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持久（2/2）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美-塞缪尔·亨廷顿》作者：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美-塞缪尔·亨廷顿 2017-04-13 10:57
情形下，都会发展出一种“正常的”文武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新民主政府对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在好几个国家，第一届或第二届民主政府首先主动制订了一项全面的纲领来确立对武装部队的文官控制，以及使军队职业化，把他们从内部安全的使命重新调整为外部安全的使命、消除人员过多和非军事性的责任、确保他们的职业制所应得到的地位和尊敬。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冈萨雷斯和他的国防部长塞拉、阿尔方辛、加西亚和阿基诺都推动了一项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全面纲领。这些纲领通常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至少对军方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职业制。像许多其他建制一样，军队也会形成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态度。在职业化的军队中，这些价值通常接近一种保守的军事观。这种观点承认军方的职能有限，而且认同文官控制。不过，在许多威权国家，军方的观点常常被高度政治化了。在佛朗哥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军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右倾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多数军队的那种“常态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父权，强调集中，强调反自由主义、**产主义，强调罗马天主教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西班牙的军官们对民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在1979年的选举中，有15％以上的军人把票投给了右翼的政党，而右翼的政党在整个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足７％。在1981年，据估计，有10％的西班牙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在葡萄牙，军官队伍中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坚持左翼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要求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军队进行剧烈的改革，并在是否通过由民主的手段来完成的问题上持含混的态度。在阿根廷和拉美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弥漫着强烈的**产主义情绪，这通常也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在南非，40年以来，军队一直是种族隔离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捍卫者。土耳其的军方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尼加拉瓜的军队显然也完全效忠于桑蒂诺派的革命信条。东欧的军队则充斥着那些至少自称是坚定的**者的军官。
用非政治的职业伦理来取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是新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努力、足够的时间，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新政府试图通过倡导、灌输、训练、改革军校的课程设置和修改晋升制度来促进职业价值观及强调军方脱离政治的重要性。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人都表明了严格的职业制的必要性，卡拉曼里斯任下的国防部长亚维罗夫（Evangelos
Averoff）曾经评论道：“我对他们（指军队）用民主的优点进行了广泛的洗脑。我想，没有一个军官在我面前，我没亲自对他说过三遍。”军队非政治化的重要性是帕潘德里欧的一个固定话题。他说道，“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通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来瓦解武装部队的做法，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警告，没有任何例外。”智利的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非常直率地告诉皮诺切特将军，要他“使军队不要介入政治”。桑蒂诺派和即将就职的全国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具有职业特征，而不属于任何政党。”胡安·卡洛斯、阿尔方辛和阿基诺都反复强调军队完全脱离政治的必要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新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改变军事训练和教育制度。帕潘德里欧采取行动修改了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以强调职业制和告诫极权主义的危险性。阿尔方辛推动了阿根廷军校中教学思想的改革，并在军事院校中引入了由文官来教授民主政治下武装部队之角色的做法。阿基诺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训练中心来强化菲律宾军队的职业制和战斗技能。冈萨雷斯振兴了西班牙的军官教育，以努力把它们提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中的盟国的那一职业水平层次上。在西班牙、希腊和其它地方，民主领袖们鼓励旧军官退休，并加速提拔年轻的、更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同时强调功绩，而不是强调资历来作为提拔的标准。
第二，使命。要使军队非政治化就有必要使他们回归到履行纯军事使命上。在许多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与军事安全无关的职能。新民主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试图消除他们的军队中与军事无关的职能和内部安全的职能，而把军队的注意力转向捍卫该国的外部安全使命上。在阿根廷，阿尔方辛总统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交给文职人员而不是武装部队控制，这是一家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它经营国内的航线，制造许多民用产品和军事设备。他的继任者卡洛斯·梅内姆在1990年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出售八家公司，包括一家钢铁厂、一家造船厂和几家石油化学公司的军方股份。在希腊，政府采取行动结束了军队对电台和银行的控制。另一方面，巴西的类似行动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却受到军方残留影响的阻碍。
如果可能存在外部的安全威胁因素，那么，对军队的使命进行重新调整就容易进行得多。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预之后让出权力的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它关注于假想的苏联威胁有关。希腊军方在1974年放弃权力之后仍然不仅完全集中精力履行它在北约承担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应付它的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威胁。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俩人都采取了高度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主要是用来取悦于希腊军方。他们强调希腊在北约中的独立角色，并试图减少军方对美国的认同和依赖。帕潘德里欧十分强调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军方要培养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性。他的政策主要是用来“制造一种能够使得军方专注于应付与东方永久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性相关的事务”。
北约对西班牙军队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对希腊军队所起的作用。它是外部安全使命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要求西班牙军队进行新的活动和激发军队的士气和荣誉感的源泉。正像马德里的一位防务分析家所形容的：北约“被当作是武装部队的工作疗法。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的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拒绝与周围的文明国家交往。现在，突然他们被允许与北约国家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他们被邀请参加战争演习，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来玩一玩。他们也受到了尊敬。”菲律宾、秘鲁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都显然有重大的国内叛乱需要去应付，尽管经验表明，反叛乱战争的挫折及其政治性会在军官队伍中产生意识形态和扮演政治角色的动因。
在不断地把军队的活动方向调整到针对安全威胁上来的同时，新民主政府还试图重新部署军队，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驻防在保卫国家，而不是推翻其政府的地方。阿尔方辛解散了驻扎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阿根廷第一军，并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基地。冈萨雷斯的国防部长塞拉采取行动把西班牙军区的数量由九个减少到六个，并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旅。这样把军队调离了主要城市。军官队伍中的强烈抵抗迫使推迟这些计划的实施。到1987年底，阿基诺政府把许多师和旅的总部调离了城市，部署在乡村，以更有效地对付游击队叛乱。不过，在葡萄牙革命成功十年之后，军队仍然缺少任何重大的安全使命，而仍然部署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基地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主政府未必比威权政府更爱好和平。不过，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同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新的民主政府常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国际争端。在阿尔方辛和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同英国和智利的关系都有了改善。随着民主在西班牙的降生，直布罗陀已变成英西关系中一个不太棘手的问题。但若是民主政府解决了国际争端，他们也许就会失去外部的使命，而这种外部使命会减少军队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文官控制的立场上看，这些国家同传统的敌人都能和睦相处。
第三，领导与组织。最初的和继任的民主政府通常会撤换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对那些势单力薄而又政治化的军队最为重要，因为新的民主领导人必须能够依靠最高军队领导人的忠诚。当那些最高军队领袖已经自愿放弃职位，这时撤换军队领导人就不太重要，因为在他们后上台的民主政权的成功与他们利害攸关。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民主领导人通常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以撤掉现有的军队领导人，用那些可以指望得到其忠诚的人来替换。这种情形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兰。不过，在阿根廷，阿尔方辛也由于受到军队的压力，包括政变的企图用军方更能接受的人来替换一些他任命的人。
民主领袖常常也会通过改变其防务部门的结构来加强其控制。在西班牙，第一届民主政府在1977年2
月建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来达成这一目标。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其继任者建立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和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来体现总理“管理、指导和协调”军队事务的权利。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建立了国防部长职位，在巴西，科洛尔政府也许诺要这样做。在葡萄牙，由军方担任成员的违反常规的革命会议被废除。在尼加拉瓜，即将下台的桑蒂诺派和即将上台的查莫罗政府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军队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就像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查莫罗总统亲自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在希腊，帕潘德里欧也同样既担任总理又担任国防部长。不过，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坚持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只向总统，而不向文职的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在建立国防部长职位的过程中，新民主政府设了一个职务，而这种职务通常更适合任命文官担任，他们若是按兵种建部，至少在拉丁美洲这种职务通常由军官来担任。通过建立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新政府会建立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比建立军种首长职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任命一个显然支持民主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在希腊和西班牙，民主政府任命了海军上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以钳制军队中的主要影响。而且，海军这一军种通常不太具有政变倾向。
第四，规模与设备。威权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有人数多而装备差的倾向。除希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新民主政权通常会采取行动减少军队的经费和人力。在西班牙、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葡萄牙，军队建制的总体规模也都得到了重大的削减。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希腊，大量的高级军官被迫退休，而且人员过多的军官团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军事预算在许多国家遭到了削减；例如，阿根廷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额的6％下降到国民生产总额的2％。不过，在希腊，前两届民主政府都维持了军费预算和人员的水平，原因是在塞浦路斯都存在着持续的对抗。在智利，民主化的条件不允许削减武装部队。不过，在尼加拉瓜，查莫罗政府的领袖们，包括桑蒂诺派担任的总司令奥尔特加将军都执意把军队的人数从70000人削减35000至40000人。
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削减了几项重大的武器采购计划，包括已订购的26架幻影－2000型喷气战斗机。不过，对许多新民主政府来说，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优先，而且，他们会履行甚至扩大采购新设备的计划。这主要用来既加强军队的对外取向，又促进军队对新政权的满意感和支持。例如，在西班牙，佛朗哥统治下军队的设备既落后又陈旧，而民主政府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投资和现代化计划。在希腊，帕潘德里欧“试图使军备来源多样化，并提高武装部队的武器装备、组织和通讯系统的质量”。在阿根廷，阿尔方辛继续执行了由军人集团所订购的新设备的重大购买计划。
第五，地位。在所有的国家，军官们都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地位、工资、住房、医疗和其他待遇，也关心他们在其国家公众眼中的地位和声誉。新民主政府通常对这些关心较为敏感。不过，在对待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不会奉行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加西亚政府减少了军官的工资，军队中对低工资和其它方面的抱怨导致在1989年初出现政变的传闻。在阿根廷，军人的真实工资在民主政府执政的前四年间下降了40％而大概导致了阿根廷军官的不满和政变倾向。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和菲律宾的阿基诺都增加了军人的工资。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也增加了希腊军人的薪水、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
民主领导人也作出努力来提高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并向军官们保证政府和国家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他的国防部长频频“赞扬武装部队的爱国主义和对法律及宪政进程的忠诚”，帕潘德里欧不仅任命他自己为国防部长，还“几乎每天都亲临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他也是一名军官”。他还要求作为总统的卡拉曼里斯“在军队中扮演更看得见的角色”。阿尔方辛政府的领导人在他们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有必要纠正军队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新民主政府和文官阶层用轻视或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胡安·卡洛斯、阿基诺、阿尔方辛、科洛尔和新民主政权的其他领导人都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出姿态同军队站在一起，并强调他们职务的军方性质、访问军事设施、参加军事活动。以胡安·卡洛斯为例，他穿着军装。在他就职的前９个月里，参加了大约50次军方的仪式。
