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化学钥匙（2/2）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美-艾伦.G.狄博斯》作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美-艾伦.G.狄博斯 2017-04-13 10:56
题上。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盐、硫和汞)是对早期的金属硫一汞理论和其他三元素的一种修正，但它在近代科学兴起中具有特殊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土、水、气和火)构成了已被人们接受的宇宙论体系的基础。它们被炼金术士们作为解释物质组成的工具，被医生们(通过体液)作为诠释疾病的体系、被物理学家们作为对自然界的运动进行恰当理解的基础。因此，引入一种新的元素体系就是冒险对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框架表示怀疑。
尽管新的要素可以被恰当地诠释为是对经院哲学进行抨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们仍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明确地给这些要素下定义，而且它们在近代分析化学的发展中确实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物质中被描述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帕拉塞尔苏斯也没有特别地试图用这些要素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反，他——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一直使用两种体系。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化学论者从观察证据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著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而，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论医生(the
chemical
physicians)中转而将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人数正与日俱增。一些人被**、灵魂和精神三位一体的类比所吸引，而另一些人转向它们则是为了寻求体液的一种取代物。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们代表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上的物质，而在实用的药剂师看来，它们只不过是蒸馏产品。一种药草产生水状粘液、易燃的油与固状物体并非希罕事，而人们感觉到，这些东西至少表明了汞、硫和盐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
化学论宇宙的概念并不限于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和元素理论问题。那些对气象学感兴趣的著作者把雷电解释成硫气与硝气(aerialsulfur
and nitre)相化合，并将其与火药中的硫磺和硝石相类比。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著作者们最先提出了一种对农业化学的发展有意义的假说。他们寻找耕作中施肥所产生的有益作用的原因，正确地预测了肥料向上壤提供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可溶性盐。
实际上，对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来说，地球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这种观点解释了火山、温泉和山泉的起源以及金属的生长。人们在解释火山时用了内火这样的旧概念，认为它是熔融物质通过地表裂缝的喷发物(图2．3)。山泉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在此争辩说，地下水库里的水被中心火的热所蒸馏，当这种蒸汽抵达地表时，山体就像化学蒸馏器一样起作用，其结果就是被“蒸馏”出来的山泉。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火的可能性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地球内不存在这种大火所必需的空气。亨利·德·罗契斯(Henri
de Rochas，活跃于1620—1640年)建议说，矿泉的热来自于地内的硫磺与一种亚硝盐(nitrous salt)的反应。英国医生爱德华·约尔登(Edward
Jorden，1569—1632)另外提出了一种让人更能理解的化学论方案。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化学论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底的生机论者。尽管他接受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金属生长的观点，但是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此作了说明。他开始起劲地研究炼金术的“发酵”过程，他将其解释成一种不需要空气就能产生热的反应。他认为，这一定是无机物生长的原因。这种新的热源使人不需要令人烦恼的中心火观点就能理解火山和山泉。
小宇宙和医学理论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被认为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新的观察研究，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帕拉塞尔苏斯坚决认为，是上帝而不是星宿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医生。他的追随者们也持这一观点，并补充说，由于神性的原因，医学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各门科学。在此，他们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士-医生观念(the
priest-physician concept)。这种观念的最终来源很可能可以在《旧约·传道书》(Ecclesiasticus)第38章第1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医生是多么荣耀，因为是至高无上的主造就了他。”其实，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医生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真正的自然法术师相比。
帕拉塞尔苏斯与其早期追随者们坚定地信奉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人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微小复制品，其体内体现了宇宙的所有部分(图2．4)。无论什么时候，在较大世界与较小世界之间寻找一致性都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相容与相斥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相互作用。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们坚决主张通过接触产生作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发现接受远距离作用毫无困难。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会最先起来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①的磁实验研究辩护。在医学领域，引起争议的武器药膏疗法(通过含有对武器而非受伤者进行处理的相容性来治疗)确实表现了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可能性。
