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评价(5)(2/2)
《生生神学》作者:袁益娟 2017-04-13 10:53
中国教会的启示有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要重视对圣经的研究,从中挖掘有益于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的中国处境神学,而不能总是囿于西方神学的范畴、框架和模式。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以研究西方神学思想为时髦,动辄巴特、尼布尔、蒂利希,而不重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认为那是费力费时而又不易出成果的工作,有很多神学生甚至把圣经当成了一本英语学习的教科书,而不是抱着研究神学的态度。西方神学思想不是不需要研究,但应该清楚,那些思想对于中国神学的构建来说只是借鉴、只是参照,而不是主体,不是最终的目的。汪维藩的经验是:“中国的神学,不是讲了什么卡尔巴特啊,讲奥古斯丁啊,奥利金啊这些人,就能把中国神学搞好,还是要研究中国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中国的处境中重新来读圣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会来讲,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的地方。”段琦、笔者等与汪维藩访谈录音整理2006-06-19~23汪维藩神学探索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重视对圣经文本的研究,通过深入研究他探索出了很多有益于神学中国化的灵性教义,这点足以为中国教会借鉴。
其次,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中找到基督教的“根”和“家”,让基督教真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并使中国化了的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督教神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学者、神学家们的共识。传统文化的东西,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著作家的经典著作中,而且落实于中国人的为人处事、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传统习俗当中,他们被中国人代代相传,相沿成习,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且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些传统的精神必将成为当今及未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无视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将不能够产生为中国基督徒所接受的中国特色神学可言,更勿论使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振兴。汪维藩中国化神学探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正是得力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得益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的神学家不多,一些神学生以及青年神学家知道外国的东西,比知道中国的东西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很片面。正像天主教神学家于中原所说:“整个中国教会从未呼吸过自己文化的空气,一时是很难找到自己以建立自己的系统”于中原为什么需要中国神学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中国基督教神学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并且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感,这也是汪维藩所担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需要中国教会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要重视对圣经的研究,从中挖掘有益于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的中国处境神学,而不能总是囿于西方神学的范畴、框架和模式。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以研究西方神学思想为时髦,动辄巴特、尼布尔、蒂利希,而不重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认为那是费力费时而又不易出成果的工作,有很多神学生甚至把圣经当成了一本英语学习的教科书,而不是抱着研究神学的态度。西方神学思想不是不需要研究,但应该清楚,那些思想对于中国神学的构建来说只是借鉴、只是参照,而不是主体,不是最终的目的。汪维藩的经验是:“中国的神学,不是讲了什么卡尔巴特啊,讲奥古斯丁啊,奥利金啊这些人,就能把中国神学搞好,还是要研究中国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中国的处境中重新来读圣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会来讲,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的地方。”段琦、笔者等与汪维藩访谈录音整理2006-06-19~23汪维藩神学探索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重视对圣经文本的研究,通过深入研究他探索出了很多有益于神学中国化的灵性教义,这点足以为中国教会借鉴。
其次,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中找到基督教的“根”和“家”,让基督教真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并使中国化了的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督教神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学者、神学家们的共识。传统文化的东西,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著作家的经典著作中,而且落实于中国人的为人处事、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传统习俗当中,他们被中国人代代相传,相沿成习,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且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些传统的精神必将成为当今及未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无视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将不能够产生为中国基督徒所接受的中国特色神学可言,更勿论使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振兴。汪维藩中国化神学探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正是得力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得益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的神学家不多,一些神学生以及青年神学家知道外国的东西,比知道中国的东西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很片面。正像天主教神学家于中原所说:“整个中国教会从未呼吸过自己文化的空气,一时是很难找到自己以建立自己的系统”于中原为什么需要中国神学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中国基督教神学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并且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感,这也是汪维藩所担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需要中国教会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