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3）（2/2）
《天崩地解》作者：汗青 2017-04-11 04:26
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是清初词坛“浙西派”代表，擅文擅考据，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为由未参与其事，但也是当事人之一。阎若璩则是有清一代考据大家，又目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因此朱、阎二人均无由得为阮大铖粉饰掩过。而二人均言《点将录》有阮大铖之名，此事非为孤证，又都同列“没遮拦”一号，则更非巧合，此说当属可信。
但文秉所撰的《先拔志始》中却有不同说法。他说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后又补充道：“《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在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号下为“吏科给事中刘宏化”。同时，他和顾炎武两人都说《点将录》上没有阮大铖之名，认为此纯系阮大铖捏造事实为自己辩护。
不过，纪昀等人对《点将录》作者之考辨甚为有理。自天启四年末到崇祯钦定逆案，时间跨度往长里算也不过区区五年而已，且逆案所涉者大，因此《点将录》“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在定这本书的作者罪时，肯定不会搞错，“谅非诬蔑”。文秉所说的“《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这个“旧传”才是正确的，而后来各种说法当为讹传，乃至于把《点将》、《同志》两录作者全都搞错，将崔呈秀的《同志录》说成王绍徽所造。文秉所见之《点将录》，当是后来“各以恩怨为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缠斗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后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等人被罪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杨、左、魏等人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其时阮大铖果有附魏事，则其中断不当有阮大铖之名。
又，阮大铖一心只为个“官”字，所谓“有官万事足”，若谓其能于乡里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之灵、传递之速既然一至于斯，又何至于在东林败势已成、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诸君时，居然让自己名列要被“按名黜汰”的《点将录》？更不会在崇祯初因为不明京中斗争形势而写两份疏让杨维垣择一呈之而导致自己被列入逆案，此益可证其于家设谋构陷左、魏之说不实也。
朱彝尊是清初词坛“浙西派”代表，擅文擅考据，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为由未参与其事，但也是当事人之一。阎若璩则是有清一代考据大家，又目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因此朱、阎二人均无由得为阮大铖粉饰掩过。而二人均言《点将录》有阮大铖之名，此事非为孤证，又都同列“没遮拦”一号，则更非巧合，此说当属可信。
但文秉所撰的《先拔志始》中却有不同说法。他说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后又补充道：“《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在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号下为“吏科给事中刘宏化”。同时，他和顾炎武两人都说《点将录》上没有阮大铖之名，认为此纯系阮大铖捏造事实为自己辩护。
不过，纪昀等人对《点将录》作者之考辨甚为有理。自天启四年末到崇祯钦定逆案，时间跨度往长里算也不过区区五年而已，且逆案所涉者大，因此《点将录》“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在定这本书的作者罪时，肯定不会搞错，“谅非诬蔑”。文秉所说的“《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这个“旧传”才是正确的，而后来各种说法当为讹传，乃至于把《点将》、《同志》两录作者全都搞错，将崔呈秀的《同志录》说成王绍徽所造。文秉所见之《点将录》，当是后来“各以恩怨为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缠斗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后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等人被罪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杨、左、魏等人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其时阮大铖果有附魏事，则其中断不当有阮大铖之名。
又，阮大铖一心只为个“官”字，所谓“有官万事足”，若谓其能于乡里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之灵、传递之速既然一至于斯，又何至于在东林败势已成、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诸君时，居然让自己名列要被“按名黜汰”的《点将录》？更不会在崇祯初因为不明京中斗争形势而写两份疏让杨维垣择一呈之而导致自己被列入逆案，此益可证其于家设谋构陷左、魏之说不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