总之，在1975年到1990年间，第三波民主化的政府在挫败政变方面都较为成功，并减少了政变的企图，渐渐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非军事的角色，形成了军人职业制，并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文武关系模式。
民主派准则之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
１．迅速清洗所有潜在不忠诚的军官，迫使他们退休，其中包括威权政权和军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尽管他们也许帮助过你建立民主政权。后者更可能失去对民主的兴趣，而不会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
２．毫不留情地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以儆效尤。
３．澄清并巩固对武装部队的命令关系。消除任何含糊不清或反常之处，明确表示政府的文职领导人是军队的司令员。
４．大量削减你的军队的规模。一支管理政府（干政）的军队一定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而且极可能拥有过多的军官。
５．你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待遇很差，住房很差，给养很差，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用削减军队规模所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工资、补助和其他待遇，并改善生活条件。这样做不无报偿。
６．重新调整你的军队的军事使命。你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不过，若是缺少外部威胁，会使你的军队缺少正当的军事使命，而提高他们去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平衡好消除外部威胁的受益与国内不稳定的潜在代价。
７．根据为军队所重新规定的军事目的，大量地减少驻扎在离首都及其附近的军队的数量，把他们调到边界或其他遥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
８．给他们一些玩具。即向他们提供一些新式的、高档的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大炮及先进的电子装配（船舰不太重要，海军不会政变）。新的设备使得他们感到高兴，并使他们忙于学会如何操作这些设备。通过正确地打你手中的牌，并给华盛顿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就能够把成本转嫁给美国的纳税人。这样，你可以得到额外的报偿，即你能够警告你的军队，如果他们行为得体才能继续得到这些玩具，因为很难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喜欢军队干预政治。
９．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因为士兵也希望爱与被爱，不妨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示你与武装部队关系融洽。参加军方的仪式；授勋称赞士兵；颁扬他们体现国家的最高价值；如果合乎宪法的话，不妨穿着军装出场。
10．培养并维持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在出现军事政变企图时会代表你走上首都街头。
如果你遵循这十条规则，你也许不能阻止政变企图，但你有可能会挫败政变。至少直到1990年底，苏亚雷斯和冈萨雷斯、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加西亚和藤森、阿尔方辛和梅内姆、科洛尔、厄扎尔、阿基诺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规则，而且至今仍在当政。在他们的社会中，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第四节 情境问题、幻灭与威权怀旧
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权想得到巩固，他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像处置威权遗产、建立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样的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一些更持久的挑战来自个别国家所特有的情境问题。在某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不多，也不严重；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也多，性质也严重。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国家中，以及这些问题最为严重的那些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情境问题概括如下：
１．重大的叛乱：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
２．种族与社会冲突（除叛乱外）：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丹、土耳其；
３．极端贫困（即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
４．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５．长期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秘鲁；
６．巨额外债：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乌拉圭；
７．恐怖主义（不包括叛乱）：西班牙、土耳其；
８．国家过度介入经济：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
上述所列举的８个问题明白地反映了第三波新民主国家所面对的主要重大情境问题。对这些国家问题是否严重的判断属非正式的和特定的（ad
hoe）。不过，如果这些判断有效的话，那么就说明第三波民主化中的20几个国家可以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情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３类：
１．面临四个或更多的重大情境问题：巴西、印度、菲律宾、秘鲁；
２．面临二到三个重大情境问题：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蒙古、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苏丹和土耳其；
３．少于二个重大情境问题：保加利亚、智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厄瓜多尔、希腊、格林纳达、韩国、葡萄牙、乌拉圭。
许多人认为，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以便培养出民主政治巩固所必须的合法性。这种一般性的命题已经被一些论点所加强，即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时的失败。例如，负债、贫困、通货膨胀或叛乱，可能意味着民主在该国的终结。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有趣的是，这些问题也曾困扰过他们前任的威权统治者。）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前十年的情况那样。那么，这意味着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前景都概莫能外地同样暗淡吗？
对一些国家来说，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显然在菲律宾，秘鲁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民主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里的问题数不胜数，而且性质严重：这些问题没有自动消失，而且也将得不到解决。另一些国家只面临一些轻微的，挑战性较低的情境问题。
没有解决的，而且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情境问题强化了对新兴民主政权幻灭的倾向。在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斗争被看作是道德的、危险的而又重要的。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使人豪情满怀。而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中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很快地被视作不道德的、日常性的和琐碎的。民主的运作和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所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冷漠、挫折和幻灭。
在民主政府掌政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运作的失望就普遍出现在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秘鲁、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大多数东欧国家。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979年和1980年的西班牙。在那里，民主被贴上了一个幻灭的标签，这个词迅速扩散到拉丁美洲。在1984年，即推翻葡萄牙独裁政权的十年之后，“伴随着向民主转型期间的那种兴奋和创造性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而“占主导的政治气氛”是“漠不关心和如梦初醒”。到1987年，对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所产生的那种大快人心的气氛很快地“让位于无边的挫折感和对民主化结果的失望”。在1989年，正如所报道的那样，“公众对巴西政治领导的极端失望和社会不满的爆炸性气氛已经取代了1985年千百万巴西人庆祝在军人统治20年后恢复民主时的满心希望”。在巴基斯坦，向民主转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种急躁和悲哀感就取代了迎接这个国家回到民主的那种豪情”。在东欧独裁垮台后的一年时间里观察家们一直在谈论所谓“后极权消沉现象”（post-
totalitarian depression）以及席卷这一地区的“失望与幻灭”气氛。
从政治上看，在第一个民主政府掌权后的那些岁月里，通常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导致向民主转型的民主联盟会解体，而首任的民主政府领导人的效能下降，和人们日益意识到即将降临的民主自身不能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制约着民主的进程，领导人的缺点都会变成那个时代常有的事。新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们常常被视作狂妄、无能、**，甚至是三者兼而有之。
对民主的一个相关的反应是“威权怀旧症（anthoritarian
nostalgia
）。这在那些威权政权极其残酷、无能或**，以及在那些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地方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在那些独裁相对温和或取得一些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政权或多或少地自愿由他们的领导人朝着民主方向改造的地方却更为流行。在这些国家，对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期间秩序、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形象所取代。例如，在西班牙，从1978年到1984年间，对佛朗哥政府在一般的满意程度、生活水准、法律与秩序及社会平等等方面的评价水平都有全面增长：“对佛朗哥政权的记忆越充满玫瑰色，这个独裁者就被往后抛得越远。”这种“威权留念”效应也出现在巴西。在1989年，据报道，对盖赛尔将军的统治进行重新评估的作法搞得“十分起劲。今天，他的统治被看作是年通货膨胀不过在百分之百以下，而不是４位数，当时，人们夜晚可以平安地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在1978年，当被问及哪个政府或哪个政权统治葡萄牙统治得最好时，选择卡埃塔诺独裁政权比选择苏亚雷斯民主政权的葡萄牙公民多三倍。在1987年，即秘鲁实行民主后的第７年，利马（Lima）的居民们把从1968到1975年统治秘鲁的军事独裁者胡安·维拉斯科看作是自1950年以来最好的总统。在1990年齐亚·哈克和阿育布·汗在巴基斯坦的名声也处在上升之中。
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和对政治的幻灭是新兴民主国家的一个流行的特征。这两种特征构成了新兴民主国家生存的问题：这些民主国家是将得到巩固，还是趋于瓦解呢？民主的实质是以定期的、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选择统治者。在这种选举中，大部分人可以投票，评价民主牢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坚定地相信统治者应该按这种方式加以选择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进行态度上的检验。第二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的确通过选举选择领导人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政治中民主实践的制度化进行行为检验。
第五节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
民主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换句话说，即精英和公众相信民主体制之价值的程度。按照一种关于这种关系持基本上悲观态度的看法，戴蒙德（Diamond）、林茨和李普塞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和其他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低合法性和低效能之间的结合和互动”。以低合法性起家的政权会发现，很难变得有效能，“而缺少效能的政权，特别是在经济成长方面缺少效能的政权只能持续维持低水平的合法性”。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是处于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难局：即由于缺少合法性，它们不可能变得有效能；由于缺少效能，它们又不能培养出合法性。
那么，这种悲观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有其道理呢？
新兴民主政权没有能力解决长期的严重的情境问题，未必意味着这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权（最终包括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其政绩基础之上。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也部分地建立在政绩的基础之上。不过，它还依靠过程和程序。特定统治者或政府的合法性也许取决于他们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政权的合法性构成政府的选举方式；政绩的合法性在民主国家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它绝不如其在威权政权下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重要，而且对程序合法性而言也居于次要地位。那么，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基本上不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性或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政治领袖对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
碰到极端严重的情境问题的民主政权在过去的确生存下来了。正如林茨和斯捷潘所强调的，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民主政权的论点，已被三十年代欧洲的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和奥地利外，其他民主体制都生存下来了，包括那些比这个国家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困苦的国家。它们生存下来是因为，用齐默曼（Ekkart
Zimmerman）的话说，“集团的领导人有能力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并不时地在巩固旧联盟（如比利时）的基础之上解决如何引导经济的问题。”同样，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新民主政权在六十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同第三波国家后来所面临的挑战一样严重。正如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Dix）所明白无误地归纳的那样，这些案例的教训是“政治工程（political
engineering）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第三波国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那种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学条件的不足。”
首先，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主要政治精英的能力，包括政党领袖、军队领导人和商界领导人来同心协力处理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避免利用这些问题赋予他们的直接物质或政治利益。新兴民主政权不能、而且没有在其国家消除长期的恐怖主义和叛乱。稳定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种局势作出反应。在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通力合作，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例如，西班牙持续面临着持续巴斯克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不过，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试图利用这一问题来“使民主政权失去合法性……也没有一个政党坚持把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归咎给各届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声称，这个问题可以在民主之外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在秘鲁，情况也有些类似。经验表明，“一场游击队运动可以联合起民主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政治行动者，这是避免内战的唯一解决方法”。
