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南亚文化复合体（2/2）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美-拉尔夫·林顿》作者：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美-拉尔夫·林顿 2017-04-13 10:56
长子女继承所造成的困难的简易答案，是兄弟姐妹开亲联姻。如果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就把她嫁给弟弟。这样，争夺酋长职位的一切要求都消除干净了。姐弟婚姻所生的子女取得了双重的世袭的超自然力。在波利尼西亚的群岛大部分地区，任何形式的兄弟姐妹婚姻都受到严厉的遣责，就象它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受到严厉的遣责一样。然而，在夏威夷，增强超自然力的**似乎导致了兄长和妹妹的婚姻。这种匹配的婚姻被其它波利尼西亚人视为丑事。
不提到“马那”（超自然力）和“塔布”禁忌），是不可能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可惜，这两个词都不能直译成英语。与“马那”最相近的英语是“成就的力量（Power for accomplishment）。因此，凡是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人或物都表明自己具有“马那”，无论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是钓到异常多的鱼的一只钓钩还是具有超常外交手腕的酋长，他们都具有“马那”。其它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使之成为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系统的东西。波利尼西亚人使之成为一个逻辑的、哲学的观念，借助这个观念，卓越能力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共同的标准。
“马那”完全是无生命、无感觉的，就象我们的力的观念和能量的观念。据认为它无处不在。只要技巧正确，它是能够为人利用的。可以把它比喻为无线电波，把体现马那的人或物比喻为收音机。神祇和精灵以及人的力量，归之于它们各自接收和聚敛马那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差别很大，所以一位活着的酋长实际上可能具有比鬼魂更多的马那，甚至比一些小神具有更多的马那。马那的感染力很强，凡是接触过具有很多马那的人或物的东西，无不变得非常危险，它们会危及马那较少的人的安全。
“马那”信仰表面上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马尼顿”（moniton）和“奥伦达”（orenda）之类的观念相似。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差別，它反映了波利尼西亚人和印第安人对我们所谓的超自然力所抱的不同态度。印第安人靠主体的试验去确认超自然力的存在。他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他感觉到了它使人敬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即戈登魏泽①所谓的“宗教震慑”。波利尼西亚人不进行主体试验去感受马那。只有在他看见马那发挥神力后，他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正如只有作过试验之后才知道电线已带电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凡是受马那影响而变得危险的物体和地方，就一定得标记出来。波利尼西亚各地，“塔布”信号被用来表示一个地方是神圣的，或者表示某种财产受到魔力的保护。
“塔布”也没有准确的英语对应词。这个词最初为欧洲人熟悉，是通过18世纪末库克②船长著作的发表而实现的。由于它非常合适地填补了英语中原先缺乏的词汇，所以它立即成了英语的借词。对波利尼西亚人而言，“塔布”意指某种禁忌之物，即对自己和它人构成危险的超自然力。“塔布”并不含有不道德甚或非法的意义。标明“塔布”的物体或行为总是与“马那”联系在一起。如果马那力量较小的人犯忌，触犯了马那力量较大的人的名字，他自然就要大难临头。
①戈登魏泽（Alexander golden weiser，1880-1940）—俄国出身的美国人类学家，师从博厄师。
②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太平洋探险家，南极探险家，1779年2月在与夏威夷人的冲突中被杀。
只有在被征服的小国里，塔布制度才被用于剥削，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和臣民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剥削在夏威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加米哈米哈一世于18世纪征服夏威夷人之后，继后的统治者和组织严密的祭司阶级强加的塔布越来越多，直至平民沦入穷困和绝望的境地。祭司团与国家经过了一场斗争之后，平民才摆脱了这一困境。国王亲自动手破除塔布，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王后共用一个菜盘。公众看见国王和王后都安然无恙时，消息如燎原之火不胫而走。整个塔布制度遂土崩瓦解。平民站起来，推翻祭司的统治，捣毁了庙宇。所以首批传教士到来的时候，夏威夷没有官方的宗教。
和他们的政治组织一样，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也遭到广泛的误解。各地（萨摩亚除外）崇拜的超自然神只有部落祖先的幽灵。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用于膜拜的圣地，这一圣地与葬礼也联在一起。已故酋长的亡灵尤其力量强大，因为他们与整个部落是结为一体的。与祖先比较而言，对他们情感距离比较疏远的，但未必就是更加强大的，是许多职司高度专门化的神衹，它们掌管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活动。所以，不仅有掌管营造独木舟的神衹和渔夫的神祇，而且有掌管盗贼的神衹，甚至有掌管据信是变态性习俗的神衹。许多职司专门化的神衹，似乎是精于自己行道的死者的鬼魂，这些死者最好是部落的成员。凡是人们要求助的神衹都有供人膜拜的圣地，需要求助的人在此进行小型的祭献。