①英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540-1603)，磁学研究的先驱，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哥白尼观点的重要人物，认为保持行星在其轨道上的力量是一种磁力。——译注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看来，盖仑医学的体液理论已经不再适用。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传统解释遭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抛弃。他更喜欢强调作为三要素之一的身体内部那些局部机能失调。在他看来，疾病的主因可以在通过空气、食物或者饮酒进入人体的那些外在种子般的因子里找到。这些因子先集中在局部，然后在各种特殊器官里生长。在此可进行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一种类比。与地球内的金属“种子”导致了金属矿脉生长的方式相同，当疾病的“种子”与某个器官的局部生命力(Life
force)进行斗争时，它们便在体内生长。这种生命力从废物中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在某种方式上类似于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从未经提炼的物质中分离出纯净的精华。
大宇宙对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化学蕴义。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约瑟夫·迪歇纳(Joseph
Duchesne，1544—1609)在谈及呼吸器官疾病时，所根据的是其他化学医学家(或医学化学家)在解释山泉成因时所运用的同样的蒸馏类比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各种化学类比的不断探求。空气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维持火和生命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一方面，硫气与硝气的结合能产生空中的雷电或地内的温泉，那么另一方面，当吸入这些物质而引起具有各种发热与发烧特征的疾病时，它们也许在体内发生反应(图2．5)。到了17世纪早期，硝气逐渐与人们需要的一种生命力联系起来。的确，这种生命力有时等同于“精气”(spiritus
mundi)。人们假定，这种物质从肺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被分离出来以后，就形成了动脉血。由于他们坚持这一概念——或者这种概念的变种，因此，当我们发现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反对放血术这一常用疗法时，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减病人必需的生命力。同时，对放血疗法的柜斥反映了他们与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对立。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那么它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由于热与火的重要性，因而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水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该领域一种悠久的中世纪传统不但导致了各种分离测试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很快适应了这一传统并对其加以发展，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到了1571年，罗纳德·瑟内萨(Leonard
Thumeisser，1530—1596)运用了定量方法、溶解性测试、结晶学证据以及火焰试验。而在17世纪早期，爱德华·约尔登提倡用“猩红布”(scarlet
cloth)的红-蓝颜色变化，作为我们今天区分酸性和碱性液体的常规测试。这些人的工作给该世纪晚期罗伯特·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资料。
新的化学分析的结果被运用于实际应用。化学家们现在能够教给那些无法到矿泉浴场去的人制备人工矿泉水的方法，同时，这种分析资料增加了使用那些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药物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激动地争辩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传播了各种不为古人所知的蹂躏人类的疾病<人们尤其为各种性病而感到惊恐万分)。其结果是，人们需要各种新药，这些新药比从药萆中制备的传统草本制剂(Galenicals)更有功效。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些新药就是他们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金属和矿物。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并不是这些新药的创新者。然而，正如R·博斯托克(R．Bostocke)于1585年所说，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通过其对剂量的谨慎关注、通过运用化学技艺仅把有价值的精华从危险的矿物中提取出来，而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且，迪歇纳在捍卫这些药物时(1603年)，他依靠矿泉水分析来说明矿物具有有益的药用作用。
对化学药物的辩护远未使传统药物(materia medica)的捍卫者们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他们对新药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帕拉塞尔苏斯曾经打破了盖仑派宣称的“相逆疗法”(contraries
cure)，转而代之以德国民间医术坚决主张的“相近疗法”(like cures
like)。医生们被告知，要对各种毒药而不是那些温和的植物制剂进行探究。引起某种疾病的毒药如今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尽管化学家们试图消除毒性，但这一主张并未打消医学机构的疑虑。在这些医学机构看来，新药的许多支持者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庸医。在盖仑派的一部作品中，“帕拉塞尔苏斯派”这一名称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托马斯·伊拉斯塔斯(Thomas
Erastus，1524—1583)①指责帕拉塞尔苏斯提倡人们内服这些致命毒药(1572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3—1631)②对哥白尼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创新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后者作为“杀人的医生军团”头目，正走向撒旦(Satan)③巢穴的内部圣所。化学论者以更有力的回答捍卫了他们的药物和方法。17世纪中叶，有人建议从医院和军营里抽调出数百名患病的穷人，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由盖仑的信徒治疗，另一组由化学论者治疗。葬礼的数量将决定化学论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获胜。尽管这一试验决不会进行，但所提出的事实却表明了争论的激烈程度。
