于自私，现在他则不顾自私和自爱而撒谎。他会变得诡计多端却又愚不可及。假如这种传染病征服了一个天生喜欢模仿的民族，其中每个人首先担心的是有可能被人愚弄，那么个人道德被大众的普遍堕落所湮没还会费时很久吗？
9．骗术必拥需要高压手段的支持
不过，如果还有零星的理智在继续漂浮，这证明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罪恶。
花言巧语留下的破绽将不得不靠强制去弥补。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谁也无法证明对他有用的远征而履行抛洒鲜血的义务，当局不得不去收买一批贪婪之徒以瓦解普遍的反抗。我们会看到间谍和密探受到鼓励和奖赏，他们是制造人为责任与罪行的永恒的暴力资源。我们会看到，为所欲为的打手如猛犬一般，从城市到乡村，追捕那些从道德与人性角度来说都是清白无辜的逃亡者。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人已习惯于践踏法律，随时准备犯罪；另一批人则因为专靠同伴的不幸为生而臭名远扬。我们看到父亲因为孩子的过错而受罚；使孩子的利益脱离父亲的利益；家庭面临的惟一抉择是，要么是为反抗而同心同德，要么因告密而各奔东西；父爱变成了阴谋；子女的温情被当作煽动叛乱。产生所有这些灾难，都不是因为合法自卫，而是为了掠取遥远的国家，侵占那些国家对民族的繁荣毫无增进，除非我们打算把一小撮人愚蠢而又恶毒的名声叫做民族繁荣！
然而，我们应当保持公正。这些命中注定要在地角天涯战斗到死的牺牲者也会得到一些安慰。你看他们，踉踉跄跄跟在领袖的身后。他们沉浸在陶醉状态之中，由此在他们心中激发出一种粗俗而又无奈的欢乐。空中回荡着他们刺耳的叫嚣；村庄里响彻着他们放荡的歌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陶醉，这种叫嚣，这种放纵——谁会相信那是真的？——就是他们长官的最高成就！
于是，征服的体制便给权力行为造成了不可思议的颠倒。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教导人们庄重节制，热爱家庭，辛勤劳动。可是现在是征服世界的时候了！还是这些人，被抓了、被训练，被煽动着蔑视那些很久以来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德行。他们因为酗酒而麻痹，又因为放荡而复苏：这就是他们号称的重振公益精神。
10．战争体制带给文明和知识阶层的后患
我们的论说尚未结束。压在这个不幸民族身上的，不光是上述那些历历如在眼前的可怕罪恶。还有其他一些罪恶，也许不像它们当初那样引人注目，却更加无可救药，因为它们把所有未来的希望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在生命的某些时期，一旦我们的思想能力被打断，那将是无法恢复的。尚武国家那种孤注一掷、粗陋狂野的习性，所有家庭关系的突然破裂，在敌人没有露面时机械地依附于人，在最为激情澎湃时道德上狂放不羁，所有这些现象不可能对道德观念或知识水平毫无影响。开明阶层像一座宝库，储藏着学问、矜持和正义，储藏着豪侠、高贵和优雅的传统，只有这些能使我们有别于野蛮人，毫无必要地让他们的年轻后代在军营生涯中受罚，将导致整个民族犯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行，无论是虚妄的胜利，还是它所激起的毫无益处的恐怖，都不可能弥补这一罪行。
不管是商人的儿子、艺术家的儿子还是行政长官的儿子，不管是专注于文学、科学还是研习某种艰深技能的年轻人，只要他献身军旅，他早期教育的所有成果都将被洗劫一空。那种教育本身也难免会面临半途而废的痛苦前景。如果军事荣耀的辉煌梦想迷惑了青年人的想像力，他们会蔑视每一种和平的研究、每一种静坐的职业以及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因为这与他们的爱好和尚未成熟的天赋所具有的勃勃生气不相称。如果他们因为意识到自己被迫远离家乡而悲痛，如果他们考虑到几年的牺牲将会大大耽误他们的进步，他们自己就会感到绝望。他们不会再去费力追求，因为它的成果会被一只铁腕取走。他们会对自己说，既然当局不给他们积累知识所必需的时间，与暴力作对就是毫无意义的。民族将因此而陷入道德堕落和不断增长的无知。它会由于胜利而变得野兽般残酷无情，它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自己误入了歧途，迷失了真正的目标。
毫无疑问，我们的所有结论仅适用于无缘无故又无益的战争。这样思考问题并不等于贬低抵抗侵略者的必要性。在那种情况下，各阶层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因为他们毫无例外都受到了威胁。然而，由于他们的动机不是卑鄙的掠夺，因而他们决不会遭到腐蚀。由于他们的热情是基于信念，强制便成为多余。社会职业被打断是为了最神圣的义务和最可贵的利益，因而不会造成被无端打断时的后果。人民能够看到它的限度，他们会欣然从命，把它作为重获安宁的手段；这种状态一旦恢复，他们就会把自己重新焕发的青春、可敬的技能和充满力量的感觉，用在既有益又有价值的事情上。