最后，还有一连串大神与创世相关，或者执掌着宇宙的一部分。故此，汤加洛是海神；很容易理解的是，它成了波利尼西亚上层阶级专门的守护神，因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较晚从密克罗尼西来的入侵者。容戈是掌管植物的神衹，经过延伸，它成为森林和农业的守护神。在国家形成的地区，这些大神成为国民正式崇拜的对象。但是，在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它们“温文尔雅地贬到第一推动力的浑沌状态中去”。它们是字面上的神祗，大多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著作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在部落群已经组成国家的地区，如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修建了精致的庙宇，以国家和统治者名义的祭礼在这里举行。臣民一定得参加祭礼，这被当作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虽然臣民未必受到允许去参加实际的祭礼。在夏威夷，只有地位高的社群才能进入庙堂；平民却站在庙外，按照祭礼的要求作曲膝礼和其它的动作，一位祭司站在墙上发出信号，指挥他们参加祭礼。祭品是精细繁复的，大多数国家的崇拜都有用人做牺牲的特点。祭礼又冗长和繁复。和古罗马时一样，任何祭礼中的任何一点细小的疏忽，都使祭礼有必要重头再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祭司不敢粗心大意，凡是出错的祭司都得处死。
即使部落祖先崇拜也需要专职的祭司。祭司分两类，仪礼祭司和神启祭司。仪礼祭司通晓各种仪式需要的程序，他们又熟悉部落中的各种口头传说。神启祭司是歇斯底里的人，他们能沉浸入令人心醉的状态，使神衹和祖宗灵魂附体缠身。他们沉入痴迷癫狂状态时，就成为神的代言人，发布神谕，要求人们祭献牺牲，如此等等。神启祭司和偶像都被视为中介，神祇和崇拜者借此更密切地接触。神灵在崇拜者的祈祷之中进入偶像，来接受祭献，听人祈祷，正如他附在神启祭司身上来说明自己的**一样。各地的仪礼祭司的地位，都大大超过神启祭司的地位，所以两种祭司不至于发生冲突，这一点能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态度。
波利尼西亚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从活动的角度切入的，而不是从情绪出发的。人们把握现实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地在现实中去干，去发现宇宙是规则有序的、可以理解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一文化的特点，最恰当的字眼就是操作性的文化。技术最熟练的技师享有最高的威望。无论他从事的是什么活动。甚至在人际关系中，技巧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行为准则繁冗而拘谨，绝不能予以忽视。社会交往带上了棋赛的特征。棋步正确、棋路有条不紊展开的棋手，能迫使别人顺从他的要求。性被当作是和吃同等重要的、愉快的生理功能。浪漫色彩的恋情被当作是青春期的性错乱。人们钦羡的是恋爱手腕高明的男女两性，而不是忠于爱情的人。
3-3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包括菲律宾在内构成了一个文化区。虽然该区各民族的文化复杂性有很大分别，但是他们的共同背景都扎在悠久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复合体之中，它们都受到印度和中国伟大文明的影响，因为这两种文明是它们的近邻。尤其在村落这一层次上，它们的文化相似性大大超过差异性。因此。似乎有理由将整个地区当做是一个单位来处理，把它称之为东南亚文化区；只是在小区之间表现出重要的差别时，才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加以区分，或者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的政治单、位加以区别。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偏远地区和非洲海岸附近确立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绝非是静止不前的。事实上，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建立的前基地之间的差别，很容易这样来解释：我们可以假定，建立这些基地的人们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別离开东南亚的，因此他们带上了相应的、不同的文化装备。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在这种接触的历史记载之前很久，肯定就建立起来了。到公元160年，希腊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就已经听说，东南亚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并提到该区在开掘金银。马来半岛的银当时肯定已为人所知，肯定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在开采了。古代的矿山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良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然而没有挖掘出金属制作的东西。似乎可以断定,当地人采掘锡矿是为了出口。因为此地的锡矿几乎是纯锡，所以它在铸造青铜器的任何地方一定能找到畅销的市场。而且以体积而论，它所具有的高价值，使它很适合原始的运输。