①瑞士神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教士、诗人。——译注
③即魔鬼。原来是天使，后因堕落犯罪，被上帝谪降到人间。一说它就是伊甸园中的蛇。——译注
17世纪早期，新药成了大学层面上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该世纪的头10年内，巴黎出现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和早在1606年所写的各种论战史实一起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被翻译出版。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参加一部官方药典的出版计划。当法国的化学论医生西奥多尔·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1573—1655)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的御医来到伦敦时，他增加了他们对新的化学药物的兴趣。当这部药典于1618年出版面世时，人们看到该书已经达成了一项谨慎的妥协。尽管该书大部分专用于传统的草本制剂；但仍然有几节留给了以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在这几节以及序言中，这些新药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且，该序言要求人们注意它们对各种疑难疾病的功效。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赫尔墨斯派医生与盖仑信徒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态度表明了对内服新药这一难题妥协的最终倾向。在化学论医生的自身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坚持把化学作为一门新自然哲学的基础，但要摒弃它那些最神秘和最缺乏实验的方面。像丹尼尔·森纳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①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 ②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化学医学论者，都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化学是医学的一种适当基础，并因此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市场上被人抛弃并遭焚毁。真正的医生不应该求助于论辩，而应该对新医学和旧医学进行考察后接受两者的精华。对于17世纪的许多化学医学论者来说，他们能够没有风险地追随化学论哲学，是因为化学论哲学似乎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基础。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和盖仑的信徒——或后来的机械论哲学家——一样备受其他同辈医学化学论者神秘的、炼金术宇宙论(alchemical
cosmology)的干扰。因此，这类文献的读者将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医学和化学观点。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包括了从传统寓言式的炼金术到各种实用化学药典在内的一切。而且，正如我们将了解的，论战本身受到了医生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世纪才告一段落。
①英国医学化学家。——译注
②德国炼金术士。曾出版《炼金术》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译注
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这一阶段的化学与医学论战的意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和科学的呢?
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
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
尽管新的要素可以被恰当地诠释为是对经院哲学进行抨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们仍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明确地给这些要素下定义，而且它们在近代分析化学的发展中确实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物质中被描述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帕拉塞尔苏斯也没有特别地试图用这些要素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反，他——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一直使用两种体系。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化学论者从观察证据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著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而，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论医生(the
chemical
physicians)中转而将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人数正与日俱增。一些人被**、灵魂和精神三位一体的类比所吸引，而另一些人转向它们则是为了寻求体液的一种取代物。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们代表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上的物质，而在实用的药剂师看来，它们只不过是蒸馏产品。一种药草产生水状粘液、易燃的油与固状物体并非希罕事，而人们感觉到，这些东西至少表明了汞、硫和盐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
化学论宇宙的概念并不限于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和元素理论问题。那些对气象学感兴趣的著作者把雷电解释成硫气与硝气(aerialsulfur
and nitre)相化合，并将其与火药中的硫磺和硝石相类比。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著作者们最先提出了一种对农业化学的发展有意义的假说。他们寻找耕作中施肥所产生的有益作用的原因，正确地预测了肥料向上壤提供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可溶性盐。
实际上，对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来说，地球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这种观点解释了火山、温泉和山泉的起源以及金属的生长。人们在解释火山时用了内火这样的旧概念，认为它是熔融物质通过地表裂缝的喷发物(图2．3)。山泉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在此争辩说，地下水库里的水被中心火的热所蒸馏，当这种蒸汽抵达地表时，山体就像化学蒸馏器一样起作用，其结果就是被“蒸馏”出来的山泉。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火的可能性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地球内不存在这种大火所必需的空气。亨利·德·罗契斯(Henri
