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11）（2/2）
《生生神学》作者：袁益娟 2017-04-13 10:53
，其爱的实际只能倾泻在上帝所爱的人身上。这就是爱上帝与爱邻舍的统一。”汪维藩传统逻辑形式与某些神学范畴金陵神学志，1998，37（4）：23~30
把爱神与爱人分割成两件事，不仅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而且与圣经精意相违背，是宗教和灵性上的一大误区。汪维藩通过研究《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节经文的原文，认为官话和合译本中多了一个“爱”字，圣经原文应当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说，对上帝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是一个爱而不是两个爱，是一个爱的整体而不是可以分割的两半。对上帝的爱必须通过对邻舍的爱表现出来，因爱神而爱人，以爱人表达其爱神，这也就是后来使徒约翰说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一4：19-20）。
“爱神与爱人根本不是什么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的两码事。一个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舍命之爱的人，就有上帝住在他里面；又由于上帝是爱，有上帝住在里面也就是有‘上帝的爱’住在里面；一个有‘神的爱’住在里面的人，他必然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关心人的疾苦，乃至为人舍去生命。”汪维藩传统逻辑形式与某些神学范畴金陵神学志，1998，37（4）：23~30
（5）信与不信的统一
汪维藩在《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汪维藩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中国宗教，1997（2）一文中指出，曾在中国教会占主导地位的神学，是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那个体系，它表现在：把非信徒看为外人，从而自外于自己的人民；它把教外的善与恶、美与丑等量齐观，并把社会与历史的总趋势看为日益败坏，无可救药。这种对立的观念使许多善良的基督徒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对人民抱一种消极冷漠态度。汪维藩认为，这一神学体系是同我们的国情格格不入的，之所以这样，首先在于它同我们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同我们的思维模式格格不入。带着我们的文化精神，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进行神学思考，就很难把“信与不信的对立”看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唯一问题。如果像丁光训主教所说的那样以上帝之圣爱或圣爱之上帝为神学思考的出发点，就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均在爱的引领，爱的保守，爱的主宰与爱的接纳之中。
汪维藩认为，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神学体系之所以不能为基督徒所接受，还因为它和圣经启示格格不入。“信与不信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是“上帝是否只将真善美赐给他所拣选的人”的问题，也是上帝的厚恩和基督的救赎是否普及万人的问题。汪维藩指出：
把爱神与爱人分割成两件事，不仅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而且与圣经精意相违背，是宗教和灵性上的一大误区。汪维藩通过研究《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节经文的原文，认为官话和合译本中多了一个“爱”字，圣经原文应当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说，对上帝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是一个爱而不是两个爱，是一个爱的整体而不是可以分割的两半。对上帝的爱必须通过对邻舍的爱表现出来，因爱神而爱人，以爱人表达其爱神，这也就是后来使徒约翰说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一4：19-20）。
“爱神与爱人根本不是什么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的两码事。一个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舍命之爱的人，就有上帝住在他里面；又由于上帝是爱，有上帝住在里面也就是有‘上帝的爱’住在里面；一个有‘神的爱’住在里面的人，他必然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关心人的疾苦，乃至为人舍去生命。”汪维藩传统逻辑形式与某些神学范畴金陵神学志，1998，37（4）：23~30
（5）信与不信的统一
汪维藩在《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汪维藩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中国宗教，1997（2）一文中指出，曾在中国教会占主导地位的神学，是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那个体系，它表现在：把非信徒看为外人，从而自外于自己的人民；它把教外的善与恶、美与丑等量齐观，并把社会与历史的总趋势看为日益败坏，无可救药。这种对立的观念使许多善良的基督徒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对人民抱一种消极冷漠态度。汪维藩认为，这一神学体系是同我们的国情格格不入的，之所以这样，首先在于它同我们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同我们的思维模式格格不入。带着我们的文化精神，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进行神学思考，就很难把“信与不信的对立”看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唯一问题。如果像丁光训主教所说的那样以上帝之圣爱或圣爱之上帝为神学思考的出发点，就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均在爱的引领，爱的保守，爱的主宰与爱的接纳之中。
汪维藩认为，以“信与不信的对立”为轴心的神学体系之所以不能为基督徒所接受，还因为它和圣经启示格格不入。“信与不信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是“上帝是否只将真善美赐给他所拣选的人”的问题，也是上帝的厚恩和基督的救赎是否普及万人的问题。汪维藩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