但是，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回事，攻击一个保卫自己祖国的民族却是另一回事。征服的精神企图把这两种观念混为一谈。某些往各地派遣军队的政府仍在大谈什么保卫自己的家园，人们不免会想，凡是他们能点燃战火的地方，他们都能称之为自己的家园。
11．一个征服性民族今天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征服体制的外部结果。
使现代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的那种品质，最初有可能使在政府强迫下成为侵略者的任何民族占到到很大便宜。耽于享乐的民族可能会迟于抵抗。它们准备放弃一部分权利以保护其余权利。他们可能会期望通过牺牲自由来保持安宁。一种奇怪的悖论是，民众的精神越是爱好和平，一个坚决与其作对的国家就越容易取得最初的成功。
但是，这种成功到底会给从事征服的国家带来什么结果呢？既然很难期望这会增进它的真正幸福，至少它也应该从中找到一些自尊心的满足吧？它会表明它的那份光荣吧？
离它远点。这就是当前对征服的厌恶，人人都会迫切感到需要放弃征服的责任。到处都会出现抗议，并且不会因为它是沉默的抗议而不那么强大。政府会看到成群的臣民站在一边，像一群阴郁的旁观者。整个帝国只能听见权力冗长的独白。这个独白可能会一次次被打断，但至多不过是奴性十足的聆听者在向他们的主子重复他的演说。但是，臣民们很快就不愿再去听这种永远不允许他们打断的令人生厌的夸夸其谈。他们的目光会离开这种他们只能为其承担费用和危险的虚荣炫耀，因为它的意图同他们的愿望截然相反。
使我们惊奇的是，最神奇的事业在我们的时代竟然不会让人产生激动。那是因为人民的常识告诉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既然只有领袖们能够在其中找到快乐，因此也只有他们可以满载奖赏而归。对胜利的兴趣集中在取胜的权力那里。在不安分的权力和毫无生气的人群之间竖起了一个道德屏障。成功不过是一颗没留下任何痕迹的流星。我们甚至懒得抬起头来看它一眼。有时我们确实为它悲伤，就像鼓励一种疯狂。我们为牺牲者落泪，又在暗暗祈求失败。
在尚武年代，人们崇拜军事天才甚于一切。在我们的和平时代，人们祈求的是中庸和正义。
当一个政府大肆向我们炫耀英雄主义的壮丽景象，炫耀数不胜数的创造和毁灭时，我们想要作出的回答却是：“也许最小的一颗米粒更合我意。”最辉煌的功绩及其壮观庆典，不过是我们起舞于坟茔的葬礼。
12．这些成功对被征服民族的影响
孟德斯鸠说，“罗马人的国际法在于消灭被征服民族的公民。”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国际法则是指一国征服另一国家后，根据其原有的法律继续进行统治，不过要给自己保留政治与民事管理权。[1]
我并不是建议审查这个陈述到底有多么正确。在古代社会肯定能够发现很多例外。
我们经常看到，俯首称臣的国家继续享有所有先前的管理形式和古老的法律。被征服国家的宗教一丝不苟地受到尊重。多神论——即推崇异邦的诸神崇拜——鼓励尊重一切崇拜。埃及的祭司在波斯人统治下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冈比西斯的例子不值一提，因为他是疯子：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大流士的例子，他想在一个神庙里把自己的雕像竖立在塞索斯特里斯的雕像前面，遭到了祭司的反对，他却不敢对祭司使用暴力。罗马人把臣服地区的大多数百姓交给他们自己的市政当局，他们在宗教上只干涉了高斯人一件事：禁止他们使用活人祭。
无论如何我们也应当承认，征服的后果在过去几个世纪已经变得相对温和，并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纪末，其原因就是征服的精神已经走到了末路。路易十四本人的征服与其说是名副其实的征服精神，不如说是一个狂妄的君主自命不凡和傲慢自大的结果。但是，征服的精神在法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再现于世，而且比以往更为狂躁。因此征服的后果也不再是它们在孟德斯鸠时代的情形。
确实，被征服者不再被迫沦为奴隶，他们不再被剥夺土地或被迫为别人耕作，也不再被宣布为征服者的属民。
