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通货膨胀与失业（2/2）
《弗里德曼文萃-美-密尔顿·弗里德曼》作者：弗里德曼文萃-美-密尔顿·弗里德曼 2017-04-13 10:58
。只有瑞典和意大利未能与一般模式相一致。
当然，这些数据至多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拥有7组独立的资料体系。共同的国际因素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数目的成倍增加并不能使证据的数量同比例地增加。特别地，石油危机同时冲击了所有这7个国家。不论这次危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如何，它直接地破坏了生产的进程，并趋于使失业增加。我们很难将失业的此类增加归因于同失业的增加相伴随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充其量我们只能将达二者看作是（至少部分地）一个第三种影响的共同结果。
不论是5年的数据还是年际数据都说明了：这场石油危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卡拉汉先生所如此生动地予以描述的那一现象。远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4倍以前，大多数国家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增长与失业增长相结合的明显倾向．但这也有可能反映了独立因素的影响，而不是通货膨胀对失业的影响．例如：使美国自然失业率提高的那些因素，同样也可能在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并独立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成为这些国家失业增加的原因．
尽管存在着这些因素，但这些数据资料强烈地反映出：至少在某些国家当中（其中英国、加拿大及意大利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通货膨胀之提高与失业之增长一直是相互加强的，而不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这些数字资料与下面这一更强有力的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产生某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会使失业率有所提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对这些影响的来胧去脉初步地加以探讨。
一个尝试性的假说
我推测：虽然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正比关系仅可能由其它因素而引起，但只要稍加修改，自然失业率仅说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正如自然关业率假说将短期的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当经济代理入（economi
agents）将其预期调整到与现实一致时将会消失的暂时现象一样，稍长时期的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尽管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不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但失业率将大致地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不一定意味着特高或特低的失业水平。然而，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而出现的种种制度安排与政治安排（它们或作为早期历史的遗迹而存在，或作为通货膨胀本身的产物而存在），却很可能与所用资源的最有效使用背道而弛——这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就业状况与一种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不同之点的一个特例。
我相信，这一论点与那些业已适应了长期高度通货膨胀的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相一致。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阿诺德·哈伯杰与拉里·西阿斯塔德，已经对这一经历作了再透彻不过的分析。
在图19·2中所概括的那种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竖向曲线与充分预见到的通货膨胀的不同比例相对应。不论这一比例如何——不论它是负值，是零，还是正值——只要它为人们所充分预见，它就可以渗透到每一决策中去。例如，在年20%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长期工资合同将对年工资作出如下规定：这种年工资将相对于通货膨胀为零时的工资而每年增长20%
；长期贷款利率将比通货膨胀为零时的长期贷款利率高出20个百分点，或者本金每年增加2O%
；等等。简而言之，即所有的合同全部指数化。高通货膨胀率将具有某些实际影响（例如通过改变人们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但它不一定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或改变劳动力合同的期限及条款，所以，它不一定要改变自然失业率。
表 19·11956年-
1975年7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情况：连续5年的平均值
（DP=
价格变动率，年百分比数；U=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
年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1956-1960
5．6
1.1
1.8
2．9
1.9
6.7
1.9
1.4
3.7
1.9
2.6
1.5
2.0
5.2
2.8
3.0
1961-1965
3.71
1.2
2.8
0.7
4.9
3.1
6.2
0.9
3.6
1.2
3.5
1.6
1.3
5.5
3.7
2.0
1966-1970
4.4
1.7
2.4
1.2
3.0
3.5
5.4
1.1
4.6
1.6
4.6
2.1
4.2
3.9
4.1
2.2
1971-1975
8.8
2.5
6.1
2.1
11.3
3.3
11.4
1.4
7.9
1.8
13.0
3.2
6.7
6.1
9.3
2.9
注释；DP为日历年度1955－1960;
1960－1965；1965一1970; 1970—1976期间的消费品价格年复合变动率。
U为这5个日历年度期间的平均失业率。
因此，DP的日期中有关的U早半年。
这一分析的内在假定如下：第一，通货膨胀是稳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说，高比率的通货膨胀并不比低比率的通货膨胀更为可变——否则的话，人们对高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要与人们对低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同样充分便成为不可能；第二，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或者说可以是公开性的，所有的价格都可以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作出调整，所以，通货膨胀率为20%
时的相对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相对价格调整是一样的；第三，（这一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另一种形式）在合同指数化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
最后，如果年20%
的平均通货膨胀比率得以持续好几十年，那么这些要求将非常有可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之所以倾向于继续延用长期坚向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因。但是，在一个国家刚刚走向高度通货膨胀的初始时期，这些要求将无法全面地得到满足。而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延续几十年。
下面我们将特别地考虑一下美国与英国的情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世纪当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其价格围绕着一个大致固定的水平而变化：战争期间价格大幅度上升，而战后又大致地回到战前的水平。“正常的”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及其它机构，深深地扎根在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习惯与观念之中。
二次战后初期，人们普遍期望以前的情况再次出现。尽管事实是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战后通货膨胀，但英美两国所预期的却都是通货紧缩。对战后通货紧缩的担心过了很久才得以消失——虽然这种担心现在仍然存在——而预期开始对货币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作出调整则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一调整仍远不够充分。
