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革命的浪漫想象（5）（2/2）

能够发动具有建设性的革命。为什么科学革命比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更为成功？科学基于新知而革命，而政治却因无知而革命。科学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盲目革命，除非获得了突破性的知识进展，使人们能够事先知道科学革命的结果（这里不包括科学被滥用的情况，那恰恰是人文问题而非科学本身的问题），而事先的知识保证了人们能够大概判断一种科学革命的可信度和好处。在政治革命上，人们缺乏关于革命后果的知识，正因为对未来无知所以勇于革命。人类对人类命运归根到底是无知的，但这并不意味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态度，而仅仅意味着审慎态度。政治革命的经验已经表明，不留余地的革命是非常危险的，政治革命不应该颠覆所有传统，而必须留出某种余地，必须使社会能够包容多种思想，而不能使社会变成由单一意识形态控制的单调社会。任何一种革命意识形态，无论所高扬的理想看上去多么美好，都会造成社会单调化而失去修复错误的余地。那种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以及群众仇恨的社会革命往往发展为破坏性的过度革命，并且留下长时间的社会后遗症，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按照群众理论，革命是非理性的集体行动。这个看法虽然大致正确，但仍有些疑问。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理性人（经济人），根据这个假设，个人理性容易实现，而集体理性却难以形成。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指出，小集体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但大集体要形成集体行动就非常困难，哪怕这一集体行动的目标是该集体中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共同利益，“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1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因为无论是谁付出了成本，集团的任何成员都能够分享到集体利益，于是大多数人按照个人理性计算都希望别人去承担全部成本，而自己选择搭便车，等着个别有献身精神的人出头去卖力冒险，而自己坐享其成。据此而论，革命这种集体行动就只有在集体非理性的情况下才可能。可问题是，人们又为什么会被革命**冲昏头脑？为什么会从理性状态陷入非理性状态？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解释（催眠理论也只是部分的解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更可能的情况是，在革命中，人们仍然是半理性的，仍然有能力进行某种利害计算，关键在于，革命将创造的新世界是不清楚的，人们在那个模糊的新世界里各自将分得多大份额的利益也是不确定的，对利益的无知恰恰是革命的一个理性条件，冒险家看到了新世界的巨大机会，群众则担心被潮流所抛弃。可见，冒险并非全然无理，尤其当人们一无所有，以至于“失去的只是锁链”，铤而走险就是造反有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