我们不知道古代马来亚的锡运往何方，不过中国似乎最可能成为它的市场。中国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公元前1765—前1122年）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在继后的一千年中，青铜是中国最重要的金属。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南部似乎绝少使用青铜，可是这两个地区在同一时间里学到了炼铁。自历史的黎明期起，华南的中国人已经拥有大型的、适于航海的船舶，他们很容易到达马来半岛。同时，东南亚人同样能到达中国南部的海港。最后，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贸易路线不能忽视。尽管有上述的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微小的。虽然中国人愿意娶土著女子为妻，可是他们按中国人的文化把子女培养成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而土著人也维持自己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多种物件和技艺溶入了东南亚的土著文化，然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模式似乎并没有迁移到土著文化之中。
和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文化渗透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更加原始的部落中都留下了印记。印度统治者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最早的证据，是东婆罗洲一连串的四篇石刻文字。这些文字的年代是公元前400年。如果印度人此刻已渗入婆罗洲，那么他们必定已经在此之前相当久的时候就到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南部已经找到了一尊公元二世纪的佛像，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制作很久之后才运进苏门答腊的。
从首批居民住定之时起，爪哇和苏门答腊就成了受印度影响最大的两个地点。在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帝国①在7世纪初已经存在。这儿的统治者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是，8世纪初他改宗皈依了大乘佛教。
①室利佛逝帝国—7-13世纪的海上商业王国，兴起于苏门答腊巨港，与群岛诸国、中国、印度建立了商业和文化关系。
爪哇最初的王子是印度教徒，他们似乎被当做是湿婆①的化身。他们执行大兴庙宇的政策，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政策。到8世纪中叶，在室利佛逝帝国那个时代，苏门答腊岛上又建立了强大的萨伦达拉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大乘佛教，他们似乎来自于孟加拉。
11世纪以降，似乎再没有大量的从印度迁入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成分的融合稳步发展，印度教习俗和佛教习俗也稳步地融合起来。13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新柯沙里王国②的一位国王修建的一座庙宇，底楼贡奉的是印度教的湿婆，上面一层贡献的是佛陀。历代国王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藏于湿婆和佛陀的陵庙之中,一时成为风尚。这种文化和宗教的综合还受到一种辅助力量的推动：这两种宗教对上层阶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乡下人把上述宗教仪式作为优越的法术来接受，不过他们并不试图弄懂其教义。
①湿婆（Sive）—印度教三大神主之一，破坏神。
②新柯沙里王国—13世纪上半叶东爪哇出现的国家，忽必烈曾派使节前访。
紧随而至的对东南亚文化重要的事件，是伊斯兰教的传入。传入的初始年代能十分准确地断定。马可波罗1292年以中国皇帝使臣的身分访问苏门答腊时，他发现苏门答腊北端的小镇帕拉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移民苏门答腊的大多数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印度人。他们传布的教义已经完成了大多数必须的改变，以使这种为沙漠游牧民创造的信仰适应季风气候区域农民的需要。
伊斯兰教的传播进展很快。它使皈依的信徒，从由印度教生发出来的种姓制度中解放出来。种姓制度肯定与东南人不相宜。伊斯兰教强制异教徒皈依的教义，很受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马来族海盗的欢迎，当时的海盗在海上横行。任何一位首领，只要他能纠集一小股力量，迫使一个异教徒（即印度教徒）控制的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得到报偿。虏获的财物对教徒是直接的刺激。战死的教徒能升入天堂的许诺，对教徒是更重要的报偿。
穆斯林尚未站稳脚跟，欧洲列强就染指东南亚了。首先到此的是葡萄牙人；到1515年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海路。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外国势力控制东南亚的时期，这个时期迄今才开始结束。
今天研究东南亚的各种文化，犹如是攀登一架时间机器，你渐次回到欧洲人、穆斯林和印度人支配的时代，直至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为止。你从爪哇岛向东走到菲律宾群岛时，或者从大岛的沿海地区深入到它们的内陆地区时，你遇见的文化显示出来的外来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有一些文化特征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还有一些文化特征的分布明显地标示着其发祥之地。
东南亚大陸地区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它很早就与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发生了接触。除了老挝山地以东的地区之外，整个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印度文化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似乎是这样一个原因：印度人到这里来是当殖民者和传教士，中国人到这里来是做征服者和商人。即使征服一个地区之后，中国人很少在此建立永久性居民点。纵然建立了殖民地，他们保持了不同于土著的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迫使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然而，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效徒和佛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殖民的过程中都包括了传教的活动。