de Rochas，活跃于1620—1640年)建议说，矿泉的热来自于地内的硫磺与一种亚硝盐(nitrous salt)的反应。英国医生爱德华·约尔登(Edward
Jorden，1569—1632)另外提出了一种让人更能理解的化学论方案。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化学论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底的生机论者。尽管他接受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金属生长的观点，但是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此作了说明。他开始起劲地研究炼金术的“发酵”过程，他将其解释成一种不需要空气就能产生热的反应。他认为，这一定是无机物生长的原因。这种新的热源使人不需要令人烦恼的中心火观点就能理解火山和山泉。
小宇宙和医学理论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被认为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新的观察研究，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帕拉塞尔苏斯坚决认为，是上帝而不是星宿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医生。他的追随者们也持这一观点，并补充说，由于神性的原因，医学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各门科学。在此，他们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士-医生观念(the
priest-physician concept)。这种观念的最终来源很可能可以在《旧约·传道书》(Ecclesiasticus)第38章第1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医生是多么荣耀，因为是至高无上的主造就了他。”其实，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医生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真正的自然法术师相比。
帕拉塞尔苏斯与其早期追随者们坚定地信奉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人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微小复制品，其体内体现了宇宙的所有部分(图2．4)。无论什么时候，在较大世界与较小世界之间寻找一致性都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相容与相斥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相互作用。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们坚决主张通过接触产生作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发现接受远距离作用毫无困难。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会最先起来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①的磁实验研究辩护。在医学领域，引起争议的武器药膏疗法(通过含有对武器而非受伤者进行处理的相容性来治疗)确实表现了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可能性。
①英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540-1603)，磁学研究的先驱，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哥白尼观点的重要人物，认为保持行星在其轨道上的力量是一种磁力。——译注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看来，盖仑医学的体液理论已经不再适用。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传统解释遭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抛弃。他更喜欢强调作为三要素之一的身体内部那些局部机能失调。在他看来，疾病的主因可以在通过空气、食物或者饮酒进入人体的那些外在种子般的因子里找到。这些因子先集中在局部，然后在各种特殊器官里生长。在此可进行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一种类比。与地球内的金属“种子”导致了金属矿脉生长的方式相同，当疾病的“种子”与某个器官的局部生命力(Life
force)进行斗争时，它们便在体内生长。这种生命力从废物中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在某种方式上类似于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从未经提炼的物质中分离出纯净的精华。
大宇宙对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化学蕴义。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约瑟夫·迪歇纳(Joseph
Duchesne，1544—1609)在谈及呼吸器官疾病时，所根据的是其他化学医学家(或医学化学家)在解释山泉成因时所运用的同样的蒸馏类比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各种化学类比的不断探求。空气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维持火和生命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一方面，硫气与硝气的结合能产生空中的雷电或地内的温泉，那么另一方面，当吸入这些物质而引起具有各种发热与发烧特征的疾病时，它们也许在体内发生反应(图2．5)。到了17世纪早期，硝气逐渐与人们需要的一种生命力联系起来。的确，这种生命力有时等同于“精气”(spiritus
mundi)。人们假定，这种物质从肺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被分离出来以后，就形成了动脉血。由于他们坚持这一概念——或者这种概念的变种，因此，当我们发现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反对放血术这一常用疗法时，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减病人必需的生命力。同时，对放血疗法的柜斥反映了他们与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对立。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那么它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由于热与火的重要性，因而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水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该领域一种悠久的中世纪传统不但导致了各种分离测试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很快适应了这一传统并对其加以发展，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到了1571年，罗纳德·瑟内萨(Leonard
Thumeisser，1530—1596)运用了定量方法、溶解性测试、结晶学证据以及火焰试验。而在17世纪早期，爱德华·约尔登提倡用“猩红布”(scarlet