因此，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地位与过去相比更可忍受。一旦暴风雨过后，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城镇依然存在，市场又挤满了人群，商店重新开业。还有偶尔的抢劫——那是一种环境的不幸，还有习惯性的傲慢——那是胜利者的特权，还有种种捐税——那是为了得到正常生活的温和外表而进行的系统征收，一旦征服完成，这些情形就会消失，或者说应该消失，除此之外，人们可能首先会说，发生变化的不过是一些名称和礼仪而已。不过，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古代的征服者经常毁灭整个民族。可是当征服者并不毁灭这些民族时，它也不会触动人们最为依恋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神祗。现代的情况则不同。文明人的虚荣比野蛮人的狂妄更折磨人。后者只看到了整体，前者却热衷于详细探查。
古代的征服者们满足于一般的顺从，不去调查他们奴隶的家庭生活或当地关系。在遥远省份的腹地，顺从的百姓会重新发现，生活的魅力几乎一如既往：他们儿时的习惯，祭祀活动，一系列尽管有政治上的臣服仍令人感受到家园存在的纪念日。
我们时代的征服者，不管是人民还是君主，都希望他们的帝国表现出一种全体一致的面貌，在权力的目光巡视它的帝国时，将不会遇到任何妨碍或遮挡其视线的不一致。同一种法典，同一种度量衡，同一种行为准则，如果他们能够逐渐发明出来的话，还有同一种语言，这就是他们宣称的社会结构的完美形式。宗教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人们没把它放在眼里，认为它不过是个将在无声无息中消亡的陈旧错误。但这是仅有的例外，而它所要求的补偿，是尽可能让宗教远离国家利益。
在每一件事情上，当今的关键词是全体一致。真让人遗憾，人们不能做到先摧毁所有的城镇，然后根据同一个规划进行重建，铲平所有的山峰，让每个地方的地面都平平坦坦。[3]我感到惊奇的是还没有命令全体居民身着同一种制服，那样主人就再也不会碰上不讲章法的色彩和讨厌的多样化了。
因而，被征服者在蒙受了种种灾难之后，又不得不经历一种新的罪恶。他们先是成了一种虚幻的荣耀的牺牲品，然后又成为同样虚幻的全体一致的牺牲品。
注释：
[1]为避免制造伪证的罪名，我把原文抄录如下。“征服国对待被征服国有下列四种方式：（一）按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法律继续治理其国家，而征服国则仅仅行使政治及民事方面的统治权；（二）在被征服国建立崭新的政治和民事的治理机构；（三）毁灭这个社会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 他的社会里去；（四）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第一种方式同我们今日遵行的国际法相符合；第四种方式则较符合于罗马人的国际法。”《论法的精神》第10章，第3节。
[3]迷恋全体一致的观念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1787年，作家乔德洛·德·拉克洛提出了一项“巴黎街道编码方案”（“project
de numerotage des rues de Paris ”），建议用字母和数字标示巴黎的道路和建筑，以解决城市的快速发展造成的混乱。后来，在革命之后，他提出用革命事件纪念日来命名主要街道的设想。其中一些设想（有关建筑编号部分）于1800年被采纳。C·德.拉科洛：《著作全集》，595－600页，797－798页。
13．论全体一致
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是，在一场以人类的权利与自由的名义而发动的革命中，全体一致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偏爱。这种体制的精神首先着迷的是对称。热爱权力的人很快就发现，对称竟能带来那么巨大的好处。当爱国主义只有依靠一种对各种利益。生活方式和地方习俗的强烈依恋而存在时，我们的所谓爱国者却在向所有这些事情宣战。他们掏空了爱国主义的这些天然来源，试图用一种矫揉造作的激情取而代之，这种激情产生于一种抽象存在、一种普遍观念，它使引发想像、唤起记忆的东西荡然无存。他们建筑自己的大厦，是从把他们使用的材料碾成粉末开始的。这就是说，他们显然害怕某种可能会附着在他们制度上的道德观念，他们几乎想用数字来标示城市和省份，就像在军队中用数字标示他们的军团一样。
**主义取代了暴民政体，但继承了其全部劳动成果，它沿着这条道路熟练地继续前进。这两种极端政体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因为两者实质上都有施行暴政的**。地方习俗所产生的利益和记忆无不孕育着反抗的种子，这是权力难以容忍并急于根除的。它能够更成功地对付分散的个人；如果他们是一盘散沙，它便可毫不费力地用它沉重的躯体去碾轧他们。
如今，全体一致受到了某些狭隘头脑——或许是受了许多奴才的影响——的真诚赞美，一群对任何得势的看法都随声附和的人，已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信条接受下来。
既然这种原则适用于一个帝国的所有地区，它也必然适用于该帝国可能征服的所有国家。因此，它是征服精神直接而又形影不离的结果。