的确，我们不知道一种充分的调整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那些工业化国家是将回到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二次大战前模式上来呢，还是将转到长期高通货膨胀率的拉丁美洲模式上来——在这种模式当中，超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经常剧烈地爆发，正如智利及阿根廷最近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还是将进行更为根本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从而将目前尚不明确的这种状况导向一个更为不同的结局。
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导致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导致了对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全面背离。
最根本的背离在于：在几十年的过渡期间当中，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是稳定的。相反，通货膨胀率越高，它的可变性可能就越大。过去几十年中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已从实证上证明了这一点。在理论上这一点也是非常合理的——不论是就实际的通货膨胀而言，还是（甚至更为清楚地）就经济单位相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而言，情况都是这样。政府所导致的高度通货膨胀，从来就不是作为一项明确宣布的政策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其它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特别地，是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充分就业政策与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各政府都宣称以稳定价格水平作为其坚定不移的目标。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其选民作出反应；原因在于选民们虽然可能欢迎通货膨胀的附属影响，但他们仍然执着于稳定的货币这一概念。通货膨胀的爆发带来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加重了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大幅度偏差。而且，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没有人会仅作一种预期。人人都认识到：在任一特定的将来时间区间当中，实际的通货膨胀最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其中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平均说来水平很高的通货膨胀将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这趋一势，又为通货膨胀对这样一种国家中的政治内聚力的影响所加重；在这种国家当中，机构安排及金融合同业已与长期的“正常”价格水平相一致。一些人有所得（例如房屋所有者）：而另一些人则有所失（例如在银行拥有存款的人及定息股票所有者）。
“审慎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卤莽的行动，而“卤莽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审慎的。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对立。政治动乱增加。在越来越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同时，政府统治的能力却削弱了。
实际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的可变性的增大，可能会通过下述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而提高自然失业率。
第一，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缩短了非指数化契约的最优期限，并使得指数化变得更为有利。但实际情况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以前的种种安排又导致了僵化的产生，从而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可以说，在每一项市场安排中都又加进了另外一种不确定因素。此外，指数化充其量不过是通货膨胀之稳定性的一个不完善的替代物。价格指数是不完美的；唯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得到这些价格指数，而将这些指数运用到契约条款中去通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些情况明显地降低了经济效率。但它们对统计的失业数字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各种物品的高额平均库存是应付僵化及不确定性增加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的囤集，从而减少失业；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大军在为寻找工作而奔波，从而增加失业。较短的合同期限可能意味着就业方面对变化了的情况得以作出更为迅速的调整，从而降低失业率；或者，合同期限的调整方面的延误可能会减弱调整的功效，从而提高失业率。很清楚，要想明确这种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问题，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契约的缓慢调整及指数化的不完善性，可能促进了统计失业率的提高。
通货膨胀之反其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第二个相关影响，是使市场价格作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机制的效率下降了。
正如哈耶克所如此出色地强调的那样，价格体系的基本作用就是恰如其分地、有效地、低成本地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为经济单位所需要，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或者如何使用所拥有的资源。相关的信息是关于相对价格的——一种产品相对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相对于另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的相对价格，各种产品相对于要素服务的价格，目前价格相对于将来价格的相对价格。但实际上这种信息是以绝对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以美元价格、英镑价格、或克朗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如果价格水平平均说来较为稳定，或以稳定的速度变化，那么从所观察到的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的可变性越大，从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则越为困难：也可以说，有关相对价格的广播正在受到来自通货膨胀广播的噪音的干扰。最严重时，绝对价格体系变得几乎毫无用处，而各经济单位则转而或求助于另外一种货币，或求助于物物交换。这种都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同样，这些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明确的，但对失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确。但是，同样。下述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机构安排尚未适应新情况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市场信号方面干扰的增加将会使失业的平均水平提高。
即使从法律上说价格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其意思是：即使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仍然会发生。实际上，不确定性、自愿的长期合同之刚性及价格信号之骚扰，将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为对价格变动的种种法律限制所加重．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本身也是在市场上出售的种种劳务的生产者：从邮政服务到范围广泛的其它项目．而其它价格也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且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进行更改；从飞机票价、出租汽车收费到电费。在这种情况中，政府不可避免地将被卷入钉住价格的过程中去．此外，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将迫使政府力图在其它领域也开展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或者通过明确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或者通过迫使私人企业或工会“自愿地”实施“限制”，或者通过外汇投机，以改变汇率。