不提到“马那”（超自然力）和“塔布”禁忌），是不可能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可惜，这两个词都不能直译成英语。与“马那”最相近的英语是“成就的力量（Power for accomplishment）。因此，凡是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人或物都表明自己具有“马那”，无论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是钓到异常多的鱼的一只钓钩还是具有超常外交手腕的酋长，他们都具有“马那”。其它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使之成为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系统的东西。波利尼西亚人使之成为一个逻辑的、哲学的观念，借助这个观念，卓越能力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共同的标准。
“马那”完全是无生命、无感觉的，就象我们的力的观念和能量的观念。据认为它无处不在。只要技巧正确，它是能够为人利用的。可以把它比喻为无线电波，把体现马那的人或物比喻为收音机。神祇和精灵以及人的力量，归之于它们各自接收和聚敛马那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差别很大，所以一位活着的酋长实际上可能具有比鬼魂更多的马那，甚至比一些小神具有更多的马那。马那的感染力很强，凡是接触过具有很多马那的人或物的东西，无不变得非常危险，它们会危及马那较少的人的安全。
“马那”信仰表面上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马尼顿”（moniton）和“奥伦达”（orenda）之类的观念相似。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差別，它反映了波利尼西亚人和印第安人对我们所谓的超自然力所抱的不同态度。印第安人靠主体的试验去确认超自然力的存在。他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他感觉到了它使人敬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即戈登魏泽①所谓的“宗教震慑”。波利尼西亚人不进行主体试验去感受马那。只有在他看见马那发挥神力后，他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正如只有作过试验之后才知道电线已带电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凡是受马那影响而变得危险的物体和地方，就一定得标记出来。波利尼西亚各地，“塔布”信号被用来表示一个地方是神圣的，或者表示某种财产受到魔力的保护。
“塔布”也没有准确的英语对应词。这个词最初为欧洲人熟悉，是通过18世纪末库克②船长著作的发表而实现的。由于它非常合适地填补了英语中原先缺乏的词汇，所以它立即成了英语的借词。对波利尼西亚人而言，“塔布”意指某种禁忌之物，即对自己和它人构成危险的超自然力。“塔布”并不含有不道德甚或非法的意义。标明“塔布”的物体或行为总是与“马那”联系在一起。如果马那力量较小的人犯忌，触犯了马那力量较大的人的名字，他自然就要大难临头。
①戈登魏泽（Alexander golden weiser，1880-1940）—俄国出身的美国人类学家，师从博厄师。
②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太平洋探险家，南极探险家，1779年2月在与夏威夷人的冲突中被杀。
只有在被征服的小国里，塔布制度才被用于剥削，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和臣民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剥削在夏威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加米哈米哈一世于18世纪征服夏威夷人之后，继后的统治者和组织严密的祭司阶级强加的塔布越来越多，直至平民沦入穷困和绝望的境地。祭司团与国家经过了一场斗争之后，平民才摆脱了这一困境。国王亲自动手破除塔布，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王后共用一个菜盘。公众看见国王和王后都安然无恙时，消息如燎原之火不胫而走。整个塔布制度遂土崩瓦解。平民站起来，推翻祭司的统治，捣毁了庙宇。所以首批传教士到来的时候，夏威夷没有官方的宗教。
和他们的政治组织一样，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也遭到广泛的误解。各地（萨摩亚除外）崇拜的超自然神只有部落祖先的幽灵。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用于膜拜的圣地，这一圣地与葬礼也联在一起。已故酋长的亡灵尤其力量强大，因为他们与整个部落是结为一体的。与祖先比较而言，对他们情感距离比较疏远的，但未必就是更加强大的，是许多职司高度专门化的神衹，它们掌管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活动。所以，不仅有掌管营造独木舟的神衹和渔夫的神祇，而且有掌管盗贼的神衹，甚至有掌管据信是变态性习俗的神衹。许多职司专门化的神衹，似乎是精于自己行道的死者的鬼魂，这些死者最好是部落的成员。凡是人们要求助的神衹都有供人膜拜的圣地，需要求助的人在此进行小型的祭献。
