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再现上海的隐微历史（1）（2/2）

个最具刺激、最可能激发好奇的地方，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探索，摄影史上的重要时期“两战之间”（between wars）的影像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都市摄影的发达与成熟。无论是巴黎、纽约、柏林，还是莫斯科、东京，都有伟大的摄影家的巨大身影。而上海作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国际城市，却没有如其他城市那样出现对于都市摄影做出重要贡献的摄影家。也许，那是由于上海这个城市还没有积聚起足够的能量以刺激摄影家的感性，激发他们的创作冲动。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更深层的文化历史原因，使得上海的摄影家们居然对于城市无动于衷？不过，这个悲观的估计，现在终于受到质疑了。最近不断进入人们视野的一个台湾摄影家拍摄于1942年到1948年间的上海影像，终于结束了我们对于中国早期都市摄影的苦涩想象。

    1939年，一个手持日本帝国护照的台湾青年，为回避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与战争阴影，由台北来到上海。这个名叫张才（1916—1994）的台湾青年，已经有在日本留学摄影的经验。1934年他赴日本短期留学，研习摄影。此时正逢日本摄影界响应欧美现代主义摄影而兴起“新兴摄影运动”。在他保留下来的照片剪贴簿里，我们发现他精心地保存了“新兴摄影运动”的健将中山岩太、植田正治等人的作品。而他在日本期间认识的如村山知义这样的日本“达达”与新戏剧运动的代表人物，肯定对于他的人生观与艺术观有深远的影响。张才的兄长张维贤是台湾的左翼戏剧家，他的思想也对张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美、日的现代主义实验与激进社会思潮，加上对于民生的本能关注，两相结合，也许形成了后来张才的摄影的根本。

    1936年从日本回台湾后，张才在台北开设了名为“影心写场”的营业照相馆，开始了自己的摄影人生。1940年，张才为避兵役充当日本侵略炮灰，来上海投奔张维贤。在上海，他为谋生做起了生意，而当他厌倦生意的无聊时，摄影使他及时地摆脱了商业带来的心烦意乱。华洋杂处的上海，成为他以摄影仔细察看的对象。

    国际都会上海与偏居一隅的台北的差距与反差，肯定给张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名为《喝茶的黄包车夫与卖茶水妇女》的照片，拍摄于今南京西路王家沙，虽然照片标题的着重点落在市民身上，然而中景挽手而来的洋人男女，其轩昂气度与从容，却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上海是谁家天下的现实。这张照片于毫不经意间定义了上海的半殖民地城市的性质。这样的视觉定性，也许非张才莫属。