一位从一开始就准确预见到我们错误的外国人说，“每一代人都会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一笔道德财富，一笔有待传给后人的无形的宝贵遗产。”对一个民族而言，丧失这笔财富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如果你剥夺一个民族的这笔财富，你就是剥夺它的全部价值感和尊严感。即便你用更有价值的东西取而代之，事实上人们还是看重你正在夺走的东西，如果你想用暴力对它加以改进，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它萎缩，使它屈辱，使它堕落。
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法律固有的优点，远不如一个民族信服并遵守法律的精神重要。如果一个民族爱护并遵从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出自一个神圣的源头，是它所崇拜的一代代先人的遗产，并与它的道德观念水乳交融——那么法律就会使它品德高尚，而且，即使这些法律并不完善，但是同仅仅根据权力的命令而实施的更好的法律相比，仍然会产生更大的美德，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幸福。
我必须承认，我极其崇拜过去。越是得到经验的指教，或者越是受到反省的启示，这种崇拜就越是与日俱增。尽管会引起现代改革者们的极大反感，我还是要说，如果有一个民族，无论他们自称莱克格斯还是查理曼大帝，把那些被先验地说成是最完美的制度拒之门外，而对自己祖先的制度保持忠诚，我将赞美这个民族，而且我会认为，尽管它的制度有缺陷，但与所有计划中的改进相比，能使它的情感与灵魂更加幸福。
我知道，这种说法不可能赢得多少赞同。我们喜欢制定法律，我们相信它们完美无缺，我们为它们的价值而骄傲。“过去”没有我们的帮助便成就了自己，没有谁能向它索要荣耀。”[5]
如果把这些问题搁置不论，只谈论幸福和道德，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很会适应那些他发现已被建立起来的制度，就像他适应物理定律一样。他会根据这类制度的缺陷调整他的利益、他的构想和他的全部生活计划。这些缺陷会逐渐得到弥补，因为一种制度若能持之有恒，制度本身和人的利益之间就会出现某种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所怀抱的希望，无不以现存的事物为转移，要改变这一切，即便是出于好意，也会对他造成伤害。
没有比借口服务于民族利益而对习俗使用暴力更为荒唐的事情了。幸福是首要的利益，而构成我们幸福的基本成分就是我们的习俗。
显然，处于不同地位、沿袭不同习俗、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各个民族，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强制，让他们付出他们认为过于沉重的代价，他们就不可能服从完全相同的形式、习惯、惯例和法律。从他们出生时起就开始逐渐形成他们道德存在的那套观念，很难被一种纯粹名义的、外来的、违背他们意志的安排所更改。
即使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大一统的局面会冲淡人们对暴力和征服的憎恨，我们仍会看到从地方差异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只要权力之手稍一放松，那种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就会在它的废墟上重新诞生。最小行政区的长官们也会由于给自己的领地增光添色而自豪。他们精心保护着他们的古迹。几乎在每个村庄都有一些喜欢讲述乡村编年史的博学者，他们深受听众的尊敬。甚至所有那些制造一种假象——他们构成一个民族、被特殊的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因素，都会让他们高兴。人们感到，如果他们这种有益无害的倾向得以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能培育出一种共同的荣誉，比如一个城镇或一个省份的荣誉，这同时也是一种快乐与美德。但是权力嫉妒的目光却在盯着他们，警觉地破坏着破土欲出的萌芽。
对地方习俗的依恋触动着所有无私、高贵、虔诚的情感。把它视为反叛将是多么可悲的政策！随后会发生什么呢？在所有那些地方生活遭到破坏的国家，它们的中心会形成一个小国。所有的利益都被集中到首都。所有的野心家都在那里费尽心机地为自己寻找出路；其余的人则死气沉沉。个人迷失在违反自然的孤立状态中，对自己的出生地茫然无知，与过去失去了联系，只是生活在急速变化的现在，像原子一样被抛撒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在哪里都看不到祖国。整个祖国对他们来说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它那里找不到任何地方能够寄托自己的感情。