最后，还有一连串大神与创世相关，或者执掌着宇宙的一部分。故此，汤加洛是海神；很容易理解的是，它成了波利尼西亚上层阶级专门的守护神，因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较晚从密克罗尼西来的入侵者。容戈是掌管植物的神衹，经过延伸，它成为森林和农业的守护神。在国家形成的地区，这些大神成为国民正式崇拜的对象。但是，在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它们“温文尔雅地贬到第一推动力的浑沌状态中去”。它们是字面上的神祗，大多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著作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在部落群已经组成国家的地区，如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修建了精致的庙宇，以国家和统治者名义的祭礼在这里举行。臣民一定得参加祭礼，这被当作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虽然臣民未必受到允许去参加实际的祭礼。在夏威夷，只有地位高的社群才能进入庙堂；平民却站在庙外，按照祭礼的要求作曲膝礼和其它的动作，一位祭司站在墙上发出信号，指挥他们参加祭礼。祭品是精细繁复的，大多数国家的崇拜都有用人做牺牲的特点。祭礼又冗长和繁复。和古罗马时一样，任何祭礼中的任何一点细小的疏忽，都使祭礼有必要重头再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祭司不敢粗心大意，凡是出错的祭司都得处死。
即使部落祖先崇拜也需要专职的祭司。祭司分两类，仪礼祭司和神启祭司。仪礼祭司通晓各种仪式需要的程序，他们又熟悉部落中的各种口头传说。神启祭司是歇斯底里的人，他们能沉浸入令人心醉的状态，使神衹和祖宗灵魂附体缠身。他们沉入痴迷癫狂状态时，就成为神的代言人，发布神谕，要求人们祭献牺牲，如此等等。神启祭司和偶像都被视为中介，神祇和崇拜者借此更密切地接触。神灵在崇拜者的祈祷之中进入偶像，来接受祭献，听人祈祷，正如他附在神启祭司身上来说明自己的**一样。各地的仪礼祭司的地位，都大大超过神启祭司的地位，所以两种祭司不至于发生冲突，这一点能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态度。
波利尼西亚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从活动的角度切入的，而不是从情绪出发的。人们把握现实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地在现实中去干，去发现宇宙是规则有序的、可以理解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一文化的特点，最恰当的字眼就是操作性的文化。技术最熟练的技师享有最高的威望。无论他从事的是什么活动。甚至在人际关系中，技巧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行为准则繁冗而拘谨，绝不能予以忽视。社会交往带上了棋赛的特征。棋步正确、棋路有条不紊展开的棋手，能迫使别人顺从他的要求。性被当作是和吃同等重要的、愉快的生理功能。浪漫色彩的恋情被当作是青春期的性错乱。人们钦羡的是恋爱手腕高明的男女两性，而不是忠于爱情的人。
3-3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包括菲律宾在内构成了一个文化区。虽然该区各民族的文化复杂性有很大分别，但是他们的共同背景都扎在悠久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复合体之中，它们都受到印度和中国伟大文明的影响，因为这两种文明是它们的近邻。尤其在村落这一层次上，它们的文化相似性大大超过差异性。因此。似乎有理由将整个地区当做是一个单位来处理，把它称之为东南亚文化区；只是在小区之间表现出重要的差别时，才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加以区分，或者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的政治单、位加以区别。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偏远地区和非洲海岸附近确立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绝非是静止不前的。事实上，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建立的前基地之间的差别，很容易这样来解释：我们可以假定，建立这些基地的人们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別离开东南亚的，因此他们带上了相应的、不同的文化装备。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在这种接触的历史记载之前很久，肯定就建立起来了。到公元160年，希腊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就已经听说，东南亚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并提到该区在开掘金银。马来半岛的银当时肯定已为人所知，肯定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在开采了。古代的矿山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良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然而没有挖掘出金属制作的东西。似乎可以断定,当地人采掘锡矿是为了出口。因为此地的锡矿几乎是纯锡，所以它在铸造青铜器的任何地方一定能找到畅销的市场。而且以体积而论，它所具有的高价值，使它很适合原始的运输。
我们不知道古代马来亚的锡运往何方，不过中国似乎最可能成为它的市场。中国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公元前1765—前1122年）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在继后的一千年中，青铜是中国最重要的金属。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南部似乎绝少使用青铜，可是这两个地区在同一时间里学到了炼铁。自历史的黎明期起，华南的中国人已经拥有大型的、适于航海的船舶，他们很容易到达马来半岛。同时，东南亚人同样能到达中国南部的海港。最后，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贸易路线不能忽视。尽管有上述的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微小的。虽然中国人愿意娶土著女子为妻，可是他们按中国人的文化把子女培养成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而土著人也维持自己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多种物件和技艺溶入了东南亚的土著文化，然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模式似乎并没有迁移到土著文化之中。
