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2/2）
《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 2017-04-13 10:44
工史——《谁创立了美国?》，以及一系列为广大观众设计的幻灯片和电影。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
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
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