cloth)的红-蓝颜色变化，作为我们今天区分酸性和碱性液体的常规测试。这些人的工作给该世纪晚期罗伯特·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资料。
新的化学分析的结果被运用于实际应用。化学家们现在能够教给那些无法到矿泉浴场去的人制备人工矿泉水的方法，同时，这种分析资料增加了使用那些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药物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激动地争辩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传播了各种不为古人所知的蹂躏人类的疾病<人们尤其为各种性病而感到惊恐万分)。其结果是，人们需要各种新药，这些新药比从药萆中制备的传统草本制剂(Galenicals)更有功效。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些新药就是他们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金属和矿物。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并不是这些新药的创新者。然而，正如R·博斯托克(R．Bostocke)于1585年所说，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通过其对剂量的谨慎关注、通过运用化学技艺仅把有价值的精华从危险的矿物中提取出来，而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且，迪歇纳在捍卫这些药物时(1603年)，他依靠矿泉水分析来说明矿物具有有益的药用作用。
对化学药物的辩护远未使传统药物(materia medica)的捍卫者们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他们对新药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帕拉塞尔苏斯曾经打破了盖仑派宣称的“相逆疗法”(contraries
cure)，转而代之以德国民间医术坚决主张的“相近疗法”(like cures
like)。医生们被告知，要对各种毒药而不是那些温和的植物制剂进行探究。引起某种疾病的毒药如今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尽管化学家们试图消除毒性，但这一主张并未打消医学机构的疑虑。在这些医学机构看来，新药的许多支持者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庸医。在盖仑派的一部作品中，“帕拉塞尔苏斯派”这一名称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托马斯·伊拉斯塔斯(Thomas
Erastus，1524—1583)①指责帕拉塞尔苏斯提倡人们内服这些致命毒药(1572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3—1631)②对哥白尼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创新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后者作为“杀人的医生军团”头目，正走向撒旦(Satan)③巢穴的内部圣所。化学论者以更有力的回答捍卫了他们的药物和方法。17世纪中叶，有人建议从医院和军营里抽调出数百名患病的穷人，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由盖仑的信徒治疗，另一组由化学论者治疗。葬礼的数量将决定化学论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获胜。尽管这一试验决不会进行，但所提出的事实却表明了争论的激烈程度。
①瑞士神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教士、诗人。——译注
③即魔鬼。原来是天使，后因堕落犯罪，被上帝谪降到人间。一说它就是伊甸园中的蛇。——译注
17世纪早期，新药成了大学层面上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该世纪的头10年内，巴黎出现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和早在1606年所写的各种论战史实一起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被翻译出版。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参加一部官方药典的出版计划。当法国的化学论医生西奥多尔·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1573—1655)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的御医来到伦敦时，他增加了他们对新的化学药物的兴趣。当这部药典于1618年出版面世时，人们看到该书已经达成了一项谨慎的妥协。尽管该书大部分专用于传统的草本制剂；但仍然有几节留给了以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在这几节以及序言中，这些新药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且，该序言要求人们注意它们对各种疑难疾病的功效。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赫尔墨斯派医生与盖仑信徒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态度表明了对内服新药这一难题妥协的最终倾向。在化学论医生的自身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坚持把化学作为一门新自然哲学的基础，但要摒弃它那些最神秘和最缺乏实验的方面。像丹尼尔·森纳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①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 ②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化学医学论者，都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化学是医学的一种适当基础，并因此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市场上被人抛弃并遭焚毁。真正的医生不应该求助于论辩，而应该对新医学和旧医学进行考察后接受两者的精华。对于17世纪的许多化学医学论者来说，他们能够没有风险地追随化学论哲学，是因为化学论哲学似乎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基础。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和盖仑的信徒——或后来的机械论哲学家——一样备受其他同辈医学化学论者神秘的、炼金术宇宙论(alchemical
cosmology)的干扰。因此，这类文献的读者将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医学和化学观点。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包括了从传统寓言式的炼金术到各种实用化学药典在内的一切。而且，正如我们将了解的，论战本身受到了医生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世纪才告一段落。
①英国医学化学家。——译注
②德国炼金术士。曾出版《炼金术》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译注
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这一阶段的化学与医学论战的意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和科学的呢?
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
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