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多样化则生，全体一致则死。
因此，我们时代的征服还有一个古代的征服所没有的缺陷。它对被征服者最隐秘的生活内容紧追不舍。它肢解它们，以便把它们简化成整齐划一的部件。过去的征服者期望被征服民族的代表向自己顶礼膜拜。今天他们希望让被征服者的品德俯首称臣。
我们总是听人说起全民族的大帝国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的抽象概念。大帝国如果没有它的各个省份，那就是无稽之谈。撇开各个组成部分去谈论全民族，同样是无稽之谈。只有捍卫各个局部的权利，才谈得上捍卫全民族的权利，因为民族本身是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如果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断被人夺走，如果每一部分都被孤立起来以便充当牺牲品，通过一次不可思议的质变而再次成为巨大整体的一个成分，用作让另一成分作出牺牲的借口，那么，真实的生命就会成为抽象概念的牺牲品，作为个人的人民就要为作为整体的人民而牺牲。
我们应当承认，大国有着重大的不利之处。产生法律的地方距那些法律必须得以实施的地方十分遥远，经常出现严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会错把邻居的——或者最多是政府驻地的——舆论当成整个帝国的舆论。地方性的或临时性的情况会成为制定一项普遍性法律的诱因。最遥远省份的居民常常被出乎意料的新花样、不得当的严厉和无根元据的规定突然吓上一跳，它们破坏了他们所有的思考依据和所有的利益保障措施，因为它们是来自六百英里以外一些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是这些人相信，他们正预见到某种危险，感到某种躁动，或是看到了某种好处。
人们不禁会怀念那些有无数生机勃勃的民族覆盖了地球、人类可以精神振奋竭尽全力各尽所能的时代。权力不必严厉亦可得到服从。自由声势浩大，却又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雄辩支配着精神，感动着灵魂。有多大的天赋就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在同平庸的抗争中，天才不会湮没在茫茫人海的波涛之中。道德直接在公众中找到支持，他们可以看出每一种行为最微小的细节和最微妙的差别，并对其作出评价。
时光不再，怀念它们也毫无意义。至少，既然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好处，我们不妨随时向世界的主人们坚持我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庞大的帝国中允许保留所有可能的差异，即自然所要求的和经验所推崇的差异。把规则应用于相差甚远的情况，规则就会变得毫无道理。在大相径庭的环境中采取相同的统治方式，就会令人不堪忍受。
进一步说，在征服的体制下，强迫被征服者全体一致，也将对征服者产生反作用。他们都将丧失民族特性及其本色，变成死气沉沉的一群，偶尔为了受苦而苏醒一下，此外便是昏昏噩噩，在**统治的重压下变得麻木不仁。事实上，只有**统治的暴行能够延长那种很容易自行瓦解的联合体的寿命，把那些无时不在图谋分离的国家束缚在统一控制之下。孟德斯鸠说，迅速建立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惟一的补救办法，它可以防止联合体的分崩离析，然而还有另一种罪恶——他补充道——那就是国家的扩张将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即使采取这种补救办法，也不会产生持久的功效，因为那是罪上加罪。事物的自然秩序将会报复遭到人们反对的暴行，而且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注释：
[5]
我只是对非正义的“过去”毫无敬意。时间从来不认可非正义。例如，奴隶制度就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证明合法。那是因为，本质上非正义的东西总要产生一个受害方，他们不可能对苦难安之若素，因而，这种“过去”并不存在什么有益的影响。那些为了给非正义进行辩护而求助于习俗的人，使我想起一位剥鳗鱼皮的法国厨娘，当别人指责她让鳗鱼遭受苦难的时候，她回答说：“它们已经习惯了。我干这行当已经有三十年了！”
14．征服性民族成功后的必然结局