和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文化渗透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更加原始的部落中都留下了印记。印度统治者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最早的证据，是东婆罗洲一连串的四篇石刻文字。这些文字的年代是公元前400年。如果印度人此刻已渗入婆罗洲，那么他们必定已经在此之前相当久的时候就到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南部已经找到了一尊公元二世纪的佛像，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制作很久之后才运进苏门答腊的。
从首批居民住定之时起，爪哇和苏门答腊就成了受印度影响最大的两个地点。在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帝国①在7世纪初已经存在。这儿的统治者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是，8世纪初他改宗皈依了大乘佛教。
①室利佛逝帝国—7-13世纪的海上商业王国，兴起于苏门答腊巨港，与群岛诸国、中国、印度建立了商业和文化关系。
爪哇最初的王子是印度教徒，他们似乎被当做是湿婆①的化身。他们执行大兴庙宇的政策，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政策。到8世纪中叶，在室利佛逝帝国那个时代，苏门答腊岛上又建立了强大的萨伦达拉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大乘佛教，他们似乎来自于孟加拉。
11世纪以降，似乎再没有大量的从印度迁入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成分的融合稳步发展，印度教习俗和佛教习俗也稳步地融合起来。13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新柯沙里王国②的一位国王修建的一座庙宇，底楼贡奉的是印度教的湿婆，上面一层贡献的是佛陀。历代国王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藏于湿婆和佛陀的陵庙之中,一时成为风尚。这种文化和宗教的综合还受到一种辅助力量的推动：这两种宗教对上层阶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乡下人把上述宗教仪式作为优越的法术来接受，不过他们并不试图弄懂其教义。
①湿婆（Sive）—印度教三大神主之一，破坏神。
②新柯沙里王国—13世纪上半叶东爪哇出现的国家，忽必烈曾派使节前访。
紧随而至的对东南亚文化重要的事件，是伊斯兰教的传入。传入的初始年代能十分准确地断定。马可波罗1292年以中国皇帝使臣的身分访问苏门答腊时，他发现苏门答腊北端的小镇帕拉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移民苏门答腊的大多数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印度人。他们传布的教义已经完成了大多数必须的改变，以使这种为沙漠游牧民创造的信仰适应季风气候区域农民的需要。
伊斯兰教的传播进展很快。它使皈依的信徒，从由印度教生发出来的种姓制度中解放出来。种姓制度肯定与东南人不相宜。伊斯兰教强制异教徒皈依的教义，很受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马来族海盗的欢迎，当时的海盗在海上横行。任何一位首领，只要他能纠集一小股力量，迫使一个异教徒（即印度教徒）控制的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得到报偿。虏获的财物对教徒是直接的刺激。战死的教徒能升入天堂的许诺，对教徒是更重要的报偿。
穆斯林尚未站稳脚跟，欧洲列强就染指东南亚了。首先到此的是葡萄牙人；到1515年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海路。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外国势力控制东南亚的时期，这个时期迄今才开始结束。
今天研究东南亚的各种文化，犹如是攀登一架时间机器，你渐次回到欧洲人、穆斯林和印度人支配的时代，直至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为止。你从爪哇岛向东走到菲律宾群岛时，或者从大岛的沿海地区深入到它们的内陆地区时，你遇见的文化显示出来的外来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有一些文化特征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还有一些文化特征的分布明显地标示着其发祥之地。
东南亚大陸地区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它很早就与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发生了接触。除了老挝山地以东的地区之外，整个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印度文化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似乎是这样一个原因：印度人到这里来是当殖民者和传教士，中国人到这里来是做征服者和商人。即使征服一个地区之后，中国人很少在此建立永久性居民点。纵然建立了殖民地，他们保持了不同于土著的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迫使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然而，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效徒和佛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殖民的过程中都包括了传教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