尽管具体的情况将因时间的不同及国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就一般结果来讲却是相同的：即价格体系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减弱；由于更大的摩擦（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市场范围内）的引入而使相对价格体系发生的扭曲；以及（非常可能地）更高的统计失业率。
我刚才所描述过的这些力量，可能会使政治及经济体制动荡不安，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战败国或智利与阿根廷较近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早在此种大灾难发生以前，人们已经采纳了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将使通货膨胀率较低且较为稳定，并使对价格体系的诸多干预得以消除。这将重新建立简洁明了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前提条件，并使得这一假说能够被用来预测这一过渡进程。
还有一种中间可能性：该体制将在一种虽则很高但相当稳定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下实现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也应该回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去，且这一水平绝对地低于该过渡时期的水平。正如前面的讨论所强调的那样。似乎可能使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之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性，及政府对价格体系的不断增加的干预，而不是高程度的反复无常性或高程度的干预。
对付反复无常及干预的办法终究会研究出来：以指数化及类似的安排来对付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以调整价格与工资的间接方法的发展来避免政府的控制。
在这些条件之下，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会呈垂直状态，我们又将回到自然失业率仅说上来，尽管与最初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现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与不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
由于所要解释的是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所以我着重强调了制度变动的影响问题，这种机构变动是由一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正常的”价格水平）向另一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与长期高水平的、且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转化所产生的。应该说明的是：一旦这些制度变动能够完成，且各经济单位已经根据这些变动调整了它们的活动及预期，那么，对早先的货币结构的恢复，甚或在新的货币结构中采用成功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都将依次地要求作新的调整，而且这些调整可能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很多同样的、暂时的不利影响。似乎将存在一条中期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以取代我一直力图证明的这条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
V．结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对一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及一近乎刚性的绝对价格水平的接受，以此作为短期经济变动分析的出发点。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制度性资料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各经济单位也都是这样看的。所以，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几乎全部地都通过产量来体现，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之间所存在的由来已久的混淆现象，又重新泛滥起来．
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经济学家们纷纷探讨失业与名义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失业与实际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不明确地将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看作等价干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则是可以理解的了。再者，最初支持失业水平与名义工资变动车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实证证据，得自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尽管存在着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但长期价格水平却是相当稳定的；而且人们普遍预期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这样一来，这些数据并没有对这些假设的特殊性质发出警报信号。
经济学界欣然地接受了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说。它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结构上的一片空白。这似乎就是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我们缺少的……”“一个方程”。此外，它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使经济学家得以向决策者提出几种方案供其选择。
如同任何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只要实践似乎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假说相一致，该假说就将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尽管总是会有几个持不同意见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
然而，在由20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及由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以其简单形式接受该假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看来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失业率有所下降。于是滞胀局面不幸地出现了。
通过将诸如工会的力量等特殊因素考虑进来，人们为补救该假说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实践仍然顽固地拒绝与修改过的假说相一致。
更为彻底的修改在所难免了。这次修订是借强调意外事件的一重要性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强调实际规模与预期规模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它恢复了将“实际”规模与“名义”规模区分开来的首要意义。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由实际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失业率”。当各种预期平均说来都得到实现时，这一自然率也将趋于得到实现。在价格变动对持有货币金额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业已考虑进来的条件下，同样的实际情况既与任何绝对的价格水平相一致，也与任何价格变动的绝对水平相一致。在这一方面，货币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名义总需求及通货膨胀方面的意外变化，将在雇主方面以及雇员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错误估计，从而使失业开始以相反的方向偏离其自然率。在这一方面，货币就不是中性访了。然而，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尽管在这些偏离随预期的调整而得到纠正，并最终予以消除以前，这种偏离还可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自然失业率假说包含了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同时，自然失业率假说还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实际情视作了说明（特别是滞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然失业率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接受。
