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生平等（2/2）
《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作者：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 2017-04-13 10:48
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推动的城市：它一方面是一个经营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商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猪肉和柏拉图的奇怪的混合体。’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
①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
②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①海伦·莱弗克成兹·霍罗威兹：《文化与城市》（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IX－X页。
②同上，第212和31页。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Ｂ和Ｃ来决定Ｄ应为Ａ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①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①《被遗忘的人》，见艾勃特.
G.凯勒和莫里斯.
R.戴维斯编的《威廉·
G·萨姆纳文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卷，第466—496页。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①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①罗伯特·诺吉克：《谁将选择社会主义？》载《理由》杂志，
1978年5月，第22－23页。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
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系三个盛行赌博的美国城市。——译者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
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
①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①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5页。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①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①参看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1957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
①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
②
①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成功了多少？》，载《纽约书评》，1979年5月3日，第40－41页。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9版（伦敦：朗曼和格林公司，1886年），第2卷，第
332页（第9编，第6章）。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
①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
②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①海伦·莱弗克成兹·霍罗威兹：《文化与城市》（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IX－X页。
②同上，第212和31页。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Ｂ和Ｃ来决定Ｄ应为Ａ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①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①《被遗忘的人》，见艾勃特.
G.凯勒和莫里斯.
R.戴维斯编的《威廉·
G·萨姆纳文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卷，第466—496页。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①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①罗伯特·诺吉克：《谁将选择社会主义？》载《理由》杂志，
1978年5月，第22－23页。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
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系三个盛行赌博的美国城市。——译者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
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
①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①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5页。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①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①参看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1957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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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
②
①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成功了多少？》，载《纽约书评》，1979年5月3日，第40－41页。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9版（伦敦：朗曼和格林公司，1886年），第2卷，第
332页（第9编，第6章）。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