其次，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区分政权与政府或统治者的能力。例如，在1983年，在委内瑞拉第二波中产生的民主政权就职25年之后公共舆论变得对委内瑞拉的民选统治者的政绩感到十分失望，但却没有对选举出他们的制度感到失望。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对政府存在着失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选举政府的方法有同样的不满”。在1983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34．2％）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情形为政变提供了理由，只有约15％的人支持用民主之外的方法。认为没有这些政治家政府会干得更好，或是认为政治家们对这个国家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比在1973年更少。在1983年，“委内瑞拉人仍然支持他们的政府施政方式，而且尽管他们对政府一旦掌权之后所作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投票是改善局面的唯一办法。”总之，尽管选举产生的政府持续无力有效地处理他们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但委内瑞拉人在1983年时比他们在1973年更强烈地笃信民主。
在1983年后的６个年头里，委内瑞拉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这主要来自于石油价格的下跌。到1989年经济危机产生了这样一种局势，“期望值仍然还是那么高，而政府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然而，这仍然未对民主构成威胁：
高度的挫折并没有转化成非法的、暴力的政治活动，相反，是转化成合法的、和平的系统维持机制和程序。我们发现，中下层的委内瑞拉人已经通过四种方式来从心理上应付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合法的抗议、适应、听天由命或移民。
对民主的支持与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的支持这种分野在西班牙也显示出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民主政权的支持与对更有效的民主的满意，这两者已经逐渐地区分开来。”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在欧洲是最低的（年平均约３％），经济成长率也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约７％）。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早期的民主岁月里，失业上升到20％，经济成长率下降到低于２％，对民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差异很大。在1978年，60％公众认为民主会提供解决该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在1980年和1981年，公众中的多数人认为民主不能解决该国的问题。不过，在1982年和1983年，绝大多数人（50％和60％）再一次对民主在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上的能力表现出信心。然而，尽管公众对民主能够解决其问题的信心的不断的波动，对民主的支持仍然一直很高，甚至有所增加。在1977年，77％的西班牙公众相信，民主对西班牙来说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这一数字在1980年下降到69％，但是在1981年上升到81％，在1983年上升到85％。
那么，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始终如一的广泛支持，与对民主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的信心上的变化又是如何调和在一起的呢？当然，答案是选举周期。在1978年选民们仍然对苏亚雷斯的新政府抱有信心。到1980年和1981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他们对该政府失去了信心，在1982年，他们又把冈萨雷斯和社会党人推入了权位。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对民主解决西班牙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又急剧上扬。就像委内瑞拉的选民们一样，西班牙的选民们这样把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体制与他们对执政党绩效的评估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在某些环境下，威权的怀旧可能为民主政权的“缓慢死亡”铺平道路，然后由军方或其他威权力量接管政权。不过，怀旧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运动。更通常的是，对威权的怀旧，成为公众把统治者与政权区分开来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的证据。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秘鲁的公民们同时把佛朗哥、卡埃塔诺、盖赛尔和维拉斯科看作是有效能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最好的政体来加以支持。
对民主统治者的失望与幻灭和对威权统治者的怀旧是民主巩固过程中的第一步。这种幻灭与怀旧也标志着精英和公众已经从短暂而快慰的民主化“巅峰”中降下来，并开始适应民主“低谷”中的零乱与沉重。他们了解到，民主建立在政府可能会失灵，因此，必须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改变政府，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但是它却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行为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而做到前者却是不可能的。其所产生的幻灭和降低了的期望值正是民主得以稳定的基础。当人们了解到，民主只是为**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了。
第三波中的头15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新兴民主国家，不存在重大的**运动。威权的残余集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极端主义者）都存在于许多国家。威权怀旧在几个国家都有具体的表现。对民主的热情、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和民主领袖的受欢迎程度都有普遍的下降。然而，在第三波的头15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来向新兴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并形成足以明显取代民主政权的威权政权。至少那些在第三波早期时已经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民主之可取性的认同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在西班牙，如上所示，在1977年到1983年间举行的五次民意测验中，公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民主是像他们这样国家的最好政体。正如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支持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宽泛，而且含糊不清。而且与在其之前的闭关自守的政权相比更是如此。民主政权不太受限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它享有相对的独立。”对民主的广泛支持并不限于西班牙。例如，在智利，在1982年到1988
年之间的所进行的四次民意调查中，利马的公民绝大多数，从66％到88％拥护民主，在1988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有75％的人认为民主是他们国家最可取的制度。一些更零星的证据表明，在其他第三波国家中，支持民主的程度也大致相当。
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权更迭之后立即出现的对民主的广泛认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对民主和与民主相关的价值与态度的支持形成的相对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五十年代初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表明，他们对新纳粹党得权的尝试表示支持或是漠不关心，而对恢复君主制的支持则略低于三分之一。当被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时，45％的人选择1914年之前的帝国，42
％的人选择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7％的人选择威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对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在1959年上升到43％，在1970年上升到81％。在1953年，50％的德国公众认为，民主是德国的最好政体；到1972年，有90％的人持这样的看法。对民主的支持的形成和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态度与公民能力的形成，大概足足费了20年的时间。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日本也以更加缓慢和不太完善的方式在舆论上转向更赞同民主。
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者垮台之后几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约20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相对的认同呢？在德国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人民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民自身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民主。当德国的公众变得主要由那些在联邦德国受过教育、并度过成年生活的人构成时，在德国对民主的支持几乎接近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和秘鲁，在民主政权上台之后，对民主的广泛支持要么意味着这种广泛的支持在威权政权期间就已存在，要么意味着在向民主转型之前支持，或至少默认威权主义的人在民主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这两种可能对民主来说未必都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种看法成立，在那些甚至在对民主有压倒性支持的时候，威权政权在那些社会仍然存在。如果第二种看法成立，那些在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他们的看法而支持民主的人可以想象也会同样快地朝着**的方向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转。在西班牙和秘鲁，对民主的广泛的支持显然是舆论变化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更容易出现逆转。
第六节 民主政治行为的制度化
在新民主体制下所形成的幻灭，其自身以四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它常常导致冷漠、犬儒和脱离政治。在许多新民主国家转型期间，投票水平很高，但随后，就开始下降。有时在转型之后的选举中下降得非常之快。政治参与的下降按照民主理论来看也许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确出现了，因而也就威胁到新民主的稳定性。
其次，幻灭通过对现任政府的反弹表现出来。例如在西班牙，选民们推翻了执政党，并用另一组统治者来加以取代。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主性的反应，而且，它在新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经常发生。现任的领导人和政党在他们试图谋求重新当选时通常不至于被击败。在民主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政府换届中，这样上台的政党通常会追求一种其国家主流意见范围内的温和政策。特别是那些认同左派思想的政党，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社会党、希腊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阿根廷的庇隆派通常在执政期间都会采纳十分保守的和正统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唯一的例外是秘鲁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
第三，对民主的幻灭不时也会产生对当政者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不仅拒绝支持执政党、他们也拒绝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其他主要政党和团体，并把他们的支持转给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这种反应更通常地出现在总统制国家，在总统制下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通常是建立在个人，而不是政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拉丁美洲，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这种反应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反体制反应的一些显著的例子是巴西的科洛尔和秘鲁的藤森这样的候选人得以成功当选。在阿根廷，梅内姆作为候选人也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他是这个国家体制内基础最庞大的政党的候选人。一些成功的民粹主义候选人靠着他们“局外的”反建制的政治诉求而赢得了选举，同时，他们极少或没有来自建制内的政党的支持，而是来自公众中广泛的和多阶层的支持。但是，一旦就职，民粹主义的候选人通常会并不追随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实施严厉的紧缩计划，以削减政府预算、促进竞争和降低工资。
反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的反应是对政策失败和幻灭的经典式民主反应。通过选举，一组统治者失去了权位；而另一组统治者上台执政，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如果谈不上改进的话。当这些体制内的反应得到制度化之后，民主就得到了巩固。
测量这种巩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的检验标准。通过这种测验，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得到巩固。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统治者愿意按照选举的结果来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选举易手常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阿根廷，1989年向民主的转型是自1916年以来的第一次政权易手。在这次政权易手中，由选举产生的某个政党的总统把权力移交给由选举产生的来自另一个党派的总统。1985年和1990年秘鲁的选举也标志着秘鲁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权力由一位当选总统向另一位当选总统的易手。
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两次政权易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高难度的检验。美国早先并不明显达到这一检验的要求，一直到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在1840年把权力交给自由党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普遍地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并不合乎这一检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一次有效的政权易手。在1950年与1990年间，土耳其有三次军事介入，而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易手，而从未出现过第二次易手。
在1974年与1990年间，已经举行转型选举的29个国家中有三个，即苏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由选举所产生的民主政府被军事或宫廷政变所推翻。在1986年之后，进行过民主选举的另外1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在1990年底以前举行过全国性选举。在其余的那些在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一次或一次以上选举的16个国家中，有15个出现了第一次政权易手，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在那些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两次以上的全国性选举的8个国家中有6个出现了第二次政权易手，例外是西班牙和洪都拉斯。在16国家中的所有28次选举中，有22次执政的候选人或政党被击败，由反对派掌权。总之，民主过程运作起来了，选民们定期地撤换现任者，而现任者又总是把官职交给由选民们新选中的人。除三个国家的民主政府被政变推翻之外，从把选举过程制度化的角度看，在1990年民主在第三波国家中仍然枝强叶茂。
不满的第四种，也是最极端的政治表现，是一种不是针对在职的统治者，而是针对现体制的反应，即针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应。反对民主的具体政治力量包括从威权政权中残存下来的保守集团，以及从反威权的反对派中延续下来的极端主义团体。保守派团体在一些国家包括军方中的一些分子，这些常常心怀不满的中级军官受到了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而不能够从民间团体中动员到举足轻重的支持。在以前的**国家，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内的一些分子，包括秘密警察常常也为**化的活动充当后盾。在尼加拉瓜，保守的、由桑蒂诺派控制的工会公开地向民选的政府挑战，威胁要实行“由下至上的统治”。