然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其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被证明足够丰富，足以说明下面这种更为近期的新情况：从滞胀向通货膨胀下份经济衰退转化。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常常为较高的失业所伴随——不是为较低的失业所伴随，如单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那样；也不是为同样的失业所伴随，如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提出的那样。
最近出现的较高通货膨胀与较高失业相纠结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诸如石油危机等事件的共同影响，或反映了一系列独立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立因素向通货膨胀与失业注入了共同的拉上力量。
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予以考虑，这一因素在某些国家当中可能是主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是次要的。这一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均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要以
5年或10年为单位来衡量，而不是以年内单位来衡量。公众还没有根据新的货币环境调整其态度或惯例．通货膨胀不仅更趋高涨，而且愈益变化无常，同时，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制订物价的更广泛的干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及相对价格与由市场力量所单独决定的价值之间的背离的加剧，共同地使该经济体系的效率降低，使所有的市场摩擦纷呈，同时，非常可能地，还将使失业记录提高。
根据这一分析，当前的局势无法持久。它将或者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及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转化为制度调整，以与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的定价干预的政策。
关于应如何对科学理论予以修正的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极为标准的阐述。然而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政府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政策，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中心所在。围绕着这些问题业已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经济理论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却不是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这一变革并非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地反映了一系列事．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比最强有力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偏好还来很雄辩有力。
正确地理解实证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由皮埃尔·S·杜邦在近200多年前所作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揭示出来了。杜邦是来自来穆尔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他对于增加发行阿西钠——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的提案作了恰如其分的发言。他说：
先生们，假定别人动机不良，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尖锐的争论很容易把人引到这种恶习上去。对待动机问题必须宽厚；应当相信动机都是好的，而且显然动机都是好的；但对待混乱的逻辑或荒谬的推理却一点也不必宽容、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故意所为的还要多。”（1790年9月25日）
当然，这些数据至多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拥有7组独立的资料体系。共同的国际因素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数目的成倍增加并不能使证据的数量同比例地增加。特别地，石油危机同时冲击了所有这7个国家。不论这次危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如何，它直接地破坏了生产的进程，并趋于使失业增加。我们很难将失业的此类增加归因于同失业的增加相伴随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充其量我们只能将达二者看作是（至少部分地）一个第三种影响的共同结果。
不论是5年的数据还是年际数据都说明了：这场石油危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卡拉汉先生所如此生动地予以描述的那一现象。远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4倍以前，大多数国家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增长与失业增长相结合的明显倾向．但这也有可能反映了独立因素的影响，而不是通货膨胀对失业的影响．例如：使美国自然失业率提高的那些因素，同样也可能在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并独立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成为这些国家失业增加的原因．
尽管存在着这些因素，但这些数据资料强烈地反映出：至少在某些国家当中（其中英国、加拿大及意大利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通货膨胀之提高与失业之增长一直是相互加强的，而不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这些数字资料与下面这一更强有力的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产生某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会使失业率有所提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对这些影响的来胧去脉初步地加以探讨。
一个尝试性的假说
我推测：虽然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正比关系仅可能由其它因素而引起，但只要稍加修改，自然失业率仅说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正如自然关业率假说将短期的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当经济代理入（economi
agents）将其预期调整到与现实一致时将会消失的暂时现象一样，稍长时期的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尽管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不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但失业率将大致地独立于平均通货膨胀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不一定意味着特高或特低的失业水平。然而，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而出现的种种制度安排与政治安排（它们或作为早期历史的遗迹而存在，或作为通货膨胀本身的产物而存在），却很可能与所用资源的最有效使用背道而弛——这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就业状况与一种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不同之点的一个特例。
我相信，这一论点与那些业已适应了长期高度通货膨胀的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相一致。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阿诺德·哈伯杰与拉里·西阿斯塔德，已经对这一经历作了再透彻不过的分析。
在图19·2中所概括的那种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竖向曲线与充分预见到的通货膨胀的不同比例相对应。不论这一比例如何——不论它是负值，是零，还是正值——只要它为人们所充分预见，它就可以渗透到每一决策中去。例如，在年20%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长期工资合同将对年工资作出如下规定：这种年工资将相对于通货膨胀为零时的工资而每年增长20%