今天，一个民族让所有其他民族俯首称臣的那种力量，同以往相比更是一种不能持久的特权。旨在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民族，会把自己置于比最弱小的部落更加危险的境地。它将遭到普遍的憎恶。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所有的仇恨都会对它构成威胁，而且，那些仇恨、那些主张和那些**迟早会爆发并吞没它。
当这种怒火烧向作为整体的民族时，必然会出现某些非正义的东西。整个国家绝不能为它的领袖让它犯下暴行承担罪责。是领袖把国家引入了歧途，他往往在没有这样做之前早就控制了它。
但是，由于自己可悲的服从而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民族，并不打算承认它的内心感情，那种与它的行为并不相符的感情。他们会谴责它是为那只罪恶之手效劳的工具。全体法国人都遭受过路易十四的野心带来的苦难并憎恶他的野心，但是欧洲却谴责法国人全都包藏着那种野心，瑞典人则不得不为查理七世的愚蠢付出代价。如果有朝一日世界恢复了理性并重新获得勇气，那么，受到威胁的侵略者还能到哪里寻找辩护人呢？他将试图寻求什么样的同情呢？如果用他犯下累累罪行时发出过那么多侮辱、散布过那么多谎言、下达过那么多破坏令的同一张嘴巴进行辩护，那么，不是什么样的辩护都会事先便无法取信于人吗？他会诉诸正义？他已经亵读了正义。诉诸人性？他已经践踏了人性。诉诸誓约？他所有的事业都开始于背信弃义。诉诸盟约中的神圣义务？他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的盟友。什么人会满怀信任地和他结盟、心甘情愿与他那巨大的美梦为伴呢？毫无疑问，人人都会在他的枷锁束缚下暂时低下自己的头；但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一次一时的灾难。他们等待着潮汐的变化，波涛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干燥的沙土中，那时他们就可以重新漫步在创痕累累但不会湿脚的地面上了。
他能指望他的新臣民支持他吗？他已经剥夺了他们所珍爱。所崇敬的一切。他已经惊扰了他们先辈尸骨的安宁，让他们的后代流出了鲜血。
所有人都将联合起来反对他。和平、独立、正义将是普遍团结的呼声；仅仅是因为这些词汇遭禁的时间太久，它们就可获得几近魔法般的力量。人们不再是好大喜功者的玩物，他们将会热情地追求理智。解放的呼声，团结的呼声，将会响彻地球的各个角落。遵守公共准则的意识将会感染最优柔寡断的人，将会鼓舞最胆小怕事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敢于保持中立，否则他将不受信任。
那时征服者会发现，自己过分相信了世界的堕落。他将明白，自己那些基于道德败坏和寡廉鲜耻的算计，那些他曾作为新近的卓越发现而沾沾自喜的算计，统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目光短浅；是骗人的，因为它们卑鄙无耻。他曾嘲笑德行的愚笨，嘲笑被他视为怪物的无私的忠诚，嘲笑对崇高的追求，因为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动机和活力，他情愿认为那是一种临时发作的急性病。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利己主义也有其愚蠢的标记：就像把诚实现为罪恶一样，他对什么是善良也一无所知，他还发现，为了认识人们，仅仅看不起他们是不够的。人类对他来说成了不可思议的谜。所有他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慷慨，谈论牺牲，谈论奉献。这种陌生的语言出其不意地来到他的耳边。怎样和那种语言谈判，他没有了主意。他为自己丧失了理解力而震惊，他树立起一个值得纪念的典范：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了自我堕落的牺牲品。
但是，被主人驱赶到这种绝境的人民，此时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它天性温和、开明、友善，能够理解每一种细腻的情感和每一种形式的英雄气概，那么，当命运以这种方式把它抛出文明与道德的轨道时，有谁不会同情它呢？它对自己的苦难会有多么深切的体会！它的窃窃私语，它的公开交谈，它的文学作品，所有那些它自信能够摆脱监视的表达方式，都会变成痛苦的呐喊。
它会时而迫使自己的领袖、时而迫使自己的良心回答它的问题。
它的良心会回答说，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迫于无奈，尚不足以取得谅解，仅仅把自己的看法和行为分开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在参与暴行的同时细声细语地发出谴责，是不够的。