极端的反对派常常也试图向新的民主政权挑战。不过，就其本质而言，激进的团体会运用暴力，诸如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萨尔瓦多的法拉邦多·马蒂全国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MLN），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从新民主国家的公众中动员到广泛的支持。使用更为和平的策略的极端主义集团也极少能够取得成功。例如，在韩国1990年5月，激进的学生组织了示威并通过寻衅滋事来纪念光州屠杀十周年。有一次示威几乎有100000
人参加。另外几次的示威人数在2000到10000
之间。这些自198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并没有像1987年反威权政权的示威那样得到广泛的支持。在韩国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参加了1990年的示威，而中产阶级则回避了，因为他们“对反对派组成新政府的能力普遍缺少信心”。据报道，“中产阶级选择在家里抱怨，而不是在电视上抱怨。”从总体上看，残存的保守派和极端主义团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被孤立在政治的边缘。
民主政治实践在第三波民主国家中的普及反映了威权力量的消亡。军人执政集团、个人独裁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被尝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此，民主成了唯一的选择。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以及新的运动是否会促进新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运动能够发挥作用，并获得重大支持的程度大概取决于民主政治行为，包括由选举进行政权移手得以制度化的程度。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的民主道路使人失去盼头。公众们究竟会多少次愿意用另一个政党或联盟来取代这一个政党或联盟，以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呢？选民们会在多少次愿意选举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受人民欢迎的局外者，而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奇迹呢？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不仅可能会对民主政府的失败感到失望，而且也对民主程序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也许想从反现任统治者和反权力机构的反应转向反体制的反应。如果民主的选择似乎已经衰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袖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来造就一个新的威权政权。
第七节 有利于新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促进第三波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巩固呢？到1990年，第三波才15岁，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因此，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过，两组潜在的相关证据倒是现成的。第一，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经验已经可以为第三波提供教训。其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促进民主政权产生的因素未必促进民主政权的巩固。然而，有些因素则能够两者兼得。此外，有些事态的发展比另一些事态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若要试图去预测在哪些国家民主将得到巩固，在哪些国家将得不到，这样的预测则是愚蠢的，这里，我不试图去作出这种预测。不过，试图去找出能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若干变项，并找出这些变项在多大程度上在个别的第三波国家中存在与否，则是有益处的，哪怕这种做法带有些推测的性质。民主得以成功巩固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表5．1 第三波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经验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年数
国别
20年以上
乌拉圭*、菲律宾、印度、土耳其、智利*
10－19年
希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韩国、巴基斯坦、巴西
１－９年
阿根廷*、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格林纳达、尼日利亚
不足１年
西班牙*、葡萄牙*、萨尔瓦多、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苏丹、蒙古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过一些民主经验的国家
第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合理地断言，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如表5．1中的分类所示，５个国家，乌拉圭、菲律宾、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已有20年以上的民主经验，尽管对土耳其来说，这种经验曾因为1960年和1970年的军事介入而被中断。在另一端，有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以及六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和苏丹，在第三波之前完全没有民主经验。
表5．2 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国别
5000以上
西班牙、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2000－4999
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波兰、罗马尼亚、韩国
1000一1999
秘鲁、厄瓜多尔、土耳其、格林纳达、智利
500－999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菲律宾
不足500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苏丹
资料来源：非东欧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os，1989）第164－165页。东欧国家：据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东欧：迈向经济富裕还有漫长的道路”（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技术与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论文，1990年5月16日），第1－6页。
注：蒙古因缺少数据从略。
其次，正如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的关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及其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更有助于民主政权的建立。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87年为准，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指标，第三波国家可以分成相对明确的几种类型（见表5．2
）。西班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10美元），东德，也可能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在最高一组，其次是希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20美元）。其他几个国家也在2000美元的线之上，包括葡萄牙、乌拉圭、韩国、巴西和其他３个东欧国家。在底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00
美元的四个第三波国家。到1990年底，其中的两个（尼日利亚和苏丹）已经回归到军人统治。第三，巴基斯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已经被国家元首免除了职务，据报道，这是因军方的请求。此后，在1990年，印度是唯一能够保存民主完好无损的极端贫困的第三波国家。
第三，国际环境和外国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民主的外部环境大概也应该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见表5．3
）。这里一个“外部环境”，指的是自身为民主的外国政府或其他行动者赞同在其他国家实行民主，因此，与新民主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运用对该国的影响力。德国的统一使得民主在东德的前景与西德的稳定的民主环境命运攸关。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极有诱惑力，民主的统治方式又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第三波欧共体成员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着强烈的诱因来维持它们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希望获得成员资格。这种可能性也为他们维持其民主提供了一种诱因。一些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美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国家包括中美洲的国家，格林纳达、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在有美国影响存在，但不太强大的地方，包括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韩国、土耳其、波兰和智利。一些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影响在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相对较弱。
表5．3
第三波国家的外部环境与民主巩固
巩固的外部环境
国别
极其有利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相当有利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玻利维亚
有利
秘鲁、厄瓜多尔、韩国、乌拉圭、智利
无关紧要或不利
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
注：对外部环境的分类依据的作者印象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即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民主。
第四，在第三波国家中民主转型的时机也能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中巩固民主有影响的因素（见表5．4）。在这一波初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建立民主的努力主要是出自一种自发的原因。外部的影响和滚雪球的效应作为民主化的原因对那些在第三波稍后时期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更为重要。可以合理地断言，出现在第三波早期的民主转型中自发原因的普遍存在比外界的影响可能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这种外界的影响主要出现在第三波晚期的民主转型之中。就其作为一个因素而言，它有利于南欧国家、印度、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些国家民主的巩固。它也应该有利于尼日利亚的民主的巩固，但是，它却未能阻止其过早向威权主义的回归。导致后来这些向民主转型的力量大概应该比东欧国家、韩国、巴基斯坦和尼加拉瓜以及那些1990年仍处在自由化进程之中的国家（如中国台湾、南非、苏联和墨西哥）的民主的巩固更为困难。
表5．4 第三波国家民主的创始
首次选举的时间
国别
在1980年以前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厄瓜多尔、印度、尼日利亚
1980－1983年
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土耳其
1984－1987年
乌拉圭、巴西、菲律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韩国、格林纳达、苏丹
1988－1990年
巴基斯坦、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智利、蒙古
可能在1990年之后
墨西哥、苏联、南非、（中国台湾）、尼泊尔、巴拿马
第五，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显然涉及到转型过程与巩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通过变革、置换、移转或干预而完成民主转型对民主的巩固有什么差别吗？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巩固都可以提出立论和反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暴力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可以断言：和平的、认同性的转型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暴力的转型有可能在大多数人口中形成一种更深刻的反对流血的倾向，因此会造就对民主体制和价值的更深刻的信念。总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种认同性的、不太充满暴力的转型为巩固民主比冲突和暴力为巩固民主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通过谈判的移转也许最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变革其次；置换和干预为民主的巩固提供的基础最少（见前文中的表3.1）。或许也可以认为，不论这种过程的本质如何，它所牵涉到的暴力越少，就对巩固民主的巩固条件越有利。若是这一假设成立，它就可以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南非的民主巩固问题造成一些难题。
第六，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新兴民主国家所面对情境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不仅仅决定民主的巩固程度，而且，问题的核心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些问题和对新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与民主的巩固无关。严重的情境性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只是同其他变项一道影响到民主的巩固（见上文，即本章第四节的开头部分）。
除这六项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当然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成败。不过，这些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并不总是很容易估计出来。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威权政权的性质和成功也许影响到其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的前景。威权政权是一个军人政权，还是一个一党政权，还是个人独裁政权，还是一个种族性的寡头政体，这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前景吗？就此可以提出一些相互冲突的假设和论点，包括前任威权政权的性质对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没有任何重大影响的论点。同样，民主政权是更可能仿效那些被认为是相对成功的威权政权（如西班牙、巴西、中国台湾、韩国和智利），还是相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如阿根廷、菲律宾、葡萄牙、玻利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一区分显然与不同的转型进程有关，但是，其自身也可以算作一个自变项。但是其方向如何呢？可以认为，精英和公众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的明显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对民主的巩固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过，也可以认为，各国在政治能力上各有差异，而且成功造就威权主义的民众（如西班牙人），同样也可以成功地造就民主。而那些没有能够创造出成功的威权体制的人也不可能更成功地巩固一个民主政权（如阿根廷人）。
民主的巩固也受到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的影响。例如，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论点，即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助于新民主政权的成功，因为它削弱了政治的“孤注一掷”的一面，通常要求由各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并为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平衡提供一种机会。这种论点颇有参考价值，而且向议会制转换的可取性已经被一些拉美人所提出来，包括劳尔·阿尔方辛。不过，议会内阁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性质有关。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区域、社团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多党能够更有利于民主吗？在两党制下，据认为，两个代表性广泛的政党相互之间提供一种可行的和负责任的替代政府，而其领导人在对付严重的经济危机、贩毒的黑手党和具有威胁性的叛乱方面能够更容易合作，这种两党制更有利于民主吗？同样，对这一判断仍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如果上面所讨论的因素与新兴民主的巩固有关，而且，如果有人含而混之地断定它们都同等相关，那么，有关最有利于和最不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条件上就会出现更为宽泛的判断。这种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总体上看，巩固的条件在南欧国家、东德、乌拉圭和土耳其最为有利。对相当多数的国家来说，巩固的条件不那么有利，但却仍然可以起一些支撑作用；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印度、波兰和匈牙利。对民主的巩固所不太有利的条件，出现在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尼加拉瓜、保加利亚、蒙古。最后，苏丹和罗马尼亚在支撑民主的维持的条件方面似乎特别不足。