；长期贷款利率将比通货膨胀为零时的长期贷款利率高出20个百分点，或者本金每年增加2O%
；等等。简而言之，即所有的合同全部指数化。高通货膨胀率将具有某些实际影响（例如通过改变人们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但它不一定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或改变劳动力合同的期限及条款，所以，它不一定要改变自然失业率。
表 19·11956年-
1975年7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情况：连续5年的平均值
（DP=
价格变动率，年百分比数；U=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
年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英国
美国
七国未加权平均数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DP
U
1956-1960
5．6
1.1
1.8
2．9
1.9
6.7
1.9
1.4
3.7
1.9
2.6
1.5
2.0
5.2
2.8
3.0
1961-1965
3.71
1.2
2.8
0.7
4.9
3.1
6.2
0.9
3.6
1.2
3.5
1.6
1.3
5.5
3.7
2.0
1966-1970
4.4
1.7
2.4
1.2
3.0
3.5
5.4
1.1
4.6
1.6
4.6
2.1
4.2
3.9
4.1
2.2
1971-1975
8.8
2.5
6.1
2.1
11.3
3.3
11.4
1.4
7.9
1.8
13.0
3.2
6.7
6.1
9.3
2.9
注释；DP为日历年度1955－1960;
1960－1965；1965一1970; 1970—1976期间的消费品价格年复合变动率。
U为这5个日历年度期间的平均失业率。
因此，DP的日期中有关的U早半年。
这一分析的内在假定如下：第一，通货膨胀是稳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说，高比率的通货膨胀并不比低比率的通货膨胀更为可变——否则的话，人们对高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要与人们对低比率的通货膨胀的预测同样充分便成为不可能；第二，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或者说可以是公开性的，所有的价格都可以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作出调整，所以，通货膨胀率为20%
时的相对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的相对价格调整是一样的；第三，（这一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另一种形式）在合同指数化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
最后，如果年20%
的平均通货膨胀比率得以持续好几十年，那么这些要求将非常有可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之所以倾向于继续延用长期坚向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因。但是，在一个国家刚刚走向高度通货膨胀的初始时期，这些要求将无法全面地得到满足。而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延续几十年。
下面我们将特别地考虑一下美国与英国的情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世纪当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其价格围绕着一个大致固定的水平而变化：战争期间价格大幅度上升，而战后又大致地回到战前的水平。“正常的”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及其它机构，深深地扎根在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习惯与观念之中。
二次战后初期，人们普遍期望以前的情况再次出现。尽管事实是在战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战后通货膨胀，但英美两国所预期的却都是通货紧缩。对战后通货紧缩的担心过了很久才得以消失——虽然这种担心现在仍然存在——而预期开始对货币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作出调整则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一调整仍远不够充分。
的确，我们不知道一种充分的调整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那些工业化国家是将回到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二次大战前模式上来呢，还是将转到长期高通货膨胀率的拉丁美洲模式上来——在这种模式当中，超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经常剧烈地爆发，正如智利及阿根廷最近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还是将进行更为根本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从而将目前尚不明确的这种状况导向一个更为不同的结局。
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导致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导致了对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全面背离。
最根本的背离在于：在几十年的过渡期间当中，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是稳定的。相反，通货膨胀率越高，它的可变性可能就越大。过去几十年中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已从实证上证明了这一点。在理论上这一点也是非常合理的——不论是就实际的通货膨胀而言，还是（甚至更为清楚地）就经济单位相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而言，情况都是这样。政府所导致的高度通货膨胀，从来就不是作为一项明确宣布的政策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其它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特别地，是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充分就业政策与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而出现的。各政府都宣称以稳定价格水平作为其坚定不移的目标。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其选民作出反应；原因在于选民们虽然可能欢迎通货膨胀的附属影响，但他们仍然执着于稳定的货币这一概念。通货膨胀的爆发带来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加重了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大幅度偏差。而且，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没有人会仅作一种预期。人人都认识到：在任一特定的将来时间区间当中，实际的通货膨胀最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其中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平均说来水平很高的通货膨胀将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这趋一势，又为通货膨胀对这样一种国家中的政治内聚力的影响所加重；在这种国家当中，机构安排及金融合同业已与长期的“正常”价格水平相一致。一些人有所得（例如房屋所有者）：而另一些人则有所失（例如在银行拥有存款的人及定息股票所有者）。
“审慎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卤莽的行动，而“卤莽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审慎的。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对立。政治动乱增加。在越来越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同时，政府统治的能力却削弱了。
实际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的可变性的增大，可能会通过下述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而提高自然失业率。