它的领袖也许会抱怨战争的无常、命运的多变和无意的诡谲。对于那么巨大的痛苦、那么深重的灾难来说，对于被飓风卷走并投入坟墓的二十代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漂亮的答案！
15．当今时代战争体制的后果
现代欧洲的商业民族勤奋而文明，居住在一片面积足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领土上，通过相互交往——这种交往的中断将会是一场灾难——联系在一起，并不希望靠征服去获取什么东西。一场无益的战争是当今一个政府所能犯下的最大过错。它摧毁一切社会保障，却不会带来任何补偿；它危害每一种形式的自由；它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它打破每个人的安全感；它摧残每个人的命运。它把每一种对内和对外的暴政结合在一起并宣布其为合法。它将一种草率作风引入司法形式，破坏了它的尊严和目的。它把所有受到权力机构敌视的人们统统当成外敌的帮凶。它腐蚀着年轻的一代；它把人民一分为二，使一部分看不起另一部分，并且很容易从蔑视走向不义。它准备用毁灭了过去的手段毁灭未来，用罪恶的现在赢得罪恶的未来。
这些都是无论怎样重复也不嫌过分的真理，因为目空一切的政治权力把它们视为自相矛盾，蔑称它们仅仅是些陈词滥调。
此外，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作家总是为握有权力的体制效劳；由于纯粹的淮利是图，他们在放弃信仰的时候除了胆量之外无需花费任何代价；他们不会在乎任何愚蠢行为，始终如一地为权力站岗放哨，把权力的意志当做原则；他们随时都会重复那些最矛盾百出的教条，而且他们热情有加，因为这与他们的信念毫无关系。只要接到信号，这些作家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世界需要和平。但他们同时也说，军事荣耀是最高的荣耀，法国必须依靠军队的辉煌创造自己的辉煌。我本人发现，很难解释清楚如何不通过战争去赢得军事荣耀，或如何使军队的辉煌与世界迫切需要的和平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何必在乎这些事呢？他们的目标是杜撰符合现存秩序要求的新词汇。在他们高深莫测的研究中，他们时而赞扬蛊惑人心的宣传，时而赞扬**统治，时而赞扬大屠杀，使尽浑身解数粉饰人类遭受的每一种灾难，为满足犯罪能力的需求而鼓励犯罪。
我曾不时产生奇想，这些希望重现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和阿提拉的业绩的人们，如果他的人民告诉他，大自然给了你一双慧眼，给了你无限充沛的精力，给了你宣泄强烈感情的需求，给了你正视并消除危险、面对并克服障碍的无穷**，他会如何作答呢？但是我们凭什么要为这些事情付出代价呢？难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给它们作出牺牲吗？难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用我们垂死的躯体给你们铺设功名之路吗？你有打仗的天才，可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厌倦无精打彩的和平，但是你的厌倦与我们又有何干？即便是一只豹子，如果被运到我们人海茫茫的城市，它也会抱怨找不到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它喜欢在那里追击、捕捉和品味它的猎物，只有在那里，它的活力才能在追击的速度和冲刺中得到展示。像豹子一样，你属于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另一个与我们有别的种类。假如你想在一个文明时代实行统治，你就得学会文明；假如你想统治各个和平的民族，你就得学会和平。要么你就去寻找像你自己一样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能在混战的狂热中冒险，生活将没有魅力，在他们看来，社会并没有创造出高贵的感情、稳定的习俗、精巧的艺术、恬静而深邃的思想，也没有任何能够留下珍贵记忆、使人备感安全的那种优雅或高贵的欢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请不要再劫掠这个世界了吧。
有谁不会为这种语言喝彩？那些只想得到自由的民族，和那个全世界都在与之对抗以迫使她走向正义的民族，在它们之间很快就要签订一项条约。我们会看到，她最终将愉快地公开放弃漫长的忍耐，弥补她由来已久的错误，尽力恢复她先前的勇气——只是先前的用途实在可悲。她将容光焕发地重获她在文明民族中的地位，而征服的体制作为一种不复存在的事态的遗迹，作为所有现存事物的瓦解因素，将再次被逐出地球，被这种最后的经历打上永遭摒弃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