许多因素将影响到第三波国家中民主的巩固，而且，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似乎最可能的是，不论民主在事实上摇摆不稳，还是得以维持，都主要取决于政治领袖愿意维持民主的程度以及愿意为这一努力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目标。
第一，职业制。像许多其他建制一样，军队也会形成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态度。在职业化的军队中，这些价值通常接近一种保守的军事观。这种观点承认军方的职能有限，而且认同文官控制。不过，在许多威权国家，军方的观点常常被高度政治化了。在佛朗哥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军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右倾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多数军队的那种“常态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父权，强调集中，强调反自由主义、**产主义，强调罗马天主教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西班牙的军官们对民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在1979年的选举中，有15％以上的军人把票投给了右翼的政党，而右翼的政党在整个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足７％。在1981年，据估计，有10％的西班牙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在葡萄牙，军官队伍中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坚持左翼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要求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军队进行剧烈的改革，并在是否通过由民主的手段来完成的问题上持含混的态度。在阿根廷和拉美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弥漫着强烈的**产主义情绪，这通常也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在南非，40年以来，军队一直是种族隔离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捍卫者。土耳其的军方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尼加拉瓜的军队显然也完全效忠于桑蒂诺派的革命信条。东欧的军队则充斥着那些至少自称是坚定的**者的军官。
用非政治的职业伦理来取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是新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努力、足够的时间，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新政府试图通过倡导、灌输、训练、改革军校的课程设置和修改晋升制度来促进职业价值观及强调军方脱离政治的重要性。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人都表明了严格的职业制的必要性，卡拉曼里斯任下的国防部长亚维罗夫（Evangelos
Averoff）曾经评论道：“我对他们（指军队）用民主的优点进行了广泛的洗脑。我想，没有一个军官在我面前，我没亲自对他说过三遍。”军队非政治化的重要性是帕潘德里欧的一个固定话题。他说道，“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通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来瓦解武装部队的做法，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警告，没有任何例外。”智利的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非常直率地告诉皮诺切特将军，要他“使军队不要介入政治”。桑蒂诺派和即将就职的全国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具有职业特征，而不属于任何政党。”胡安·卡洛斯、阿尔方辛和阿基诺都反复强调军队完全脱离政治的必要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新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改变军事训练和教育制度。帕潘德里欧采取行动修改了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以强调职业制和告诫极权主义的危险性。阿尔方辛推动了阿根廷军校中教学思想的改革，并在军事院校中引入了由文官来教授民主政治下武装部队之角色的做法。阿基诺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训练中心来强化菲律宾军队的职业制和战斗技能。冈萨雷斯振兴了西班牙的军官教育，以努力把它们提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中的盟国的那一职业水平层次上。在西班牙、希腊和其它地方，民主领袖们鼓励旧军官退休，并加速提拔年轻的、更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同时强调功绩，而不是强调资历来作为提拔的标准。
第二，使命。要使军队非政治化就有必要使他们回归到履行纯军事使命上。在许多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与军事安全无关的职能。新民主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试图消除他们的军队中与军事无关的职能和内部安全的职能，而把军队的注意力转向捍卫该国的外部安全使命上。在阿根廷，阿尔方辛总统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交给文职人员而不是武装部队控制，这是一家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它经营国内的航线，制造许多民用产品和军事设备。他的继任者卡洛斯·梅内姆在1990年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出售八家公司，包括一家钢铁厂、一家造船厂和几家石油化学公司的军方股份。在希腊，政府采取行动结束了军队对电台和银行的控制。另一方面，巴西的类似行动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却受到军方残留影响的阻碍。
如果可能存在外部的安全威胁因素，那么，对军队的使命进行重新调整就容易进行得多。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预之后让出权力的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它关注于假想的苏联威胁有关。希腊军方在1974年放弃权力之后仍然不仅完全集中精力履行它在北约承担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应付它的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威胁。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俩人都采取了高度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主要是用来取悦于希腊军方。他们强调希腊在北约中的独立角色，并试图减少军方对美国的认同和依赖。帕潘德里欧十分强调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军方要培养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性。他的政策主要是用来“制造一种能够使得军方专注于应付与东方永久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性相关的事务”。
北约对西班牙军队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对希腊军队所起的作用。它是外部安全使命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要求西班牙军队进行新的活动和激发军队的士气和荣誉感的源泉。正像马德里的一位防务分析家所形容的：北约“被当作是武装部队的工作疗法。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的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拒绝与周围的文明国家交往。现在，突然他们被允许与北约国家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他们被邀请参加战争演习，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来玩一玩。他们也受到了尊敬。”菲律宾、秘鲁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都显然有重大的国内叛乱需要去应付，尽管经验表明，反叛乱战争的挫折及其政治性会在军官队伍中产生意识形态和扮演政治角色的动因。
在不断地把军队的活动方向调整到针对安全威胁上来的同时，新民主政府还试图重新部署军队，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驻防在保卫国家，而不是推翻其政府的地方。阿尔方辛解散了驻扎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阿根廷第一军，并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基地。冈萨雷斯的国防部长塞拉采取行动把西班牙军区的数量由九个减少到六个，并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旅。这样把军队调离了主要城市。军官队伍中的强烈抵抗迫使推迟这些计划的实施。到1987年底，阿基诺政府把许多师和旅的总部调离了城市，部署在乡村，以更有效地对付游击队叛乱。不过，在葡萄牙革命成功十年之后，军队仍然缺少任何重大的安全使命，而仍然部署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基地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主政府未必比威权政府更爱好和平。不过，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同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新的民主政府常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国际争端。在阿尔方辛和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同英国和智利的关系都有了改善。随着民主在西班牙的降生，直布罗陀已变成英西关系中一个不太棘手的问题。但若是民主政府解决了国际争端，他们也许就会失去外部的使命，而这种外部使命会减少军队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文官控制的立场上看，这些国家同传统的敌人都能和睦相处。
第三，领导与组织。最初的和继任的民主政府通常会撤换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对那些势单力薄而又政治化的军队最为重要，因为新的民主领导人必须能够依靠最高军队领导人的忠诚。当那些最高军队领袖已经自愿放弃职位，这时撤换军队领导人就不太重要，因为在他们后上台的民主政权的成功与他们利害攸关。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民主领导人通常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以撤掉现有的军队领导人，用那些可以指望得到其忠诚的人来替换。这种情形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兰。不过，在阿根廷，阿尔方辛也由于受到军队的压力，包括政变的企图用军方更能接受的人来替换一些他任命的人。
民主领袖常常也会通过改变其防务部门的结构来加强其控制。在西班牙，第一届民主政府在1977年2
月建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来达成这一目标。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其继任者建立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和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来体现总理“管理、指导和协调”军队事务的权利。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建立了国防部长职位，在巴西，科洛尔政府也许诺要这样做。在葡萄牙，由军方担任成员的违反常规的革命会议被废除。在尼加拉瓜，即将下台的桑蒂诺派和即将上台的查莫罗政府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军队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就像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查莫罗总统亲自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在希腊，帕潘德里欧也同样既担任总理又担任国防部长。不过，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坚持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只向总统，而不向文职的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在建立国防部长职位的过程中，新民主政府设了一个职务，而这种职务通常更适合任命文官担任，他们若是按兵种建部，至少在拉丁美洲这种职务通常由军官来担任。通过建立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新政府会建立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比建立军种首长职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任命一个显然支持民主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在希腊和西班牙，民主政府任命了海军上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以钳制军队中的主要影响。而且，海军这一军种通常不太具有政变倾向。
第四，规模与设备。威权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有人数多而装备差的倾向。除希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新民主政权通常会采取行动减少军队的经费和人力。在西班牙、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葡萄牙，军队建制的总体规模也都得到了重大的削减。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希腊，大量的高级军官被迫退休，而且人员过多的军官团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军事预算在许多国家遭到了削减；例如，阿根廷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额的6％下降到国民生产总额的2％。不过，在希腊，前两届民主政府都维持了军费预算和人员的水平，原因是在塞浦路斯都存在着持续的对抗。在智利，民主化的条件不允许削减武装部队。不过，在尼加拉瓜，查莫罗政府的领袖们，包括桑蒂诺派担任的总司令奥尔特加将军都执意把军队的人数从70000人削减35000至40000人。
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削减了几项重大的武器采购计划，包括已订购的26架幻影－2000型喷气战斗机。不过，对许多新民主政府来说，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优先，而且，他们会履行甚至扩大采购新设备的计划。这主要用来既加强军队的对外取向，又促进军队对新政权的满意感和支持。例如，在西班牙，佛朗哥统治下军队的设备既落后又陈旧，而民主政府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投资和现代化计划。在希腊，帕潘德里欧“试图使军备来源多样化，并提高武装部队的武器装备、组织和通讯系统的质量”。在阿根廷，阿尔方辛继续执行了由军人集团所订购的新设备的重大购买计划。
第五，地位。在所有的国家，军官们都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地位、工资、住房、医疗和其他待遇，也关心他们在其国家公众眼中的地位和声誉。新民主政府通常对这些关心较为敏感。不过，在对待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不会奉行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加西亚政府减少了军官的工资，军队中对低工资和其它方面的抱怨导致在1989年初出现政变的传闻。在阿根廷，军人的真实工资在民主政府执政的前四年间下降了40％而大概导致了阿根廷军官的不满和政变倾向。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和菲律宾的阿基诺都增加了军人的工资。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也增加了希腊军人的薪水、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
民主领导人也作出努力来提高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并向军官们保证政府和国家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他的国防部长频频“赞扬武装部队的爱国主义和对法律及宪政进程的忠诚”，帕潘德里欧不仅任命他自己为国防部长，还“几乎每天都亲临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他也是一名军官”。他还要求作为总统的卡拉曼里斯“在军队中扮演更看得见的角色”。阿尔方辛政府的领导人在他们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有必要纠正军队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新民主政府和文官阶层用轻视或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胡安·卡洛斯、阿基诺、阿尔方辛、科洛尔和新民主政权的其他领导人都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出姿态同军队站在一起，并强调他们职务的军方性质、访问军事设施、参加军事活动。以胡安·卡洛斯为例，他穿着军装。在他就职的前９个月里，参加了大约50次军方的仪式。
总之，在1975年到1990年间，第三波民主化的政府在挫败政变方面都较为成功，并减少了政变的企图，渐渐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非军事的角色，形成了军人职业制，并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文武关系模式。
民主派准则之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