第一，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缩短了非指数化契约的最优期限，并使得指数化变得更为有利。但实际情况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以前的种种安排又导致了僵化的产生，从而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可以说，在每一项市场安排中都又加进了另外一种不确定因素。此外，指数化充其量不过是通货膨胀之稳定性的一个不完善的替代物。价格指数是不完美的；唯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得到这些价格指数，而将这些指数运用到契约条款中去通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些情况明显地降低了经济效率。但它们对统计的失业数字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各种物品的高额平均库存是应付僵化及不确定性增加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的囤集，从而减少失业；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大军在为寻找工作而奔波，从而增加失业。较短的合同期限可能意味着就业方面对变化了的情况得以作出更为迅速的调整，从而降低失业率；或者，合同期限的调整方面的延误可能会减弱调整的功效，从而提高失业率。很清楚，要想明确这种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问题，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契约的缓慢调整及指数化的不完善性，可能促进了统计失业率的提高。
通货膨胀之反其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第二个相关影响，是使市场价格作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机制的效率下降了。
正如哈耶克所如此出色地强调的那样，价格体系的基本作用就是恰如其分地、有效地、低成本地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为经济单位所需要，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或者如何使用所拥有的资源。相关的信息是关于相对价格的——一种产品相对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相对于另一种生产要素服务的相对价格，各种产品相对于要素服务的价格，目前价格相对于将来价格的相对价格。但实际上这种信息是以绝对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以美元价格、英镑价格、或克朗价格的形式来传递的。如果价格水平平均说来较为稳定，或以稳定的速度变化，那么从所观察到的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的可变性越大，从绝对价格中抽象出有关相对价格的信号则越为困难：也可以说，有关相对价格的广播正在受到来自通货膨胀广播的噪音的干扰。最严重时，绝对价格体系变得几乎毫无用处，而各经济单位则转而或求助于另外一种货币，或求助于物物交换。这种都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同样，这些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明确的，但对失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确。但是，同样。下述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机构安排尚未适应新情况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市场信号方面干扰的增加将会使失业的平均水平提高。
即使从法律上说价格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其意思是：即使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仍然会发生。实际上，不确定性、自愿的长期合同之刚性及价格信号之骚扰，将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为对价格变动的种种法律限制所加重．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本身也是在市场上出售的种种劳务的生产者：从邮政服务到范围广泛的其它项目．而其它价格也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且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进行更改；从飞机票价、出租汽车收费到电费。在这种情况中，政府不可避免地将被卷入钉住价格的过程中去．此外，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将迫使政府力图在其它领域也开展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或者通过明确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或者通过迫使私人企业或工会“自愿地”实施“限制”，或者通过外汇投机，以改变汇率。
尽管具体的情况将因时间的不同及国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就一般结果来讲却是相同的：即价格体系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减弱；由于更大的摩擦（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市场范围内）的引入而使相对价格体系发生的扭曲；以及（非常可能地）更高的统计失业率。
我刚才所描述过的这些力量，可能会使政治及经济体制动荡不安，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战败国或智利与阿根廷较近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早在此种大灾难发生以前，人们已经采纳了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将使通货膨胀率较低且较为稳定，并使对价格体系的诸多干预得以消除。这将重新建立简洁明了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前提条件，并使得这一假说能够被用来预测这一过渡进程。
还有一种中间可能性：该体制将在一种虽则很高但相当稳定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下实现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也应该回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去，且这一水平绝对地低于该过渡时期的水平。正如前面的讨论所强调的那样。似乎可能使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之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性，及政府对价格体系的不断增加的干预，而不是高程度的反复无常性或高程度的干预。
对付反复无常及干预的办法终究会研究出来：以指数化及类似的安排来对付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以调整价格与工资的间接方法的发展来避免政府的控制。
在这些条件之下，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会呈垂直状态，我们又将回到自然失业率仅说上来，尽管与最初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现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与不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
由于所要解释的是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所以我着重强调了制度变动的影响问题，这种机构变动是由一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正常的”价格水平）向另一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与长期高水平的、且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转化所产生的。应该说明的是：一旦这些制度变动能够完成，且各经济单位已经根据这些变动调整了它们的活动及预期，那么，对早先的货币结构的恢复，甚或在新的货币结构中采用成功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都将依次地要求作新的调整，而且这些调整可能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很多同样的、暂时的不利影响。似乎将存在一条中期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以取代我一直力图证明的这条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
V．结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对一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及一近乎刚性的绝对价格水平的接受，以此作为短期经济变动分析的出发点。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制度性资料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各经济单位也都是这样看的。所以，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几乎全部地都通过产量来体现，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之间所存在的由来已久的混淆现象，又重新泛滥起来．
