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科学史》汉译弁言

    科学是国际性的文化。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史，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了解国际学术背景并进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下工作，是我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的必由之路。

    巴萨拉和科尔曼编辑的这套科学史丛书，历时近30年，从1971年至今共出版11部(1971—1975年由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出版了其中的4部，从1977年起改由剑桥大学出版)。丛书的作者都是优秀的科学史学家。他们或者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或者是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或者是国际性学术奖得主，在国际科学史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以准确、精短的叙述和分析，继承了已有的科学史遗产，总结了新的科学史研究成就，纠正了对科学史的种种谬见和误解，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复杂图景，为我们奉献了一批科学史著作的精品。

    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之外撰写科学史的历史相当悠久。

    据说，欧德摩斯(Eudemus)在公元前4世纪写过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著作。普罗克拉斯(Proclus)和辛普利西乌斯(Simplicius)分别在5世纪和6世纪有过关于欧几里得数学史和前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史的论述。现代科学诞生即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权威的捍卫者和新科学的先驱都把历史作为斗争的工具。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历史古老性和权威性才是学术思想合法性最有力的论证。

    到18世纪，科学家们撰写的科学史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一个方向上，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等人把科学史当作科学家们已经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的报告。其主要特征是按照作者所处时代关注的主题，着重描述相应专业的具体知识的演化，由此形成了科学家们塑就的持续至今的科学—历史传统。普里斯特利的《电学史》(1767)和《光学史》(1772)、蒙丢克拉(Jean

    Etienne

    Montucla，1725—1799)的《数学史》(1758)、巴伊(Jean-SylvainBaily，1736-1793)的《天文学史》(1775—1782)，都是这个传统中的优秀范例。这个传统中的作品，有时候也被人们不太恰当地称为“内史”作品。与内史相对的另一种科学史传统被称作“外史”，因为它着眼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之外那部分与科学事业相关的历史。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科学史，从斯普拉特(ThomasSpmt，1635—1713)开始。他撰写的《皇家学会史》(1667)是科学建制史而不是科学知识史。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归纳科学史》(1837)可能是第一部科学通史著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的研究，开创了把科学史研究建立在严格的文献考证基础上的风气。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基本范型已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与此相联系，随着科学的职业化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海克尔(E.H.P.A.Haeckel，1834—1919)、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1853—1932)等人，主张从根本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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