１．迅速清洗所有潜在不忠诚的军官，迫使他们退休，其中包括威权政权和军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尽管他们也许帮助过你建立民主政权。后者更可能失去对民主的兴趣，而不会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
２．毫不留情地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以儆效尤。
３．澄清并巩固对武装部队的命令关系。消除任何含糊不清或反常之处，明确表示政府的文职领导人是军队的司令员。
４．大量削减你的军队的规模。一支管理政府（干政）的军队一定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而且极可能拥有过多的军官。
５．你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待遇很差，住房很差，给养很差，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用削减军队规模所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工资、补助和其他待遇，并改善生活条件。这样做不无报偿。
６．重新调整你的军队的军事使命。你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不过，若是缺少外部威胁，会使你的军队缺少正当的军事使命，而提高他们去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平衡好消除外部威胁的受益与国内不稳定的潜在代价。
７．根据为军队所重新规定的军事目的，大量地减少驻扎在离首都及其附近的军队的数量，把他们调到边界或其他遥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
８．给他们一些玩具。即向他们提供一些新式的、高档的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大炮及先进的电子装配（船舰不太重要，海军不会政变）。新的设备使得他们感到高兴，并使他们忙于学会如何操作这些设备。通过正确地打你手中的牌，并给华盛顿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就能够把成本转嫁给美国的纳税人。这样，你可以得到额外的报偿，即你能够警告你的军队，如果他们行为得体才能继续得到这些玩具，因为很难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喜欢军队干预政治。
９．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因为士兵也希望爱与被爱，不妨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示你与武装部队关系融洽。参加军方的仪式；授勋称赞士兵；颁扬他们体现国家的最高价值；如果合乎宪法的话，不妨穿着军装出场。
10．培养并维持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在出现军事政变企图时会代表你走上首都街头。
如果你遵循这十条规则，你也许不能阻止政变企图，但你有可能会挫败政变。至少直到1990年底，苏亚雷斯和冈萨雷斯、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加西亚和藤森、阿尔方辛和梅内姆、科洛尔、厄扎尔、阿基诺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规则，而且至今仍在当政。在他们的社会中，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第四节 情境问题、幻灭与威权怀旧
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权想得到巩固，他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像处置威权遗产、建立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样的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一些更持久的挑战来自个别国家所特有的情境问题。在某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不多，也不严重；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问题数量也多，性质也严重。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国家中，以及这些问题最为严重的那些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情境问题概括如下：
１．重大的叛乱：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
２．种族与社会冲突（除叛乱外）：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丹、土耳其；
３．极端贫困（即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
４．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５．长期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秘鲁；
６．巨额外债：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乌拉圭；
７．恐怖主义（不包括叛乱）：西班牙、土耳其；
８．国家过度介入经济：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
上述所列举的８个问题明白地反映了第三波新民主国家所面对的主要重大情境问题。对这些国家问题是否严重的判断属非正式的和特定的（ad
hoe）。不过，如果这些判断有效的话，那么就说明第三波民主化中的20几个国家可以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情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３类：
１．面临四个或更多的重大情境问题：巴西、印度、菲律宾、秘鲁；
２．面临二到三个重大情境问题：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蒙古、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苏丹和土耳其；
３．少于二个重大情境问题：保加利亚、智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厄瓜多尔、希腊、格林纳达、韩国、葡萄牙、乌拉圭。
许多人认为，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以便培养出民主政治巩固所必须的合法性。这种一般性的命题已经被一些论点所加强，即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时的失败。例如，负债、贫困、通货膨胀或叛乱，可能意味着民主在该国的终结。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面临严重情境问题的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有趣的是，这些问题也曾困扰过他们前任的威权统治者。）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前十年的情况那样。那么，这意味着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前景都概莫能外地同样暗淡吗？
对一些国家来说，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显然在菲律宾，秘鲁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民主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里的问题数不胜数，而且性质严重：这些问题没有自动消失，而且也将得不到解决。另一些国家只面临一些轻微的，挑战性较低的情境问题。
没有解决的，而且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情境问题强化了对新兴民主政权幻灭的倾向。在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斗争被看作是道德的、危险的而又重要的。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使人豪情满怀。而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中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很快地被视作不道德的、日常性的和琐碎的。民主的运作和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所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冷漠、挫折和幻灭。
在民主政府掌政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运作的失望就普遍出现在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秘鲁、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大多数东欧国家。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979年和1980年的西班牙。在那里，民主被贴上了一个幻灭的标签，这个词迅速扩散到拉丁美洲。在1984年，即推翻葡萄牙独裁政权的十年之后，“伴随着向民主转型期间的那种兴奋和创造性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而“占主导的政治气氛”是“漠不关心和如梦初醒”。到1987年，对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所产生的那种大快人心的气氛很快地“让位于无边的挫折感和对民主化结果的失望”。在1989年，正如所报道的那样，“公众对巴西政治领导的极端失望和社会不满的爆炸性气氛已经取代了1985年千百万巴西人庆祝在军人统治20年后恢复民主时的满心希望”。在巴基斯坦，向民主转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种急躁和悲哀感就取代了迎接这个国家回到民主的那种豪情”。在东欧独裁垮台后的一年时间里观察家们一直在谈论所谓“后极权消沉现象”（post-
totalitarian depression）以及席卷这一地区的“失望与幻灭”气氛。
从政治上看，在第一个民主政府掌权后的那些岁月里，通常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导致向民主转型的民主联盟会解体，而首任的民主政府领导人的效能下降，和人们日益意识到即将降临的民主自身不能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制约着民主的进程，领导人的缺点都会变成那个时代常有的事。新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们常常被视作狂妄、无能、**，甚至是三者兼而有之。
对民主的一个相关的反应是“威权怀旧症（anthoritarian
nostalgia
）。这在那些威权政权极其残酷、无能或**，以及在那些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地方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在那些独裁相对温和或取得一些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政权或多或少地自愿由他们的领导人朝着民主方向改造的地方却更为流行。在这些国家，对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期间秩序、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形象所取代。例如，在西班牙，从1978年到1984年间，对佛朗哥政府在一般的满意程度、生活水准、法律与秩序及社会平等等方面的评价水平都有全面增长：“对佛朗哥政权的记忆越充满玫瑰色，这个独裁者就被往后抛得越远。”这种“威权留念”效应也出现在巴西。在1989年，据报道，对盖赛尔将军的统治进行重新评估的作法搞得“十分起劲。今天，他的统治被看作是年通货膨胀不过在百分之百以下，而不是４位数，当时，人们夜晚可以平安地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在1978年，当被问及哪个政府或哪个政权统治葡萄牙统治得最好时，选择卡埃塔诺独裁政权比选择苏亚雷斯民主政权的葡萄牙公民多三倍。在1987年，即秘鲁实行民主后的第７年，利马（Lima）的居民们把从1968到1975年统治秘鲁的军事独裁者胡安·维拉斯科看作是自1950年以来最好的总统。在1990年齐亚·哈克和阿育布·汗在巴基斯坦的名声也处在上升之中。
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和对政治的幻灭是新兴民主国家的一个流行的特征。这两种特征构成了新兴民主国家生存的问题：这些民主国家是将得到巩固，还是趋于瓦解呢？民主的实质是以定期的、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选择统治者。在这种选举中，大部分人可以投票，评价民主牢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坚定地相信统治者应该按这种方式加以选择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进行态度上的检验。第二个标准是政治精英和公众的确通过选举选择领导人的程度，即对这个国家政治中民主实践的制度化进行行为检验。
第五节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
民主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换句话说，即精英和公众相信民主体制之价值的程度。按照一种关于这种关系持基本上悲观态度的看法，戴蒙德（Diamond）、林茨和李普塞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和其他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低合法性和低效能之间的结合和互动”。以低合法性起家的政权会发现，很难变得有效能，“而缺少效能的政权，特别是在经济成长方面缺少效能的政权只能持续维持低水平的合法性”。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是处于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难局：即由于缺少合法性，它们不可能变得有效能；由于缺少效能，它们又不能培养出合法性。
那么，这种悲观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有其道理呢？
新兴民主政权没有能力解决长期的严重的情境问题，未必意味着这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权（最终包括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其政绩基础之上。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也部分地建立在政绩的基础之上。不过，它还依靠过程和程序。特定统治者或政府的合法性也许取决于他们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政权的合法性构成政府的选举方式；政绩的合法性在民主国家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它绝不如其在威权政权下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重要，而且对程序合法性而言也居于次要地位。那么，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基本上不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性或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政治领袖对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
碰到极端严重的情境问题的民主政权在过去的确生存下来了。正如林茨和斯捷潘所强调的，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民主政权的论点，已被三十年代欧洲的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和奥地利外，其他民主体制都生存下来了，包括那些比这个国家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困苦的国家。它们生存下来是因为，用齐默曼（Ekkart
Zimmerman）的话说，“集团的领导人有能力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并不时地在巩固旧联盟（如比利时）的基础之上解决如何引导经济的问题。”同样，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新民主政权在六十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同第三波国家后来所面临的挑战一样严重。正如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Dix）所明白无误地归纳的那样，这些案例的教训是“政治工程（political
engineering）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第三波国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那种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学条件的不足。”
首先，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主要政治精英的能力，包括政党领袖、军队领导人和商界领导人来同心协力处理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避免利用这些问题赋予他们的直接物质或政治利益。新兴民主政权不能、而且没有在其国家消除长期的恐怖主义和叛乱。稳定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种局势作出反应。在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通力合作，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例如，西班牙持续面临着持续巴斯克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不过，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试图利用这一问题来“使民主政权失去合法性……也没有一个政党坚持把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归咎给各届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声称，这个问题可以在民主之外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在秘鲁，情况也有些类似。经验表明，“一场游击队运动可以联合起民主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政治行动者，这是避免内战的唯一解决方法”。