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经济学家们纷纷探讨失业与名义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失业与实际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不明确地将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看作等价干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则是可以理解的了。再者，最初支持失业水平与名义工资变动车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实证证据，得自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尽管存在着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但长期价格水平却是相当稳定的；而且人们普遍预期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这样一来，这些数据并没有对这些假设的特殊性质发出警报信号。
经济学界欣然地接受了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说。它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结构上的一片空白。这似乎就是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我们缺少的……”“一个方程”。此外，它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使经济学家得以向决策者提出几种方案供其选择。
如同任何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只要实践似乎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假说相一致，该假说就将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尽管总是会有几个持不同意见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
然而，在由20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及由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以其简单形式接受该假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看来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失业率有所下降。于是滞胀局面不幸地出现了。
通过将诸如工会的力量等特殊因素考虑进来，人们为补救该假说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实践仍然顽固地拒绝与修改过的假说相一致。
更为彻底的修改在所难免了。这次修订是借强调意外事件的一重要性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强调实际规模与预期规模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它恢复了将“实际”规模与“名义”规模区分开来的首要意义。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由实际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失业率”。当各种预期平均说来都得到实现时，这一自然率也将趋于得到实现。在价格变动对持有货币金额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业已考虑进来的条件下，同样的实际情况既与任何绝对的价格水平相一致，也与任何价格变动的绝对水平相一致。在这一方面，货币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名义总需求及通货膨胀方面的意外变化，将在雇主方面以及雇员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错误估计，从而使失业开始以相反的方向偏离其自然率。在这一方面，货币就不是中性访了。然而，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尽管在这些偏离随预期的调整而得到纠正，并最终予以消除以前，这种偏离还可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自然失业率假说包含了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同时，自然失业率假说还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实际情视作了说明（特别是滞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然失业率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接受。
然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其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被证明足够丰富，足以说明下面这种更为近期的新情况：从滞胀向通货膨胀下份经济衰退转化。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常常为较高的失业所伴随——不是为较低的失业所伴随，如单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那样；也不是为同样的失业所伴随，如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提出的那样。
最近出现的较高通货膨胀与较高失业相纠结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诸如石油危机等事件的共同影响，或反映了一系列独立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立因素向通货膨胀与失业注入了共同的拉上力量。
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予以考虑，这一因素在某些国家当中可能是主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是次要的。这一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均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要以
5年或10年为单位来衡量，而不是以年内单位来衡量。公众还没有根据新的货币环境调整其态度或惯例．通货膨胀不仅更趋高涨，而且愈益变化无常，同时，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制订物价的更广泛的干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及相对价格与由市场力量所单独决定的价值之间的背离的加剧，共同地使该经济体系的效率降低，使所有的市场摩擦纷呈，同时，非常可能地，还将使失业记录提高。
根据这一分析，当前的局势无法持久。它将或者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及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转化为制度调整，以与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的定价干预的政策。
关于应如何对科学理论予以修正的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极为标准的阐述。然而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政府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政策，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中心所在。围绕着这些问题业已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经济理论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却不是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这一变革并非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地反映了一系列事．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比最强有力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偏好还来很雄辩有力。
正确地理解实证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由皮埃尔·S·杜邦在近200多年前所作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揭示出来了。杜邦是来自来穆尔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他对于增加发行阿西钠——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的提案作了恰如其分的发言。他说：
先生们，假定别人动机不良，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尖锐的争论很容易把人引到这种恶习上去。对待动机问题必须宽厚；应当相信动机都是好的，而且显然动机都是好的；但对待混乱的逻辑或荒谬的推理却一点也不必宽容、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故意所为的还要多。”（1790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