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7）（2/2）

的十八、十九这两日，到底属哪月不明确，而下文再出现有月份记载的日期已经是六月五日，因此这两日似三月、四月均可。

    而魏、刘二人一为当事人，一是魏忠贤的亲近左右，也是局中人之一。尤其是魏大中自谱成于事发仅数月后，魏忠贤倒台前不太可能流传出家门，而刘若愚书乃是成于狱中，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他参考魏大中书之可能，而在这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日期上，两人所说完全一致，故当比外人及后人根据传闻而做的记录可信度为高。《熹宗实录》虽然原缺天启四年档，但目前之本乃大部依《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所记之疏奏补成，因此其可信度亦远比谈迁书为高，故阮大铖上《惩贪疏》当以三月二十五日前为准。

    而无论此为几月事，只按自谱所说，阮大铖在傅櫆起草奏章、还未及上疏时就已辞朝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在十九日傅櫆上书发难前一天，即十八日魏大中已经升了吏垣也是肯定不错的。但问题在于魏大中是知道傅櫆准备发难的风声后，才去找**星商量对策，并因此于十八日被推升吏垣。而傅櫆发难之疏应不是当日而就，因其风声传播出去需要一定时间，且**星要让魏大中转升吏垣，前提必须是此职位处于空缺中，故傅櫆疏具、大铖离京至少是此日前。

    按阮大铖于三月十四日上任，而其上任不满一月就辞职回家这点，各书记载都相当一致，其乡人钱秉镫在《皖髯事实》中甚至说其在任只数日：“大铖到任未数日，即请终养归；以缺让魏公大中。”而崇祯元年阮大铖复官又被劾入逆案去职后，其所做诗中有一首前有云：“余自甲子春深耕鸠岭，一官再起七十日，捧檄归矣。”《咏怀堂诗集》，咏怀堂诗集外集乙部。鸠岭者，鸠岭草堂也，为阮大铖安徽家居处。夫我国之历法以元月至三月为春，四月即为夏。同时，六十卷本的《崇祯长编》中，亦云大铖上任三日即去官归家，以此数书之言，则可确知阮大铖归家之日期为甲子年春三月矣。

    而按当时他与朝中东林诸人的纷争情形及常理推断，阮大铖也确实很可能在上了《惩贪疏》后，随即辞朝离去，故其于三月底离京归家是比较合理的，也与他崇祯元年的诗中所记一致，与诸书所记之上任不满一月即辞职归家也都符合一致。要是按照刘若愚《酌中志》的三月十九日傅櫆上疏计算，阮大铖更是早在三月上旬就应已辞朝归家。

    因此无论傅櫆上书是几月，哪怕是四月，阮大铖也是在魏忠贤进香前多日就已辞朝而去，而其说在涿州与冯铨一晤即行，也就是说并未盘桓多久，且硬要说他近一月前就知道身在深宫之太监头领魏忠贤此后的日程安排，就很有点离奇了。因此指阮大铖在涿州等魏忠贤来进香而“叩马献策”，实在过于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