其次，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区分政权与政府或统治者的能力。例如，在1983年，在委内瑞拉第二波中产生的民主政权就职25年之后公共舆论变得对委内瑞拉的民选统治者的政绩感到十分失望，但却没有对选举出他们的制度感到失望。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对政府存在着失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选举政府的方法有同样的不满”。在1983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34．2％）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情形为政变提供了理由，只有约15％的人支持用民主之外的方法。认为没有这些政治家政府会干得更好，或是认为政治家们对这个国家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比在1973年更少。在1983年，“委内瑞拉人仍然支持他们的政府施政方式，而且尽管他们对政府一旦掌权之后所作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投票是改善局面的唯一办法。”总之，尽管选举产生的政府持续无力有效地处理他们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但委内瑞拉人在1983年时比他们在1973年更强烈地笃信民主。
在1983年后的６个年头里，委内瑞拉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这主要来自于石油价格的下跌。到1989年经济危机产生了这样一种局势，“期望值仍然还是那么高，而政府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然而，这仍然未对民主构成威胁：
高度的挫折并没有转化成非法的、暴力的政治活动，相反，是转化成合法的、和平的系统维持机制和程序。我们发现，中下层的委内瑞拉人已经通过四种方式来从心理上应付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合法的抗议、适应、听天由命或移民。
对民主的支持与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的支持这种分野在西班牙也显示出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民主政权的支持与对更有效的民主的满意，这两者已经逐渐地区分开来。”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在欧洲是最低的（年平均约３％），经济成长率也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约７％）。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早期的民主岁月里，失业上升到20％，经济成长率下降到低于２％，对民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差异很大。在1978年，60％公众认为民主会提供解决该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在1980年和1981年，公众中的多数人认为民主不能解决该国的问题。不过，在1982年和1983年，绝大多数人（50％和60％）再一次对民主在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上的能力表现出信心。然而，尽管公众对民主能够解决其问题的信心的不断的波动，对民主的支持仍然一直很高，甚至有所增加。在1977年，77％的西班牙公众相信，民主对西班牙来说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这一数字在1980年下降到69％，但是在1981年上升到81％，在1983年上升到85％。
那么，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始终如一的广泛支持，与对民主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的信心上的变化又是如何调和在一起的呢？当然，答案是选举周期。在1978年选民们仍然对苏亚雷斯的新政府抱有信心。到1980年和1981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他们对该政府失去了信心，在1982年，他们又把冈萨雷斯和社会党人推入了权位。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对民主解决西班牙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又急剧上扬。就像委内瑞拉的选民们一样，西班牙的选民们这样把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体制与他们对执政党绩效的评估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在某些环境下，威权的怀旧可能为民主政权的“缓慢死亡”铺平道路，然后由军方或其他威权力量接管政权。不过，怀旧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运动。更通常的是，对威权的怀旧，成为公众把统治者与政权区分开来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的证据。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秘鲁的公民们同时把佛朗哥、卡埃塔诺、盖赛尔和维拉斯科看作是有效能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最好的政体来加以支持。
对民主统治者的失望与幻灭和对威权统治者的怀旧是民主巩固过程中的第一步。这种幻灭与怀旧也标志着精英和公众已经从短暂而快慰的民主化“巅峰”中降下来，并开始适应民主“低谷”中的零乱与沉重。他们了解到，民主建立在政府可能会失灵，因此，必须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改变政府，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但是它却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行为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而做到前者却是不可能的。其所产生的幻灭和降低了的期望值正是民主得以稳定的基础。当人们了解到，民主只是为**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了。
第三波中的头15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新兴民主国家，不存在重大的**运动。威权的残余集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极端主义者）都存在于许多国家。威权怀旧在几个国家都有具体的表现。对民主的热情、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和民主领袖的受欢迎程度都有普遍的下降。然而，在第三波的头15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来向新兴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并形成足以明显取代民主政权的威权政权。至少那些在第三波早期时已经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民主之可取性的认同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在西班牙，如上所示，在1977年到1983年间举行的五次民意测验中，公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民主是像他们这样国家的最好政体。正如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支持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宽泛，而且含糊不清。而且与在其之前的闭关自守的政权相比更是如此。民主政权不太受限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它享有相对的独立。”对民主的广泛支持并不限于西班牙。例如，在智利，在1982年到1988
年之间的所进行的四次民意调查中，利马的公民绝大多数，从66％到88％拥护民主，在1988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有75％的人认为民主是他们国家最可取的制度。一些更零星的证据表明，在其他第三波国家中，支持民主的程度也大致相当。
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权更迭之后立即出现的对民主的广泛认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对民主和与民主相关的价值与态度的支持形成的相对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五十年代初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表明，他们对新纳粹党得权的尝试表示支持或是漠不关心，而对恢复君主制的支持则略低于三分之一。当被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时，45％的人选择1914年之前的帝国，42
％的人选择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7％的人选择威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对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在1959年上升到43％，在1970年上升到81％。在1953年，50％的德国公众认为，民主是德国的最好政体；到1972年，有90％的人持这样的看法。对民主的支持的形成和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态度与公民能力的形成，大概足足费了20年的时间。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日本也以更加缓慢和不太完善的方式在舆论上转向更赞同民主。
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者垮台之后几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约20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相对的认同呢？在德国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人民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民自身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民主。当德国的公众变得主要由那些在联邦德国受过教育、并度过成年生活的人构成时，在德国对民主的支持几乎接近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和秘鲁，在民主政权上台之后，对民主的广泛支持要么意味着这种广泛的支持在威权政权期间就已存在，要么意味着在向民主转型之前支持，或至少默认威权主义的人在民主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这两种可能对民主来说未必都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种看法成立，在那些甚至在对民主有压倒性支持的时候，威权政权在那些社会仍然存在。如果第二种看法成立，那些在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他们的看法而支持民主的人可以想象也会同样快地朝着**的方向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转。在西班牙和秘鲁，对民主的广泛的支持显然是舆论变化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更容易出现逆转。
第六节 民主政治行为的制度化
在新民主体制下所形成的幻灭，其自身以四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它常常导致冷漠、犬儒和脱离政治。在许多新民主国家转型期间，投票水平很高，但随后，就开始下降。有时在转型之后的选举中下降得非常之快。政治参与的下降按照民主理论来看也许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确出现了，因而也就威胁到新民主的稳定性。
其次，幻灭通过对现任政府的反弹表现出来。例如在西班牙，选民们推翻了执政党，并用另一组统治者来加以取代。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主性的反应，而且，它在新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经常发生。现任的领导人和政党在他们试图谋求重新当选时通常不至于被击败。在民主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政府换届中，这样上台的政党通常会追求一种其国家主流意见范围内的温和政策。特别是那些认同左派思想的政党，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社会党、希腊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阿根廷的庇隆派通常在执政期间都会采纳十分保守的和正统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唯一的例外是秘鲁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
第三，对民主的幻灭不时也会产生对当政者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不仅拒绝支持执政党、他们也拒绝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其他主要政党和团体，并把他们的支持转给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这种反应更通常地出现在总统制国家，在总统制下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通常是建立在个人，而不是政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拉丁美洲，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这种反应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反体制反应的一些显著的例子是巴西的科洛尔和秘鲁的藤森这样的候选人得以成功当选。在阿根廷，梅内姆作为候选人也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他是这个国家体制内基础最庞大的政党的候选人。一些成功的民粹主义候选人靠着他们“局外的”反建制的政治诉求而赢得了选举，同时，他们极少或没有来自建制内的政党的支持，而是来自公众中广泛的和多阶层的支持。但是，一旦就职，民粹主义的候选人通常会并不追随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实施严厉的紧缩计划，以削减政府预算、促进竞争和降低工资。
反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的反应是对政策失败和幻灭的经典式民主反应。通过选举，一组统治者失去了权位；而另一组统治者上台执政，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如果谈不上改进的话。当这些体制内的反应得到制度化之后，民主就得到了巩固。
测量这种巩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的检验标准。通过这种测验，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得到巩固。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统治者愿意按照选举的结果来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选举易手常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阿根廷，1989年向民主的转型是自1916年以来的第一次政权易手。在这次政权易手中，由选举产生的某个政党的总统把权力移交给由选举产生的来自另一个党派的总统。1985年和1990年秘鲁的选举也标志着秘鲁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权力由一位当选总统向另一位当选总统的易手。
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两次政权易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高难度的检验。美国早先并不明显达到这一检验的要求，一直到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在1840年把权力交给自由党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普遍地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并不合乎这一检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一次有效的政权易手。在1950年与1990年间，土耳其有三次军事介入，而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易手，而从未出现过第二次易手。
在1974年与1990年间，已经举行转型选举的29个国家中有三个，即苏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由选举所产生的民主政府被军事或宫廷政变所推翻。在1986年之后，进行过民主选举的另外1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在1990年底以前举行过全国性选举。在其余的那些在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一次或一次以上选举的16个国家中，有15个出现了第一次政权易手，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在那些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两次以上的全国性选举的8个国家中有6个出现了第二次政权易手，例外是西班牙和洪都拉斯。在16国家中的所有28次选举中，有22次执政的候选人或政党被击败，由反对派掌权。总之，民主过程运作起来了，选民们定期地撤换现任者，而现任者又总是把官职交给由选民们新选中的人。除三个国家的民主政府被政变推翻之外，从把选举过程制度化的角度看，在1990年民主在第三波国家中仍然枝强叶茂。
不满的第四种，也是最极端的政治表现，是一种不是针对在职的统治者，而是针对现体制的反应，即针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应。反对民主的具体政治力量包括从威权政权中残存下来的保守集团，以及从反威权的反对派中延续下来的极端主义团体。保守派团体在一些国家包括军方中的一些分子，这些常常心怀不满的中级军官受到了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而不能够从民间团体中动员到举足轻重的支持。在以前的**国家，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内的一些分子，包括秘密警察常常也为**化的活动充当后盾。在尼加拉瓜，保守的、由桑蒂诺派控制的工会公开地向民选的政府挑战，威胁要实行“由下至上的统治”。
极端的反对派常常也试图向新的民主政权挑战。不过，就其本质而言，激进的团体会运用暴力，诸如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萨尔瓦多的法拉邦多·马蒂全国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MLN），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从新民主国家的公众中动员到广泛的支持。使用更为和平的策略的极端主义集团也极少能够取得成功。例如，在韩国1990年5月，激进的学生组织了示威并通过寻衅滋事来纪念光州屠杀十周年。有一次示威几乎有100000
人参加。另外几次的示威人数在2000到10000
