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2）

，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