之间。这些自198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并没有像1987年反威权政权的示威那样得到广泛的支持。在韩国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参加了1990年的示威，而中产阶级则回避了，因为他们“对反对派组成新政府的能力普遍缺少信心”。据报道，“中产阶级选择在家里抱怨，而不是在电视上抱怨。”从总体上看，残存的保守派和极端主义团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被孤立在政治的边缘。
民主政治实践在第三波民主国家中的普及反映了威权力量的消亡。军人执政集团、个人独裁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被尝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此，民主成了唯一的选择。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以及新的运动是否会促进新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运动能够发挥作用，并获得重大支持的程度大概取决于民主政治行为，包括由选举进行政权移手得以制度化的程度。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的民主道路使人失去盼头。公众们究竟会多少次愿意用另一个政党或联盟来取代这一个政党或联盟，以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呢？选民们会在多少次愿意选举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受人民欢迎的局外者，而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奇迹呢？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不仅可能会对民主政府的失败感到失望，而且也对民主程序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也许想从反现任统治者和反权力机构的反应转向反体制的反应。如果民主的选择似乎已经衰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袖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来造就一个新的威权政权。
第七节 有利于新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促进第三波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巩固呢？到1990年，第三波才15岁，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因此，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过，两组潜在的相关证据倒是现成的。第一，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经验已经可以为第三波提供教训。其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促进民主政权产生的因素未必促进民主政权的巩固。然而，有些因素则能够两者兼得。此外，有些事态的发展比另一些事态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若要试图去预测在哪些国家民主将得到巩固，在哪些国家将得不到，这样的预测则是愚蠢的，这里，我不试图去作出这种预测。不过，试图去找出能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若干变项，并找出这些变项在多大程度上在个别的第三波国家中存在与否，则是有益处的，哪怕这种做法带有些推测的性质。民主得以成功巩固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表5．1 第三波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经验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年数
国别
20年以上
乌拉圭*、菲律宾、印度、土耳其、智利*
10－19年
希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韩国、巴基斯坦、巴西
１－９年
阿根廷*、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格林纳达、尼日利亚
不足１年
西班牙*、葡萄牙*、萨尔瓦多、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苏丹、蒙古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过一些民主经验的国家
第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合理地断言，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如表5．1中的分类所示，５个国家，乌拉圭、菲律宾、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已有20年以上的民主经验，尽管对土耳其来说，这种经验曾因为1960年和1970年的军事介入而被中断。在另一端，有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以及六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和苏丹，在第三波之前完全没有民主经验。
表5．2 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国别
5000以上
西班牙、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2000－4999
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波兰、罗马尼亚、韩国
1000一1999
秘鲁、厄瓜多尔、土耳其、格林纳达、智利
500－999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菲律宾
不足500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苏丹
资料来源：非东欧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os，1989）第164－165页。东欧国家：据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东欧：迈向经济富裕还有漫长的道路”（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技术与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论文，1990年5月16日），第1－6页。
注：蒙古因缺少数据从略。
其次，正如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的关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及其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更有助于民主政权的建立。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87年为准，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指标，第三波国家可以分成相对明确的几种类型（见表5．2
）。西班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10美元），东德，也可能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在最高一组，其次是希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20美元）。其他几个国家也在2000美元的线之上，包括葡萄牙、乌拉圭、韩国、巴西和其他３个东欧国家。在底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00
美元的四个第三波国家。到1990年底，其中的两个（尼日利亚和苏丹）已经回归到军人统治。第三，巴基斯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已经被国家元首免除了职务，据报道，这是因军方的请求。此后，在1990年，印度是唯一能够保存民主完好无损的极端贫困的第三波国家。
第三，国际环境和外国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民主的外部环境大概也应该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见表5．3
）。这里一个“外部环境”，指的是自身为民主的外国政府或其他行动者赞同在其他国家实行民主，因此，与新民主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运用对该国的影响力。德国的统一使得民主在东德的前景与西德的稳定的民主环境命运攸关。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极有诱惑力，民主的统治方式又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第三波欧共体成员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着强烈的诱因来维持它们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希望获得成员资格。这种可能性也为他们维持其民主提供了一种诱因。一些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美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国家包括中美洲的国家，格林纳达、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在有美国影响存在，但不太强大的地方，包括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韩国、土耳其、波兰和智利。一些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影响在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相对较弱。
表5．3
第三波国家的外部环境与民主巩固
巩固的外部环境
国别
极其有利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相当有利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玻利维亚
有利
秘鲁、厄瓜多尔、韩国、乌拉圭、智利
无关紧要或不利
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
注：对外部环境的分类依据的作者印象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即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民主。
第四，在第三波国家中民主转型的时机也能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中巩固民主有影响的因素（见表5．4）。在这一波初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建立民主的努力主要是出自一种自发的原因。外部的影响和滚雪球的效应作为民主化的原因对那些在第三波稍后时期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更为重要。可以合理地断言，出现在第三波早期的民主转型中自发原因的普遍存在比外界的影响可能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这种外界的影响主要出现在第三波晚期的民主转型之中。就其作为一个因素而言，它有利于南欧国家、印度、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些国家民主的巩固。它也应该有利于尼日利亚的民主的巩固，但是，它却未能阻止其过早向威权主义的回归。导致后来这些向民主转型的力量大概应该比东欧国家、韩国、巴基斯坦和尼加拉瓜以及那些1990年仍处在自由化进程之中的国家（如中国台湾、南非、苏联和墨西哥）的民主的巩固更为困难。
表5．4 第三波国家民主的创始
首次选举的时间
国别
在1980年以前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厄瓜多尔、印度、尼日利亚
1980－1983年
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土耳其
1984－1987年
乌拉圭、巴西、菲律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韩国、格林纳达、苏丹
1988－1990年
巴基斯坦、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智利、蒙古
可能在1990年之后
墨西哥、苏联、南非、（中国台湾）、尼泊尔、巴拿马
第五，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显然涉及到转型过程与巩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通过变革、置换、移转或干预而完成民主转型对民主的巩固有什么差别吗？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巩固都可以提出立论和反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暴力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可以断言：和平的、认同性的转型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暴力的转型有可能在大多数人口中形成一种更深刻的反对流血的倾向，因此会造就对民主体制和价值的更深刻的信念。总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种认同性的、不太充满暴力的转型为巩固民主比冲突和暴力为巩固民主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通过谈判的移转也许最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变革其次；置换和干预为民主的巩固提供的基础最少（见前文中的表3.1）。或许也可以认为，不论这种过程的本质如何，它所牵涉到的暴力越少，就对巩固民主的巩固条件越有利。若是这一假设成立，它就可以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南非的民主巩固问题造成一些难题。
第六，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新兴民主国家所面对情境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不仅仅决定民主的巩固程度，而且，问题的核心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些问题和对新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与民主的巩固无关。严重的情境性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只是同其他变项一道影响到民主的巩固（见上文，即本章第四节的开头部分）。
除这六项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当然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成败。不过，这些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并不总是很容易估计出来。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威权政权的性质和成功也许影响到其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的前景。威权政权是一个军人政权，还是一个一党政权，还是个人独裁政权，还是一个种族性的寡头政体，这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前景吗？就此可以提出一些相互冲突的假设和论点，包括前任威权政权的性质对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没有任何重大影响的论点。同样，民主政权是更可能仿效那些被认为是相对成功的威权政权（如西班牙、巴西、中国台湾、韩国和智利），还是相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如阿根廷、菲律宾、葡萄牙、玻利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一区分显然与不同的转型进程有关，但是，其自身也可以算作一个自变项。但是其方向如何呢？可以认为，精英和公众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的明显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对民主的巩固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过，也可以认为，各国在政治能力上各有差异，而且成功造就威权主义的民众（如西班牙人），同样也可以成功地造就民主。而那些没有能够创造出成功的威权体制的人也不可能更成功地巩固一个民主政权（如阿根廷人）。
民主的巩固也受到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的影响。例如，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论点，即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助于新民主政权的成功，因为它削弱了政治的“孤注一掷”的一面，通常要求由各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并为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平衡提供一种机会。这种论点颇有参考价值，而且向议会制转换的可取性已经被一些拉美人所提出来，包括劳尔·阿尔方辛。不过，议会内阁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性质有关。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区域、社团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多党能够更有利于民主吗？在两党制下，据认为，两个代表性广泛的政党相互之间提供一种可行的和负责任的替代政府，而其领导人在对付严重的经济危机、贩毒的黑手党和具有威胁性的叛乱方面能够更容易合作，这种两党制更有利于民主吗？同样，对这一判断仍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如果上面所讨论的因素与新兴民主的巩固有关，而且，如果有人含而混之地断定它们都同等相关，那么，有关最有利于和最不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条件上就会出现更为宽泛的判断。这种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总体上看，巩固的条件在南欧国家、东德、乌拉圭和土耳其最为有利。对相当多数的国家来说，巩固的条件不那么有利，但却仍然可以起一些支撑作用；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印度、波兰和匈牙利。对民主的巩固所不太有利的条件，出现在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尼加拉瓜、保加利亚、蒙古。最后，苏丹和罗马尼亚在支撑民主的维持的条件方面似乎特别不足。
许多因素将影响到第三波国家中民主的巩固，而且，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似乎最可能的是，不论民主在事实上摇摆不稳，还是得以维持，都主要取决于政治领袖愿意维持民主的程度以及愿意为这一努力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